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片烤红薯正宗做法(舌尖上的乡愁地瓜的味道)
文/刘长军
秋风送爽,天高云淡。谷子、高粱、大豆、玉米等农作物,人们都已收获完毕,唯有地瓜,还任其在地里生长着,为的是让它多长一点个头,多增一点糖分。
雪打高山霜打洼。当山坳里的地瓜秧被霜打蔫之后,人们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赶在上冻之前,把地瓜从地里刨出来,切成片,晒干,收回家储存起来。
地瓜干是人们未来一年最主要的口粮。小麦、玉米等谷物产量很低,人们只能靠高产的地瓜养活自己。刨地瓜的时候,男女老少会齐出动。
男人们割瓜秧、刨地瓜,女人和老人小孩们抹地瓜泥、摘地瓜、把地瓜拾成堆,为分地瓜做准备,一片忙碌景象。
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欢声笑语不断。笑声最爽朗的,当属大姑娘小媳妇们,她们干着活,会无缘无故地爆发出一阵阵的欢笑声。
妹妹弟弟们则有口福,他们吃了地瓜后,脸上很快就有了肉,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地瓜膘。这是一年当中他们的脸上最好看的时候。
我虽然不大喜欢吃地瓜,但我喜欢吃地瓜油。煮地瓜的时候,水分蒸发后锅底会有少量糊状物,酷似蜂蜜,人们叫作地瓜油。
不是锅锅有,水多了不成油,无水则煳锅,只有恰到好处才有地瓜油。发现锅里有地瓜油,我会用锅铲铲起来吃。味道甜甘甘的,且带有浓重的地瓜味,可以聊补无糖吃的缺憾。
吃不完的熟地瓜,母亲会把它切成块或片,有的晾晒在筐子里,有的用麻线串起来,晾在屋檐下。不等晒干,就被我和妹妹弟弟们吃光了。
其实,熟地瓜干半干的时候最好吃,既好咬,又筋道,还带着淡淡的甜味。干透了就咬不动了,只能放到火里烧软后再吃。
有的生产队为了增加收入,会设立粉房,把淀粉多的地瓜留出一部分,制取淀粉,做成粉皮和粉条出售。
地瓜粉皮或粉条晶莹透亮,又脆又硬,放到滚烫的白菜锅里,立时变软变滑,吃的时候很难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自然感觉柔韧润滑。如果佐熬小鸡或猪肉,更是美不可言。
趁着有鲜地瓜,村子里有些人家,会把地瓜剁碎,用石磨磨成糊摊煎饼。
看到人家吃地瓜煎饼,我馋得垂涎三尺,便缠着母亲也摊地瓜煎饼。
母亲说:“光坡里的活都忙不过来了,哪有空摊。”
我说:“人家怎么吃地瓜煎饼呢。”
母亲说:“人家劳力多,有人推磨。”
尽管年龄小,我也知道,摊地瓜煎饼最费劲的是把地瓜磨成糊。鲜地瓜本身水分大,磨的时候只能加少量的水。若水加多了,磨出来的不是糊而是汁,无法用来摊煎饼。
为了能吃上一顿地瓜煎饼,我向母亲许诺:不仅帮着推磨,剁地瓜的活我也包了。母亲这才答应了。
吃过晚饭,在月光下,我把地瓜洗净,几个地瓜为一组,放在案板上剁碎。不大功夫,我就手软胳膊酸。右手累了,我就换到左手,轮番倒换。
望着满满一大盆洗好的地瓜,我既发愁又后悔。为了能够吃上一顿地瓜煎饼,我必须咬牙坚持。刀剁案板响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
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我就被母亲叫起来推磨。母亲负责掌勺,就是不断地把地瓜碎舀到磨眼里。我只管用两手抱着磨棍,打着呵欠闭着眼用力往前推。
