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里有提到周作人吗（在鲁迅忌日做件小事）

昨天是鲁迅的忌日。总觉得应当写点什么，但又不知道应当写点什么。

办公室终究不能静下来写东西，于是拿上了电脑，水，去自习室。

自习室是学校里唯一可以让人想到诗和远方的地方，这里视野广大，窗明几净，很适合安静地阅读、学习和写作。

今天这里照例很清爽。只有几个学生和实习教师模样的人。

然后，渐渐地，侧后方开始聒噪起来。本来，自习室里遇见相熟的人，压低声音说几句话，是很自然的；或者在确认自习室里没有其他人正在使用的时候，以正常音量聊上几句，问题也不大。

但这几位同学声音越来越大，内容涉及我所不懂的理科竞赛题目和听起来很奇怪的实验器材。我回过头，发现这几个男孩容色愉悦，有坐有立甚至有卧——他也许是聊得太开心了，躺在了窗台上，摆弄着窗帘的拉绳。（他和我女儿法图麦有共通的爱好）

于是陷入了思想斗争。我向来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一个极易惹麻烦和得罪人的存在——这一点我深有自知之明。周遭的环境中，多的是善良的人、宽容的人、逆来顺受的人、八面玲珑的人。我想，他们大概是轻易不会训斥别人的；遇到类似情境，他们往往要么会抱起书本离开，要么会戴上耳机，要么偷偷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先出手，好让他们零成本地解决麻烦。

要不，算了吧。

然而，不过几分钟的功夫，他们聊天的内容变了，变成了去哪个城市可以顺利地撩妹（大概如此，如有错漏也说不定）。而且——是不是心理作用呢——音量还变大了。

一般这种时候，我的行为就不需要通过大脑了。

我转过身，对他们说了几句话——

第一，请你们讨论问题注意音量，会影响到别人；

第二，这里是自习室，请你们注意说话的场合；

第三，——这大概是最讨厌的一句——明白了吗？

最后一句大概是职业病，同时也因为他们全程一脸懵逼，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可见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如此的高谈阔论已经进行了一些次，而且无人教育或制止。

从谈话的内容和精神面貌上看，他们应该是学校力图培养的精英人才。以前我遇上过乘坐电梯并且不听老师劝阻的（学校规定只有教职工可以乘坐电梯），也是这类精英人才。

我们现在的教育很有趣，似乎学生有了成绩或特长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松口气，别让孩子那么累，术业有专攻嘛。

然而，高智商的人、有能力的人，本领大的人，难道不是更应该不放松其他方面的教育吗？

礼貌，品德，素养，共情……这些东西跟不上，如此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岂不危险？

所以，我必须教育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这几个孩子安静下来了。不论他们心底里是咒骂还是蔑视还是暗暗惊诧这个头发乱蓬蓬的穿着鲁迅同款毛衣的女老师是什么来路，竟然会大声数落我们——要知道我们可是连竞赛老师和年级主任都要敬三分的呀！不论他们是否认同我的逻辑，他们至少会意识到——在自习室这样的公共场合，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也许会带来麻烦，会有讨厌的老师出来说奇怪的话。

这就够了。

所以，他们安静了。他们安静了整个自习室就安静了。

在鲁迅的忌日，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好开心。

鲁迅曾承认他对青年们的感情，是母性的。我想，母性里面，一定有教育、引导、挽救的含义吧？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话的年纪，比鲁迅又老得多了。

当然，这只是不懂事、需要被教育的青年。

至于那些恶人、小人、损害着他人的人，鲁迅另有态度。

而且直到病体支离大限将至之际，他仍然是这个态度——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