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怎么成功的(12位大咖评柳宗元)
唐代的古文运动,并非创始于韩愈、柳宗元,却完成于韩、柳之手。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一向是各代评论、仿效的焦点;然而,关于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后世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
柳宗元参与“永贞新政”,而且统合儒释,历代据此讥评者众。
整体来说,后人大多“尊韩抑柳”,认为柳宗元的思想不完全合乎正统的儒家之道,且曾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失节”。
换句话说,后世以“儒家正统”自居者,皆不能容忍柳宗元“羽翼夫道”的态度。
柳宗元画像
宋代5位“大咖”的评价宋祁在《新唐书》中讥讽柳宗元:
“宗元等桡节从之……故贤者疾,不肖者娼……”
可见,宋祁的批评甚为苛刻,他以王叔文为沾沾小人,柳宗元等党人则趁顺宗病昏,窃取权柄,因此“一偾而不复,宜哉!”
欧阳修则在《集古录》中说:
“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
欧阳修还嫌不过瘾,他又补充道:
“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
欧阳修斥责柳宗元信佛,和韩愈“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因此,他认为世人不该将柳宗元与韩愈并称。
欧阳修剧照
苏轼虽爱柳宗元之文,对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观点却不赞同。他在《与江惇礼秀才》中说:
“柳子之学……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
苏东坡认为柳宗元“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是一大谬误。而且他对柳宗元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四维论》等,评价亦不高。
范仲淹在《述梦诗序》中,对柳宗元的文章,则予以肯定:
“览数君子之述作,而礼意精密……”
范仲淹就党事剖析,肯定王叔文等人谋国之忠,认为柳宗元之作“涉道非浅”。
范仲淹剧照
但凡是这种批评的场合,一定少不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他非之:
“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朱熹之论,明显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则。柳宗元统合儒释,故朱熹认为其“不甚醇正”。
总观上述诸家之说,宋代人对柳宗元的评价,仍不脱以柳宗元的思想、政治立场为焦点;各人由于立场、观点、知识及掌握史实的深度不同,评价亦出现分歧。
柳宗元《江雪》
后世7位“大咖”的评价金人对于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亦有评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中说:
“柳子厚附丽小人以得罪天子……其起废之说,悲鸣可怜。”
又说: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无聊,不胜愤激……《黔驴》等说,亦不足观。”
王若虚责备柳宗元亲附小人,被贬谪后又毫无责己、反省之意,反而弄翰自托,颇有刺讥怨怼之意,深不可取。对于柳宗元的作品,王若虚亦以为“不足观”、“徒费雕镌,不作可也”,可见批评之严厉、嘲笑之真切。
有没有中立者?态度较中肯者如元代刘谧,他在《三教平心论》中评价道:
“韩则诋佛,柳则学佛……然儒家不满于子厚者,以其失节于王叔文耳……其安恬处顺,亦可见矣。”
刘谧认为柳宗元固失节于王叔文,但探究柳的用心,是以人民为念,而非贪图荣华富贵。况且,柳遭贬谪后又能“安恬处顺”,故对柳宗元颇有赞赏之意。
柳宗元雕像
到了明代,以政治立场评价柳文者也有不少,他们对柳宗元皆有所訾议。
李时勉认为:文章的评价高低,与文人的德行成“正相关”。他说:
“扬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
刘定之也说:
“以文言,柳差肩于韩……文虽美,而若斯过恶,固非可湔涤者也。”
刘定之对柳宗元参与王叔文党一事,甚不谅解。他认为柳宗元《河间》之作诋毁宪宗,能获赦是大幸;柳的行为不可取,可取者“惟称其文而已”。可见,他对柳宗元的偏见,实在是深。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针对韩愈和柳宗元作了深刻的评述:
“韩于书无所不读……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为文……其平生所读书,止为作文用耳。”
“故韩文无一字陈言,而柳文多有摹拟之迹。”
“韩文如大将指挥,堂堂正正……柳则偏裨锐师,骁勇突击……”
茅坤认为柳宗元无法与韩愈媲美,其思想不如韩愈,文章亦多有模仿之处,风格上与韩愈之“堂堂正正”亦有差别。茅坤之见,一针见血,却也对柳宗元评论失之偏颇。
韩愈画像
清人大致上仍是“尊韩抑柳”为多。不过,对于柳宗元参与王叔文党一事,他们有不同于前朝的看法,评说也较为公允。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至此哉!”
王夫之为柳宗元在历史上的污名,作出了分辩:柳宗元等人所行新政,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至于柳宗元等人阴谋逆图之说,并非事实,他们所为亦属人臣分内之事;只不过,这些改革者犯了“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之失,而且“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这也是其失败之主因。
所以,王夫之惋惜地说道:
“(柳宗元)其愚亦可哀也矣!”
王鸣盛也为柳宗元作出辩解:
“其用心则忠,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
可以说,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对于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改革,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柳宗元雕像
玲珑说“永贞新政”既然是柳宗元受诋毁之源,其真相仍然需要深探。
无论如何,柳宗元在新政中,一切以利安元元为务,其所为或过于躁进,然不应据此就判他为奸佞小人,也不应抹煞新政中有益于人民的善政。
韩愈“以道自任”,柳宗元“羽翼夫道”,这也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实不应以狭隘的观念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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