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基本内容及感想(史记学的形成和流变)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基本内容及感想(史记学的形成和流变)(1)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自问世以来,历代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写下许多很有价值的专著,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学,自汉至清,由于各个朝代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史记》的研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汉魏六朝时期

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传播和史记学初步形成时期。司马迁写成《史记》后,曾表示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这表明当时《史记》有司马迁手定的正副两本,司马迁去世后,一直到汉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将《史记》公诸于世,但当时朝廷控制很严,连封国诸王也不易获得此书。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由于《史记》中有一些触犯时忌之作,直到东汉前期,《史记》仍然是有限制地在统治阶级上层流行,由于卷帙巨大,再加上个人需要不同,所以当时《史记》经常是单卷别行,《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光武帝赐窦融择抄“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这是见于记载的《史记》单卷别行的开始,《后汉书·循吏传》记载东汉明帝时赐王景《河渠书》,是这种作法的延续,这也是后来《史记》篇章散乱缺失的一个原因。

《史记》在民间也有流传,据史料记载,西汉末,《史记》的零章残句已传播到边郡,东汉初,在洛阳的书店中有《史记》出售,到东汉末、魏晋时期,《史记》流传渐广,士大夫家多有其书,但其地位不如《汉书》,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讲“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史记》完成之时,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此时各种异端思想销声匿迹,汉初那种比较自由的学术气氛荡然无存,《史记》在正统思想家眼里,也成了离经叛道之作。虽然《史记》的体例和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受到人们的推崇,但他的一些历史观点却不能在正宗思想中得到地位,班固在其《典引》中指责《史记》“微文讥刺,贬损当世”,东汉王允更指责《史记》为“谤书”,感慨“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史记》的普遍看法。这也是《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位不及《汉书》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汉代大赋流行,当时的文人学士,喜欢华丽工整的辞赋骈文,而《史记》则是自由平易,参差不齐的散体长短句,《史记》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当时文化氛围中的命运。尽管《史记》在两汉受到限制,但自其问世以来,还是立即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刘向在其书录各序中开始引用《史记》原文,桓宽《盐铁论》也节括引用《史记》原文。高诱在注《吕氏春秋》和《战国策》时也引用《史记》,汉代还出现了续补《史记》的高潮,续补《史记》之作有以褚少孙、冯商等为代表的十几家,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人们对《史记》的重视,同时也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最早对《史记》进行评论的是扬雄的《法言》,提出了《史记》是“实录”,司马迁“爱奇”等观点。这些观点为班固所继承.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渭之实录”,此后逐渐形成了史记学史上影响很大的“实录说”。“良史之才”和“实录”也成为后代对史家及史书的极高褒奖。班氏父子还总结了《史记》的编纂体例,肯定其开创纪传史体之功。而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史学思想的评论,即“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也成为对后代《史记》史学思想评论影响最大的观点,制约并影响着历代文人对《史记》的研究和评价,成为封建社会《史记》史学思想研究的主线,祖述班固观点也好,为司马迁辩护也好,都是围绕这个观点争论不休,其评论也成了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影响了对《史记》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张辅将《史记》与《汉书》进行比较,提出因“文字繁省不同”而谓“班劣于马”的著名议论,傅玄、袁宏也将《史记》、《汉书》进行比较,开后代班马异同研究的先河。这一时期,《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已有学者开始提及,班彪称赞《史记》“文质相称”,班固说司马迁“辨知,达,溢于文辞”,认为西汉“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文心雕龙》中也提到司马迁,但说的是他的《悲士不遇赋》,真正从文学角度欣赏研究《史记》,是到唐代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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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史记》注本只有后汉延笃的《史记音义》一卷,无名氏的《史记音隐》五卷。今均已失传,《后汉书·延笃传》没提到有《史记音义》之作,只是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柳宗元《龙城录》称汉末大儒张昶撰《龙山史记注》,也未见传本。

