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杨星（杨星让鱼跃龙门）

喜庆兄要出小说集，嘱我写点文字，放在前边充个序。我刚想推辞，他说，别找理由。你最了解我，随便你咋写都行。

话说到这儿，我便不好推托了。我对喜庆真的很了解，因为我们做同事已经近三十年了。

其实在我们做同事之前，他的大名我就知晓了。我是先闻其名，后识其人。

那是1980年代初，做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写了一篇小说，投寄给地区的文学刊物《河东文学》，竟然发表了。不久通知我参加地区文联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地区文联李主席讲，省作协给文联推荐一位咱区的作者，小说写得很不错，是稷山人，叫曹喜庆。已在《山西文学》《晋阳文艺》《青年文学》《山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建议我们重点培养。然而我们通知不到、联系不上这位作者。

李主席的话语里透露着明显的惋惜和遗憾。

乖乖，发表了这么多的小说，而且都是在省级刊物上！对于我们这些每天都在做着文学梦的人，既惊讶又佩服。曹喜庆这个名字从此便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因为发表了那么两篇小说，一九八四年调入运城报当了编辑。第二年，报社扩版，面向社会招聘10名编辑、记者。条件是，不讲学历，不讲身份，不讲年龄，只求人才。现在想来，那时报社领导真是心胸开阔，不拘一格选人才。启事一出，报名者趋之若鹜，有干部、工人、教师、农民、待业青年……一下来了六七百人。曹喜庆就是众多报名者中的一位。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伏案编稿，进来一位身穿黑棉袄、脚穿黑布鞋，个头不高，留着短发，黑黑瘦瘦的农村青年。我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见来人其貌不扬，说话还有点结巴，便又专心干我的工作。来人是找坐我对面的编辑，他们谈了几句，同事问我，你不认识？他叫曹喜庆。我差点惊叫、差点跳起来，像看见心目中久仰的偶像。那天我和喜庆聊了起来，聊得很投机。下班时，我硬拉着曹喜庆到我家吃饭。

那次报社招聘，我抽调在招聘组里。我把曹喜庆的作品推荐给主管招聘的副总编。副总编第二天一见我就说，曹喜庆的小说真好，我一看就放不下，一直看到天亮。

不用说，曹喜庆被录取了。

需要说明的是，那次招聘的10名编辑记者中，有6名是农民。

已经有着一双儿女、三十出头的曹喜庆就这样由农村走向了城市，由农民成了编辑，放下了锄头，拿起了笔杆。

由农民到编辑，这一身份的置换，彻底改变了曹喜庆的命运。

喜庆家境贫寒，幼年丧母。加之父亲又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村里他抬不起头。拿村里红白喜事来说，那是每个村民最能体现身份的地方：谁当总管，谁在礼房，谁做陪客，谁剥葱捣蒜、洗锅刷碗，那都是依据这个人在村里的地位而确定的。谁家有了红白事，曹喜庆去了，不用看执事单，自觉地就去挑水洗碗，剥葱捣蒜。 喜庆要到报社前，村里正好有一家办喜事。曹喜庆去了，一去就抓起水担去挑水。总管一把抓住了水担说，庆娃，你咋能干这活，你是礼房的。曹喜庆半天回不过神来。

曹喜庆有一本家叔在镇上信用社工作。那年喜庆实在过不下去了，找他叔想贷五十块钱。他叔沉吟半天说，好娃哩，贷给你容易，可你拿啥还呀？

这次听说侄儿被报社录取，他叔高兴地摆了酒席，宴请喜庆，说喜庆给他们家族长了脸。

曹喜庆要到报社上班了，县上的领导来了，宣传部、通讯组的人来了，一时宾客盈门。镇上领导急事特办，让曹喜庆马上写入党申请书，填入党志愿书。曹喜庆到报社上班时，已经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这些都是曹喜庆后来给我讲的。一次闲聊中，我问他，第一次听说你名字时，说你在太原当小工，是吗？喜庆说，是。那时他在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还发生了意外，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可巧掉在了下边的泥堆上，只受了点皮肉伤，捡了条命，不幸中的万幸。

