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为什么只考四书五经（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

大家都知道，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同时科举考试的考试主要内容也是四书五经。

那么，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在复习科举的时候，应该重点抓哪些书呢？或者说在科举考试中，到底是四书重要，还是五经更重要一点呢？

四书远大于五经

大部分人觉得四书和五经地位应该是相等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

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其实在《明史》和《清史稿》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明朝科举的主要内容是“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选举志》”

清朝科举的主要内容则是“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清史稿》”

两段都提到的四子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书，也就是说，明清两朝的出题范围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始终是在四书五经之中出题。

但实际上五经的地位远远低于四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对于这些应试经义的规定是，“士子各占一经”应试的士子只需要专精一经即可，这叫做“专经”，说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考的仅仅是四书一经而已。

而且，就这一经，还有很多水分。乾隆五十七年，礼部尚书建议考校《春秋》时，改变以往使用胡安国的注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国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胡安国这个版本能够用来出题的仅仅数十处，考生不需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出题之处即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这几年艺考生尤其编导专业，凡是提及怎么看待《红高粱》，总是众口一词，负责考试的老师打断考生熟练的背诵简单提问，“你别背了，《红高粱》的导演是哪位？属于第几代导演？”此时原本侃侃而谈的考生登时哑口无言。其实这位考生并没有看过《红高粱》，只是熟背了有关《红高粱》的相关问题而已。

即使胡安国的注解的《春秋》本需要研究的地方很少，但在具体的考试时，选择考《春秋》和《礼记》的考生还是少之又少，以至于《春秋》和《礼记》被称为“孤经”。毕竟相较于其他三本，这两本的难度还是太高了。

总之，最终对于五经文的考察就渐渐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这种重四书轻五经的风气渐渐流行起来，甚至由潜规则变成了明晃晃的政令，顺治年间，御史赵祥星请钦定第一场的四书和五经的题目，礼部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最终，顺治帝却颁布诏令，“第一场四书题目，候朕颁布”

从此之后成为定律，四书题由皇帝亲自颁布，而五经题则由主考官自行出题。

乾隆也曾经直言“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

总之，自从考官和士子都揣摩上意，感受到了大清重四书轻五经之后，五经和四书的地位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原本对四书和五经的考教都在第一场考试，但等到乾隆年间，五经甚至跌出了首场考试，转为第二场考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地展现了五经地位之底下。

为什么四书重于五经呢？

晚清大儒陈澧曾经解释过为什么朝廷认为四书比五经更重要，“以尊朱子故也”

显然，这事和朱熹有关。

要想弄清楚个中关系，关键还得先弄清楚四书五经是怎么来的。

五经的成书远远早于四书，在孔子游学的过程中，他老人家发现有六本书写得非常好，于是在进行删改整理之后拿来讲课，这六本孔子亲手编辑的书有一本不幸失传，于是只剩下了五本，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经。这五本书虽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但却是孔子亲手整理而成。

四书则是孔子之后产生的，其中，《大学》是曾子所做、《中庸》是子思所写、《孟子》则是孟子和他的弟子所写，还有一部记载孔子话语的《论语》。

汉代的儒生认为，五经是孔子亲自整理，其中蕴含了孔子真意，是最纯正的儒家经典，而四书相对而言并不正经。

于是，等到汉朝独尊儒术的时候，就规定每个儒生都要学习五经，四书并不重要。

那么四书是什么时候打了翻身仗呢？

想一下前面陈澧的话。

没错，四书地位提高就是在唐宋之际。但要指出的是，四书地位的提高，并非是朱熹的一人之力。而是唐宋之际大批儒家学者发力的结果。

汉朝时儒家独尊，这种局面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改变了，内生的道家，外化的佛学，都对儒家的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儒家早就被推下了独尊的宝座。

这么一来，儒家的学者自然要奋起反击，唐代的韩愈不就以排佛斥道闻名吗？

汉朝之时儒家为什么能成为官方认定的唯一学派？

原因很简单，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的理论，提倡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些都能够有效的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因此，也就必然被选择为地主阶级的官方思想。

如今，儒学受到佛学和道学的冲击，想要统治者再次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思想，恢复儒学荣光，就要发展儒学本身，更加的和统治者的需求相适应。

唐宋之际的儒学大家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提高四书的地位从而指出一套儒学新的理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朱熹对四书做了批注，在批注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本书叫做《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喊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让皇帝非常满意，朱元璋的反应就非常直白，出题需从四书五经之中而来，但考生的答案必须从《四书章句集注》中来，其目的昭然若揭。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从朱熹抛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之后，儒学的发展就走向了某种可悲的结局。不停地为了迎合统治而阉割自我曾经的学术成果，最终将道德人伦推向极致，反而成为了压制人性，迎合封建统治的工具，其中对于女子的压迫尤为惨烈。

小结

因此，科举考试中，四书地位远远大于五经的原因就在于此，四书所代表的的是被朱熹等宋儒改良之后更加适应封建统治的宋儒学，而五经更多的代表被佛道两家冲击的汉儒学。

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更加垂青于宋儒学，因此，在皇帝的示意和推动之下，四书的地位从宋至清始终水涨船高。等到清朝甚至不屑与五经在同一场中进行考校。

无论从儒学还是从科举的角度来说，四书五经地位沉浮的历程，都值得我们为之思考。譬如说，学术活动中，政治的领导究竟应该处于一种怎么的状态？又要通过建设什么样的制度来达成这种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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