魏晋时期,强大的思想潮流冲击着儒家的传统思想,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思想有了新的特色,西晋秘书监苟勖《中经新簿》把史学从经学的附庸中划分出来,史学在学术领域内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东晋著作郎李充《晋元帝书目》又把史部提升到仅次于经学的地位。人们对史学认识的提高,也使《史记》的身价得到相应的提高,学者们开始仔细研读《史记》。魏晋南北朝又是汉语由上古时期到中古时期发展的重要转变阶段,语音和词汇都有较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音义之学大兴,给古书注音释义的“音义”体例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是史注兴起开拓的时期,史注体例已经音义、补遗二体兼备。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说:“逮至晋末,有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宋外兵参军裴骃又取经传训释作《集解》,合为八十卷。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作《音义》三卷,音则微殊,义乃更略。而后其学中废。”可见本时期的《史记》注有三家:梁邹诞生《史记音义》,徐广的《史记音义》;裴骃的《史记集解》。其中又以徐广、裴骃注更为重要,二者前后相承,关系很密切。

徐广,字野民,《隋书·经籍志》记载因避隋炀帝讳,称徐野民。《史记音义》十二卷,徐书已失传,所以只能根据《史记集解》所引进行分析。裴驷在《史记集解序》中阐发徐广作《史记音义》的本意时说:“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徐广,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论注例》中也说:“徐中散作《音义》,校集诸本异同”。可见当时《史记》各本在文句方面已有很大差异,徐广《音义》以校勘为主,兼作训释,重点在于校定各种本子的异同,详于校勘是其主要特点和价值所在。也正因为徐广参校的本子很多,从而保存了《史记》一书丰富的异文资料,给后人研究南北朝以前的《史记》版本情况和判断《史记》文字的正误提供了依据。其训释内容涉及到人物、地理、年代、名物、典制、训诂等方面,引书较多,如《周书》、《外传》、《国语》、《墨子》、《尸子》、《随巢子》、《汉书》、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

裴骃是南朝史注家裴松之之子,其《史记集解》是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之上增演而成的,裴骃在《自序》中讲:“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这是一本集大成的划时代的《史记》注本,裴骃对徐书的校勘成果继承极多.训释以徐广《音义》为本,并多有订补,纠正徐书错误并补其所无.我们正是借助裴注才对已失传的徐书有所了解。裴骃在《自序》中提到要“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引证丰富,多存佚书遗说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所引古书中,后世已佚之书很多,如《汲冢纪年》、谯周《古史考》、刘劭、王象《皇览》,皇甫谧《帝王世纪》、《太原真人茅盈内纪》、《太史公素王妙论》、《吕氏剑技》、刘向《别录》、桓谭《新论》、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等,为辑佚古书保存了宝贵资料。《集解》原本八十卷,汲古阁翻刻北宋单行本时,按《史记》篇数析为一百三十卷,单行本至今仍有流传。

总的来说,汉魏六朝时期,文人学者们通过择抄、引用、续补《史记》及为司马迁作传等方式促进了《史记》的传播,扩大了《史记》的影响,对《史记》的体例、内容、思想及文学等方面也都有评论,虽大多是一些只言片语,零星段落,但提出了不少问题,留下许多疑案,为后代史记学研究指明了一个大致方向,后代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取得新成就。《史记音义》和《史记集解》对后代的《史记》注释产生很大影响。

二、唐代

唐代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本时期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再加上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后,就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而使努力学习《史记》的人更多了。在评论方面,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表示肯定,对司马迁秉笔实录的精神和出类拔萃的史学才华给予歌颂。由于刘知几主张断代为史,因此对《史记》通史体例及五体结构的批评,颇有一些偏激之辞,但总体上对《史记》持肯定态度,这是《史记》第一次在专门的史学著作中得到赞许和肯定。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使《史记》蕴藏的丰富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古文家们为了反对六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骈偶文,不断从《史记》中汲取力量,把《史记》的文章视为最规范的古文来竟相学习。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有极高的评价。韩愈以“雄深雅健”赞誉《史记》的语言风格,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面貌,自此《史记》一直被视为古典散文的典范,对历代文学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代至隋的《史记》注本有吴张莹《史记正传》九卷(见《旧唐书·经籍志·杂史类》),隋柳顾言《史记音解》三十卷(见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隋季大乱,其书散佚。《史记》传抄流行到唐代,产生了许多传本,唐代《史记》注家蜂起,并取得重要成就。唐代《史记》专家多出自弘文与崇文两馆,两馆可说是《史记》研究的中心。见于记载的有: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见新旧唐书经籍志,及《通志》);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见《史记索隐后序》,《新唐书·艺文志》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唐书》有刘伯庄传。);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又《史记义林》二十卷;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以上四书均见《新唐书·艺文志》及《通志》等书);裴安时《史记训纂》二十卷(见《通志》);褚无量《史记至言》十二篇(见《新唐书志》),以上注解,均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前代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并称为“史记三家注”,在《史记》学史上影响极大。