鲜地瓜可能是最难磨的东西之一了,放多了会堵了磨眼,光打滑,不下糊,又不能用水冲,只能把石磨掀开,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母亲身体羸弱,掀不动石磨,就让我同她掀。我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把磨棍放在肩膀上,两人合力,才能把石磨的上片勉强抬起来,垫上木块,掏净里面的地瓜碎,然后再接着推。
因为起得太早了,我还没有从睡梦中真正醒来,推着推着就会重返梦乡,磨棍就会掉到磨盘上,沾上许多地瓜糊,不得不用手揩去,再套上磨棍继续推。即使母亲不数落,自己的心里也烦透了。
没有睡意的时候,我推着磨,心里很不平衡,妹妹弟弟们还在睡大觉,我却在吃苦受累推大磨,摊了煎饼他们照样吃,老大太亏了。
要不就思考一些其它方面的问题,诸如:驴拉磨怎么都戴着捂眼子,把驴的眼捂起来,不知是防驴偷吃东西,还是怕驴转晕了。
地面硬还是鞋底硬,怎么各家各户的磨道,都比地面低一块。喇叭匣子里广播,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怎能答应。我长大后一定要去当兵,参加解放宝岛台湾的战斗……
推磨的时候胡思乱想,是忘却时长、减缓疲劳的很好方式。
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勺地瓜碎磨完。
母亲支好鏊子,点着火,用油沓子(油擦)反复擦鏊子,叫作炼鏊子。炼好了鏊子煎饼才好揭。油沓子上抹的不是油,而是父亲从油坊淘来的油渣滓。食用油奇缺,哪里有油炼鏊子。
我在一旁帮着母亲烧火,其实是在等着吃煎饼。
摊煎饼的技巧很难掌握,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有的人摊煎饼,一辈子也摊不好,不是品相不好,就是不好吃。
许多人家,闺女很小的时候,就让她学习摊煎饼,为的是将来能够找个好婆家。
母亲把鏊子烧热,用木勺把地瓜糊舀到鏊子的顶部,接着用煎饼筢子把地瓜糊均匀地抹到鏊面上,再用力把地瓜糊抹实抹平,一个煎饼就这样成了。
第一个煎饼叫“头鏊子”。因为用油渣滓擦过鏊子,煎饼上有油性味并且满是黑斑,以前的“头鏊子”都是母亲吃了。
当母亲把第一个地瓜煎饼从鏊子上揭下来的时候,我没管是不是“头鏊子”,就把它叠巴了叠巴,放到嘴里吃了起来。我竟然没有吃出油性味。只觉酥脆、软糯、香甜。
随着鏊子烧匀烧热,母亲摊煎饼的水平也逐渐显现出来,摊出来的地瓜煎饼——色如琥珀,薄如蝉翼,香甜四溢。
母亲一边摊,我一边吃。酥脆与软糯、味道与口感的美妙结合,我从热鏊子上揭下来的地瓜煎饼上得到了完美的体验。母亲摊煎饼的速度,竟然没有我吃得速度快。
我在心里直呼:地瓜煎饼太好吃了。
我一连吃了四五个。母亲怕我撑着,对我说:“别吃了,放学回来再吃吧。”
我只好作罢。放学回来我又吃了五六个,算上上学前吃的,总数超过了两位数,与我的年龄相同。这顿饭吃的,在我的吃饭史上,饭量空前绝后。
地瓜煎饼磨糊太费事,也受季节的限制,不能常吃,当作主食的是用地瓜干面烙的煎饼。
地瓜面煎饼,烙制方法很奇特。
地瓜干需先用碾压成小块,用石磨磨成粉,再用水合成面团发酵后就可以用来烙煎饼。
鏊子烧热后,用两手抱着面团,把面团在鏊子上滚一圈,粘在鏊子上的地瓜面即成煎饼。人们把这种煎饼叫作滚煎饼。人们忌讳“滚”字,于是也称作摁煎饼。
滚煎饼表面呈网状,像纱布,吃起来松脆,有着淡淡地甜味。
这种煎饼的最大特点是省事、省柴、高效。
人们上学、外出干活,带的饭都是滚煎饼,别无二样,只是煎饼“滚”的孬好有差异。人们一同上学,一起劳动,吃同一种饭,心理自然很平衡。
