爱需不需要证明（爱不需要记分板）

▍编者按

真正的亲情、友情、爱情，从来都是不计较得失的。但非常时刻、非常话语、非常做法，却会在无意之间让“爱”蒙尘。获得了博士学位和终身教职、却没能如愿组建家庭的主人公，一心想做妈妈。当领养的儿子有疾病时，朋友的热情让她多感动，父母的冷漠就让她多受伤。

但我们能就此认定朋友的爱是无条件的、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吗？编者认为不能。而现实中，很多爱，却会因此被否定、被一笔勾销，令人唏嘘。

张晋曾分享他的爱情观：“爱情是有一个银行存钱的。你吵架的时候是在花钱，闹别扭的时候是在花钱。但平时你要怎么存钱？我跟我太太也是这样。像我们单独相处出去看个电影逛个街、晚上在厨房下个面喝点酒，其实这些都是在存钱。而且我享受这种存钱的过程。不可能没矛盾，真的是有矛盾的时候，你才有钱花。”

所以，无论是亲人、友人还是爱人，相识容易相处难，如果想经受住非常时刻，还是请平时多“存钱”吧。

爱不需要记分板

| 作者 Rachel May | 编译 马修

病床上的儿子蹬了蹬腿，舒展了一下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一只手臂耷拉下来，随后又蜷缩回了胸前。

“小可怜。”我看着他，“一切都会没事的。”

为了防止光疗带来的辐射危害，他的脸上带着纸质的面罩。他扭动自己的身体时，不小心把面罩蹭歪了，接在鼻子上的输氧管也滑脱了位置。

我难以抑制地想抱抱他，但我不能这么做，现在还不行。我重新给自己的手消了消毒，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隔离箱的操作窗口，将呼吸机推回合适的位置。

我看着他，大声地读出书里的故事。先是《长发公主》，然后是《杰克与豌豆》。渐渐地，我看到床头的仪器显示他的心跳变慢了，血液中的含氧量也升高了。我深吸一口气，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给予他陪伴，告诉他我就在他的旁边。

去年夏天，在远离密歇根的北伍德镇1400英里的地方，我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呆了两个月。

那之前的春天，在我第一次见到儿子生母的时候，还曾幻想以后带着儿子和我兄弟姐妹的家庭来一次温暖的团聚，幻想我的父母能够抱抱他，给他满满的爱。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

两年前的一天，我和父母在波士顿郊区的一家餐馆用餐，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从领养中心收养一个孩子。他们坐在我的对面，紧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地戳弄着盘子里的沙拉。

爸爸摇了摇头：“你做现在这份工作才很短时间吧。”

“我准备好了，”我回答道，“而且从抚育院收养孩子是免费的。”

“你根本想象不到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情会有多难。”妈妈说。

尽管有些不情愿，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提供私人领养方面的资金支持。（在美国，Foster care（收养） 和Adoption（领养）是不同的。Foster care由政务出资补贴，但孩子的亲生父母对于将要收养孩子的父母无选择权，由政府或相关机构根据资料进行父母匹配，孩子甚至可能拥有多个收养父母；Adoption 则不同，亲生母亲可以选择领养孩子的家庭，但领养人需要以个人名义支付一定的钱财——编者注）

我迟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提议。父亲承诺，会在每一笔付款截止日期之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里。走出那家餐馆时，我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妈妈了。

儿子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很害怕，因为他是个早产儿。尽管医生说，儿子处于早产儿中的“无聊派”：除了提前两个月生产，不存在其他并发症。但显然，我的父母并不能理解这一点。

即便他再提前些时刻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我想我也不会有一丝犹豫。虽然我知道，他的生母仍拥有改变自己想法的权力，但在得知被选择的那一刻起，我已经爱上了他。儿子出生后，我连夜定了机票并租好车，从密歇根赶往他的故乡德州。

出了机场，驱车向西，穿过一片片仙人掌和长角牛点缀的田野，扑面而来的是一阵热浪。

到了医院后，我试图理解医生和护士对我说的名词：“小肠结肠炎和视网膜病变”，并不停地搜索网络上有关早产儿易感染疾病的临床研究和潜在风险。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我还见到了儿子的生母和监护她的社工。

那天晚些时候，我拿出手机，发现收件箱里躺着一封来自父母的邮件。

“领养这个孩子可能会是改变你一生的错误决定。”我父亲写道，他希望我放弃。

我的父母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孩子。他们在邮件里说这样的决定会在经济上拖垮我的生活，未来需要为孩子提供的医疗保障也会摧毁我的事业。而他们不会为任何治疗产生的经济负担提供帮助，同样也不会为我在医院照顾孩子时产生的花销出一分力。

金钱一直是父母控制我的方式，软弱的我也从未拒绝过。但这一次，我没有理会他们提供的帮助，而是专注于思考怎样才能帮助我的儿子。他需要一个爱他的人。

隔天早上，我学会了如何尴尬地透过隔离箱的手套为儿子换尿布。

中午，我接到了社工的电话。走出医院，她的车停在路旁，车灯一闪一闪的，我映在车上的影子也有些斑驳。

“你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

我的心脏不争气地跳动了起来。我摇晃着从车的缝隙中穿过，一屁股坐在了树荫里，干草扎得我大腿生疼。

“别担心，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他说他知道你详细的经济状况，认为你不适合领养。”她说。

