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去世后，蒋介石骂他“罪人”，毛泽东：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政坛上，曾有过吴蔡张李“四大元老”的说法。吴即吴稚晖，蔡即蔡元培，张即张静江，李即李石曾。

蔡元培，字鹤卿，浙江山阴人。1868年1月出生，1890年中进士，后进翰林院授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回乡从事新式教育，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蔡元培曾于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曾连任国民党中监委，出任过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务。

国民党一向把蔡元培列为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监委紧急会议的出席人，并称蔡元培是联合呼吁蒋介石“清党”的四大元老之一。

但事实是蔡元培和张静江两人并未出席这个会议。恰恰相反，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蔡元培立即成为国民党元老中阻止屠杀者和奋力营救者，曾先后保释陆汉章、史良、郑观松、徐昌期等人出狱，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绝对禁止乱捕滥杀，从而赢得了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尊重。

1928年8月，蔡元培坚决辞去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离开南京，定居上海。在该院工作期间，蔡元培接纳了大批纯正和有进步作为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

为了借助蔡元培的崇高声望，蒋介石在蒋桂矛盾激化时，请出他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四人担当李济深去南京调停的保证人，但又背信弃义将李扣押在汤山。

李济深回忆道：“当时四位保证人和蒋介石争得很厉害。有人说，他们四个人是和蒋介石勾结起来的，我想不会，蔡元培是个好人，他是不会这样的。”据黄绍竑回忆：蔡在蒋扣押李济深后大为后悔，我推测他是被另外三个老头生拉活扯才勉强跟着走的。

事实上，蔡元培从三十年代初起已和另外三人在政治上没有了共同语言。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他坚定地为正义进步事业奋斗。他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将罗隆基等保释出狱，他联合知名人士致电何健，努力营救杨开慧；又受鲁迅之托，将以“组织共产党”罪名被关押的许钦文从军队监狱里救出。

1932年夏天，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开始筹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为被捕的牛兰夫妇及陈独秀多方组织营救。12月17日，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同盟的主要工作，就是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除了继续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外，还营救过在北平被捕的候外庐、马哲民等进步教授及学生，营救过在上海被捕的廖承志、罗登贤、陈赓、陈藻英、余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事业，激起南京当局的恐慌。1933年6月18日，特务奉命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意在向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

蔡元培闻讯恸哭而毫无畏惧，亲自为杨杏佛主办一切丧事，又先后为营救李少石、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力。

对于遭受反动文化围剿的鲁迅先生，蔡元培更是关怀备至。四一二后，鲁迅从广州流亡到上海，蔡元培聘其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使他有固定的生活收入，之后又邀请他一起参加同盟的工作。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蔡元培和宋庆龄等顶住南京当局的高压，组织治丧委员会，主持丧葬。在声势浩大的出殡仪式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亲自为鲁迅执绋，又在墓地致悼词。随后，作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他对《鲁迅全集》的出版作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名义上依旧担任国民党中监委的蔡元培，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193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他和陶行知、李公仆、陈望道、叶恭绰等100多人发起纪念会，公开发表了《缘起》。这一天，以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为宗旨的科学社会主义讲座在上海青年会开幕，蔡元培主讲了第一讲，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蔡元培携全家出走，欲转到香港去重庆参加抗战，因病情加重，不得不留在香港诊治，后来又转居九龙静养。第二年春天，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太平山下花园道旁的圣约翰大教堂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带病出席，为展览会致开幕辞，呼吁人人在全民抗战中担戴任务。

1939年，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他被推为名誉主席。这年五月，长女蔡威廉的去世让他悲痛欲绝，到年底蔡元培已卧床难起，他仍特地用《满江红》词牌为该会撰写了一首会歌。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蔡元培干了很多事，除了专注学术，他为劝阻南京国民党当局滥杀行为，曾专门撰文劝告国民党当局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

他营救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蔡元培先生举殡之日，香港的许多学校和商店都降半旗，自发前来的民众多达5000余人，这在被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了一百年的香港，是极其罕见的。

全国各地和香港民众对蔡元培先生的公祭活动，成了中华民族誓抗顽日之示威。

蔡元培先生最后被安葬在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年年清明，前往祭扫者络绎不绝。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蔡元培和蒋介石愈行愈远，坚定地追求进步思想和正义事业，因此为蒋所不容，被他认为是“罪人”。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蔡元培：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

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蔡元培先生去世的噩耗传至内地，举国同悼。

毛泽东在唁电中赞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撰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1982年10月5日，蔡元培铜像落成仪式在北大未名湖畔举行。

1992年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为蔡元培先生矗立了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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