唐司马贞少时,跟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学习《史记》。其《史记索隐》所据何本,后人无法推测。在《史记索隐序》和《史记索隐后序》中对其写作背景和体例均有说明。在校注方面以裴骃《史记集解》为基础,并有所开创,其宗旨是“解其所未解”。《史记索隐》引证极为丰富,保存了不少佚书材料,注音释义很详备,对众家异说保存很多,精于校勘,保存了《史记集解》之后邹诞生、刘伯庄二本的异文情况,在校勘方面有一些新的见解。在其《补史记序》中提到他曾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设想,要对《史记》进行全面的补作,但最后只补了一篇《三皇本纪》,这是前代众家续补《史记》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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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节生卒年不详,其《史记正义》三十卷原单行,到宋代附在《集解》、《索隐》之后散入《史记》正文句下合刻时,由于三家注所据本不同,合刻者只能根据一本,在文字有歧义的地方,合刻者就删削划一,再加上拆散变更就更不免使原来的条文零散杂乱。《正义》被删削的很多。现传三家注中的《正义》,只是保存了其基本面貌,已非原貌。张守节在自序中将《正义》注释重点及材料依据交代得很清楚。从其注文中可以看出此书与裴骃《史记集解》关系密切。《集解》之后主要吸收邹诞生、刘伯庄的《史记音义》和颜师古《汉书注》的成果。《正义》自觉继承汉魏六朝音义之学的成就,长于考证,尤详地理,是一部训诂、考证兼长的《史记》注本。

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多存传本古字,《索隐》长于训诂,《正义》之长在于地理。三家注所据底本不同,最初又是各自流传的,所以有时一句之中,注释的文义就不一致,但三书都注出以前的古本异字,为后世研读《史记》者提供了可取的资料,三家注在对《史记》的观点上是一致的,注释方法也基本相同,而且依次相注,彼此互补,关系十分密切,对三家注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很多人承认《索隐》与《集解》,或《正义》与《集解》之间的联系,却不承认《正义》与《索隐》之间的联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说:“按守节撰《正义》,成于开元二十四年。小司马《索隐》则《唐书·艺文志》注云:‘贞,开元润州别驾。’是两人生于同时,而其书不相称引”,这就完全否定了两书的关系。邵晋涵《南江文抄》卷三《史记正义提要》说:“守节涉学三十余年,盖积一生精力为之。故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与钱氏意见完全相反。至今对三家注的研究仍是史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三家注对《史记》有许多应加注释而未加之处,对太史公著书的宗旨未能有所发明,注释也存在一些错误,但仍可称为《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自唐开始,结束了《史记》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局面,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在唐代的影响是空前的,唐代《史记》学成果也给后代极大启发。中唐以后表现出来的不守旧说,独立思考,认真考订辨伪的倾向,也揭开了宋代以疑古精神研究《史记》的序幕。

三、宋 代

宋初的史注,主要是继承汉唐之余绪,到宋仁宗万历年间,风气大变,无论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无不具有怀疑精神,出现了怀疑注疏乃至经书,以及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传统所说的宋学即指此而言。对此应一分为二地看,用新见冲破旧说往往反映着学术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但如果刻意苛求,否定一切便不可取了。受当时学风影响,宋人以疑古精神研究《史记》,但一般都是经过考据辨析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宋代文人嗜好古书,又勇于辨伪,长于议论,所以宋代出现了既有一定广度,又有一定深度的《史记》评论新局面。或论史彝,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家。大部分学者对《史记》持肯定态度,使其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宋代虽然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不多,但针对《史记》而发的议论很多,象郑樵、欧阳修、叶适、黄庭坚、朱熹等都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涉及《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郑樵在《通志·总叙》中对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予以极高的评价,对进一步提高《史记》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宋人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很多,而且很多是和传统观点相悖的,这引起了后人对此的重视,到明清两代,这方面的评论更加丰富多彩。南宋黄震对《史记》颇为推崇,其《黄氏日钞》中对史记有专门评论,议论重点主要放在义理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对史实略有涉及,他的一些论述,重在挖掘《史记》一书的宗旨,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发明,对后人有所启发,朱熹道学思想的影响在其中也有所反映。南宋永嘉学派的集成者叶适的《习学纪言》中有两卷是专门评论《史记》,他与宋代许多学者相同,崇孔子而黜汉儒,对《史记》刻意苛求,有很多指责失之偏颇。明人叶倒毂曾说:“不细推其所以然之故而发明之,而务以我为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切中了他的要害。金代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分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姓名冗复、字语冗复、重叠载努、疑误、用虚字多不安、杂辨十类对《史记》进行辨惑,受宋学影响,他重视分析义理,不满汉学的桎梏,但又反对宋儒的穿凿附会,主张折中汉宋,取长补短,用正确的方法和原则分析义理,是其最大的成就。其中对《史记》记事疏略、重迭等项的辨惑,较有参考价值,但其对《史记》的诘难,有很多偏激之辞。此书为历代《史记》研究者所重视。