年轻的时候，我并不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在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和终身教职之后，我开始希望能够遇见那个可以一同组建家庭的人，虽然这个人一直没有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明白，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养机构，自学各种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等待被孩子的母亲选择并匹配成功，加起来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抚养孩子也是个需求量挺大的社会职位。我希望能够与年幼的他一起奔跑，陪伴他长大成人。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隔了一天，我的父母飞来德州试图当面说服我放弃领养，但我拒绝与他们见面。“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同庆祝这个时刻，”我编辑了这样一条短信，“但如果你们不能的话，请回家吧。”他们飞回了佛罗里达，留下我一个人坚守自己的选择。

九月末，在儿子逐渐可以维持超过五天的正常饮食状态而不会引发任何呼吸困难的症状后，医生说，我们可以回家了。Kristine飞来德州，驱车20小时带着我们北上至格林湾。Wis. Elizabeth接过驾驶员的重任，完成了最后几个小时的路程，送我们回到了密歇根的马凯特镇。

几周之后，冬天来临。在北伍德，漫长的冬季从十月份左右就开始了，严寒会在十一月的山林里肆虐，直到来年的五月才离开。苏必利尔湖面上的冰则要等到六月份才消融得干净。

医生叮嘱我严格遵守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一种常见于成年人，却对婴幼儿有着极大风险的感冒病毒）的防范指南来保证儿子的安全: 不能去人群密集的地方；任何探视者需要保证自身健康并在进行肢体接触前更换特定的上衣；不能接受同龄人探视；还有一套细致到病态的专业洗手流程。

那个冬天，马凯特镇的雪有19英寸厚。但每一天，朋友们都会发信息问我需要什么，然后拎着从超市买来的巧克力蛋糕和一整袋蔬菜推门而入。

Carol会带给我拿铁咖啡，跟我聊一聊她小学里的学生，并给儿子带来印着杰克叔叔图案的大号灯笼裤睡衣。Joy 每隔几天就带着家里吃不完的东西上门，抱着我的儿子“咕咕”地逗他笑。她七岁大的女儿Claire特别想跟儿子见一面，所以我们听从了一位医生的建议：我把儿子抱到窗户边，她的女儿从外面把脸贴到窗户上，双手搭在额头上向里张望。“哦，他好可爱呀！你好呀小宝贝！”她在玻璃上呼出一片白雾。

我还在德州的时候，Norma成立了一个脸书上的群组，并在群里发送了一个任务清单，上面密密麻麻的列着可能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Elizabeth负责照顾我的宠物和整理房间，方便我们回来的时候入住。还有一位并不相熟的群友在旧货店帮儿子购物，并给我们留下了足够他一整年穿的衣服。

“谢谢你们，”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很抱歉让大家为我做这么多。”朋友们告诉我不要再说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并不欠他们什么。

时不时地，会有朋友询问有关我父母的事情。一小部分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并没有把细节告诉所有人。

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我感到一阵头晕，然后跑进厕所吐了20分钟。体力不支的我瘫倒在毡布地毯上，看着摇篮里的他左右摇摆。我盯着从瘦小条纹袜里漏出来的脚趾，愣愣地出神。

过了一会，我爬起来，磕磕绊绊地走下楼梯，一只手搭着扶手，把头靠在长椅上给他喂奶。每一次挪动身体，我的头就像要裂开一样疼痛。我刚从长椅上坐下，又不得不起身急匆匆地跑回楼上，把儿子放回他的摇篮椅，系好安全带，再次冲进厕所吐了起来。

我感觉自己要撑不住了，于是给Joy打了电话。

“我在厕所的地板上！”我喊道，“我动不了了！”

我的头太晕了，晕到我不敢抱起我的孩子。我默默数着时间，离下一次给他喂奶还有两个小时，心里不停盘算到时该怎么下楼。

“你等着，我马上就到。”说完，Joy挂断了电话。

十分钟后，我听到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Joy在厨房里洗手、水流的刷刷声。她带上了面罩，我抱着儿子摇摇晃晃地下了楼。她从我手里接过儿子，坐到了沙发上，而我则一头栽倒在床上晕了过去。当我几个小时后醒过来的时候，Joy还在坐在沙发上，儿子在她怀里安详地睡着觉。

我们是幸运的。儿子并未因为这次经历感染任何疾病，我也开始意识到我们并不曾孤单。

从德州回来之后，妈妈零零散散地给我发过一些简短的消息。她从未以任何形式道歉过，爸爸也从来没有联系过我。院子里的雪堆积得太高了，我不得不请专门的卡车清理掉他们。我感到有些悲伤，自己似乎失去了家人。不过失去他们，也意味着失去那些诸如“你还不够优秀”、“配不上我们送你的礼物”和“你注定要失败”的话语。

Stacey是曾去德州探望我们的两位朋友之一。她从密歇根开车到德州，陪我在呼吸科重症监护室呆了三天。

“爱不需要记分板。”她告诉我，“那不是我站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这儿只是因为我想这么做。”

/ 文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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