我早晨起来,不管是上学还是干活,第一件事就是睡眼惺忪地摸一个地瓜面煎饼,边吃边走。如果不吃这个煎饼,早晨的课或早上的活,肯定撑不下来。
为了调节生活,人们有时也会用地瓜面蒸垛瘩(窝头)。发酵了的叫酸垛瘩,味道酸香,口感松软;没有发酵的,叫甜垛瘩,吃起来感觉既死又硬,甜蜜兮的。有的人戏称:甜垛瘩填上炸药,装到小钢炮上,打出去也不“散板”。
地瓜面窝头的熟化过程非常奇妙,在蒸汽的作用下,窝头的颜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灰白色变成了黑色,而且黑如炭块,表层放着亮光,堪称白变黑的典范。
如果有闲,人们会把地瓜面用开水烫一下,以增强粘度,用来包大包子。馅多种多样,有白菜萝卜的,有扁梅豆干的,有地瓜皮(地木耳)的,有萝卜干的。
我最喜欢吃扁梅豆干馅和地瓜皮馅的。
扁梅豆干喜欢猪油,没有油不好吃,只要吃这种馅的大包子,母亲必定会放上猪油。里面的肉渣滓,奇香无比。
当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我会在第一时间抓起一个包子,一边啃,一边把包子在手里倒来倒去。
真是一个“烫手”的包子,一口不能啃许多,否则会烫着舌头;必须不停地倒手,否则手会受不了。
地瓜皮需在雪后或雨后到山坡上捡拾,捡回来后还需择去草屑和砂粒,比较麻烦,所以母亲做馅比较用心,蒸出来的包子当然非常好吃。这种包子皮和馅都是黑色的,是名副其实的黑色食品。
萝卜干馅的也很好吃,没有了鲜萝卜的辣味,多了萝卜的香气,添了韧性的口感,与地瓜面的味道融为一体,不仅满足了舌尖上的欲望,还能使肠胃通透。
雨天或雪天,不用到生产队劳动,人们称为“闲闲日子”。
为了节约口粮,也为了调节饭食,母亲不滚煎饼,也不蒸窝头,而是把地瓜干洗净,整片放进锅里,抓上几把玉米仁,再放上少许豇豆,煮熟了当饭吃。这种饭叫瓜干饭,口感软糯,味道甘甜。
我盛饭的时候,总是用勺子翻找胀鼓鼓的豇豆。
母亲看见了就会说:“别乱翻,把地瓜干翻烂了。”
其实,地瓜最好吃的做法是烧着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地瓜埋在鏊子窝(摊煎饼的柴灰)里。早上埋上,中午上学或干活回来,地瓜已经煨熟了,热乎乎的正好吃。
地瓜干不光能填饱人们的肚子,还能用来交换东西。
村子里经常听到“换大米”的吆喝声。“换大米”’完整的意思是用地瓜干换大米。大米是稀罕物,许多人家就用地瓜干换一点大米,尝尝大米的味道。
可能因为白酒是用地瓜干酿造的缘故吧,人们也能用地瓜干兑换白酒。
父亲爱喝酒。母亲看到酒不多了,就用荆条编的筐装上地瓜干,让我挎着到供销社去换酒。每斤白酒另外再贴两毛多钱。
我对换酒比较抵触。酒齁辣齁辣的,有什么好喝的。有一次我壮着胆子跟父亲算了一笔账:一斤地瓜干多少钱,一斤酒贴多少钱,你每天喝多少酒划多少钱。
父亲听后把脸一沉,大声呵斥道:“滚了一边去,我又没喝你挣得。”
我这是自讨没味。胳膊拗不过大腿,我只能保持沉默。这点地瓜干,跟“五花马、千金裘”相比,差远了。
父亲没了酒,我仍旧得用筐挎着地瓜干,带着大大小小的酒瓶子,到供销社的门市部,把白生生的地瓜干,换成纯净透明、香气浓郁的白酒。
每天晚饭,不管有没有菜,父亲总要喝一壶白酒。我不会喝酒,我不知道,父亲喝的瓜干酒,有没有地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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