宋人评论《史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一是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入叙事的“互见法”,二是苏辙、马存认为,司马迁壮游天下的阅历对其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这两个观点的提出,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文学方面,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为代表的古文大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传统,大力提倡学习《史记》,使《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自汉魏时期王充、张辅等开始评论司马迁、班固的优劣开始,到宋代,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班马异同”成了专门的学问,出现了倪思的《班马异同》,娄机《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史书,对丰富传统史学方法有一定贡献。

《史记》最早刊刻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在此之前,《史记》都是以抄本传世,宋代刊刻的《史记》本子多达三十余种,版本繁多,随处可见,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后代提了研究《史记》的精善版本,刻《史记》和评《史记》是宋代《史记》研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扩大了《史记》在社会上的影响,促进了《史记》的传播,使宋代的《史记》研究比唐代更进一步。宋人评论《史记》的方法,及他们正确或不正确的观点,都对后代《史记》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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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 代

元代除了在评论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书件搬上舞台,扩大了《史记》的影响。到明代则进入了《史记》评论的兴盛期,明人对《史记》研究非常重视,并且继承了宋人评论《史记》之风,到万历年间此风更盛,文人学者致力于《史记》的摘抄和评论,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受当时空疏学风的影响,明代评论《史记》也用评论时文的方法,所以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议论。其品评重点在于文字叙述和篇章结构等写作技巧方面,出现了大量评点《史记》之作,董份、王鏊、凌约言、茅瓒、王维桢等都有《史记评钞》,茅坤有《史记评钞》91卷,对《史记》几乎篇篇都有评论,把论史和论文结合起来.大多言简意赅,提纲挈领。非一般寻章摘句或琐屑考证者所能及。《史记评林》也有多家,其中凌稚隆《史记评林》1 30卷,对历代《史记》评论网罗甚富,清代藏书家对凌氏此书多不重视,认为它没脱明人空疏议论的旧习,但此书重视校勘,考订诸本差异,后来陈仁锡刻《史记评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都以此本为依据,所以不能凶为其名为评林就轻视它,此书对明末《史记》研究影响也很大,万历邓以讚本,天启钟伯敬本。崇祯陈仁锡、朱东观等作评林都取材于此。著名文学家杨慎有130卷的《史记题评》,其论《史记》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学方面,详析《史记》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点,对前人的错误也有所纠正,各家《史记评林》对此书广为著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前后七子掀起了一股复古模拟之风,其领袖李梦阳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史记》极为推崇,扩大了《史记》的影响。接下来的唐宋派对《史记》也是推崇备至,主张师法《史记》的“精神命脉骨髓”,其代表人物茅坤、唐顺之、归有光等人都评点过《史记》,对《史记》从文章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其审美价值、艺术方法、刻画人物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今传《归震川评点史记》一书,对《史记》从叙事特点,文章气势等方面进行评点,明清两代文学家对此书评价极高,清方苞、吴汝纶对《史记》的评论,大多继承其观点,并发扬光大。明代小说的繁荣,使许多学者把《史记》与小说进行比较,金圣叹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把《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称为“六才子书”,用读《水浒传》的方法读《史记》,又用读《史记》的方法读《水浒传》,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明代刻《史记》者多至数十家,保存下来的也很多,以明中叶为限,嘉靖以前刻书,一般比较谨严,万历以后虽不无佳刻,但改窜之风颇盛,有些改变《史记》原书体例,如降项羽于世家,黜孔子于列传等。这与学术上空疏之风的兴起是同步的,是明代学风在刻书业上的反映。