我感叹喜庆还干过这工作时，喜庆说，我什么苦都受过，什么活都干过。为了生计，下盐池拉过硝，下煤矿挖过煤。农村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对我来说，那是家常便饭。

曹喜庆，他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他在贫困潦倒的境遇里没有沉沦。他生活最贫苦，可他精神最富有。他沉溺在文学海洋里，在寻觅，在求索。他把自己的感情世界寄托在文学创作中，在他的作品里，没有苦难，没有抱怨，只有幽默，只有乐观。也许他在现实生活中太苦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欢笑，他歌唱。读者在看他的小说，常常会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他要给人们带来欢乐。

进报社当了编辑、记者，就要编稿，要采访，要排版出报。每个从事过这一行的报人都知道其中的甘苦。喜庆在报社，从事过几个部门的工作。每调整一次，他都要沉下心去熟悉、去适应新的工作。因此，文学创作基本停止了。为此，我曾有过一丝懊悔，认为是我害了他。我试探地提起过，喜庆却不以为意，似乎对自己的状况很满足。这一干就是三十年，他也临近退休了。这几年闲了点，他又拾起文学创作，写一些作品，多在自己的报上发表。因是给报上写，篇幅自然受到限制。小说写得很短，成了微型小说。按理，曹喜庆写过一定数量的短篇小说，之后应写中篇，甚至长篇才是。而如今，不进则退，越写越短。不是说短的就好写，短的水平就差，只是说以喜庆的生活阅历、人生积淀，应该写出鸿篇巨制，因为他有这个实力。

我在惋惜之余，仔细阅读他发表在报上的每一篇作品，惊喜地发现，他的文笔越来越老辣、老到，又达到了一个创作高度。

前几天与喜庆闲聊，他给我讲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他一同学好友儿子结婚，他回去了。朋友让他写一篇祝词，是代表村委会。之前已有人拟好，但朋友执意让喜庆另写。推辞不过，喜庆只好写了，朋友喜滋滋做成喷绘悬挂在醒目的地方。朋友办一纸箱厂，婚礼就在厂区举办。他们另一位同学来了，朋友吩咐他站在厕所旁，客人要方便时，给指引一下，那边是男，那边是女，不要走错了。同学说，我和庆娃去。朋友说，庆娃那能干那事，就你一个。同学不服气地说，上学一块念书，回村一块劳动，你怎么就捉上公家事，当上了公家人，每月拿着好几千，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唉，人比人，气死人！

这位仁兄我不认识。但我要说的是，曹喜庆劳作之余，趴在炕沿上，用孩子作业本的背面写小说；脱土坯歇息空隙，伏在土坯上用抽空的劣质烟盒写作；投稿要用稿纸，他把妻子让给家里买盐的钱，买了一本稿纸；妻子支持他写作，剪下心爱的长辫子，卖了，给丈夫买回稿纸……把一件事干到这个份上，能有几人？

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代，多少文学青年用自己的知识改变了命运。上帝永远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曹喜庆就这样跳出了农门。

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中国是家喻户晓。老辈们常以此来激励小辈们努力学习，奋勇向上，去争取那似锦的前程。传说中的龙门，就离我们不远。曹喜庆从小一定就听说过鲤鱼跃龙门的故事，他就像那小鲤鱼，挤拥在千千万万鲤鱼中间，逆流而上，奋力拼搏，在急流浊浪中跃起，跃过龙门，点额化龙一飞冲天。

于是我明白了喜庆。比起他的同学伙伴，他比他们幸运。他走出了乡村，走进了城市，把全家带进了城里，儿女们也都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一个人从最基层的乡村社会走到这一步，此生足矣。不是什么序言，只是告诉读者这个作家不为人知的一面。至于他的另一面，那就去读他的小说吧。言为心声，一定不会让读者失望的。

作者简介：杨星让，男，一九五三年生于万荣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临汾工作，一九八四年调入运城日报任副刊编辑。二零一三年退休。山西省作协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