明代也有一些考辨性著作,在一些笔记著作中,如王鏊《震泽长语》,焦竑《焦氏笔乘》等都有对《史记》史实的纠谬,此外,柯维骐有《史记考要》10卷,有感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书的不足,要对《史记》重作考辨,以纠正前人之失,对《史记》所载史莽、论议以及某些字句词义均有所考释,广引经传诸子及汉至宋的文籍,用功颇深,对天官、律、历的考释尤为详尽。明代几种《史记评林》及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都对此书详加著录。明万历进士郝敬有《史记愚按》四卷,对《天官书》、《律书》、《封禅书》、《平准书》有很多新的见解和发明。可惜限于名位,其书刊印不多,流传不广。

总之,明代《史记》研究主要是采用评点形式进行文学方面的评论,并做了大量《史记》辑评工作,搜集整理各家评论,汇为一编,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有些评论流于空洞浅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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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代

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和史学的昌明,《史记》研究出现又一个高峰,研究《史记》者增多,研究范围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研究《史记》的学者有300人左右,论文160多篇,专著几十部。清人对《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在考据方面,无论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不废考证,他们对《史记》文字的脱衍讹误,对史事的错谬矛盾,以及地理职官的沿革变化,三家注的错误,太史公生卒年等都详加考辨。在考订、辨伪、校勘、训释、补作、辑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力作。在清代三大考史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关《史记》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不乏真知灼见,《廿二史考异》表现出宗汉排宋倾向,精于校勘,在音韵训诂方面卓有成绩,是清初以来考据学的集大成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运用于史书的整理和研究,他在自序中说:“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蝽驳”,表现出重视训诂考证,排斥议论褒贬的倾向。而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考证同时也重视评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钱坫《史记补注》,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杭世骏的《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崔适的《史记探源》,方苞的《史记注补正》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史记》的研究成就。这一时期由于许多学者在文字考订方面匡谬正疵,下了很大功夫,所以出现了较前代更为精善的《史记》版本,如同治九年金陵书局刻本是张文虎在王念孙、钱泰吉等人校勘研究的基础上,汇集宋、明许多古本悉心校勘而成,要比明、清许多官刻本高明得多。

清人研究《史记》虽以考据为主,但也不废评论,许多考据学大家,也是考中有评,兼及史事,兼论人物,只是非其重心所在而已,还有一些学者则重在分析评论《史记》,如清康熙时进士何焯,世称义门先生,著有《义门读史记》,此书除校正《史记》汲古阁本的字句音义错误外,还从辨识史法的角度,来探寻《史记》文章的微旨。清代桐城派代表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本于《史记》,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对《史记》称赞不已。其《读史记》一书收《史记》评论22篇,以《春秋》义法评论《史记》,阐发司马迁作史旨意,但有时失之牵强,刘成批评此书片面讲求“古文义法”“每失凿幻”。吴见思《史记论文》对《史记》行文运笔之妙多有阐发,但有时为论文而论文,没有更多接触司马迁的写史思想。汤谐的《史记半解》既论文也注意论史,重在揣摩“古人神理”,对明代杨慎等人虽有所批评,但更多借助他们的评论,有时流于空洞浮泛。清雍正时进士牛运震有《史记评注》12卷,评论《史记》文笔,也评议史意,多引前人之议,以辨是非,对方苞的见解尤为推重,可视为《史记》评论的小汇。

综上所述,《史记》问世以来,经过汉魏六朝的传播,到唐代形成“三家注”,《史记》学初具规模,宋代在整理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在《史记》评论方面又有所开拓,明代则将宋代评论之风发展到极至,做了大量的辑评之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清代则是《史记》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在考证和评论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人的成就。如何整理和利用前人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史记》研究成果,将《史记》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前人所未发,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书情。陈直先生《史记新证》中已经用甲骨文、金文来证明《史记》记事的可信及其史料价值,今天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加,利用出土资料来考证和校读《史记》,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对《史记》学研究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杨海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著有《汉唐〈史记〉研究论稿》、《中华古典名著读本》之《史记·汉书卷》、《〈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三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合著)等。由其点校的《史记会注考证》已于2015年出版。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7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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