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水河的由来（河湟文明的曙光）

在河湟地区，精美的彩陶流成了河。辛元戎 摄

灿烂的河湟彩陶文化吸引人们驻足观瞻。 辛元戎 摄

□周存云

导读：河湟史前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类型多样，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正如裴文中先生所言：“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在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

河湟地区地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河及大通河三河流域的广阔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丰富的史前文明遗址。据考古发现，河湟地区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河湟地区就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较为发达的原始文明。

一

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马家窑文化。磨制石器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生和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三个最显著的特征。马家窑文化是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的分布范围东起甘肃省的泾河、渭河上游，西至青海省黄河上游的同德、兴海一带。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石岭下类型的遗存在河湟地区仅发现10处，分布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民和县的阳洼坡遗址是1958年最早发现的青海河湟地区第一个石岭下类型遗存，这个遗址一度被认定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是该文化分布的最西端。根据1980年的发掘资料，阳洼坡遗址的文化内涵除具有较多的马家窑文化特点外，其部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仍保留仰韶文化庙底沟的类型特点。因此可以认为马家窑文化的祖源应该是仰韶文化，而石岭下类型则处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过渡期。

马家窑文化各个类型遗存，据碳14年代测定距今为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社会发展进程已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时期，当时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和狩猎业。器型规整、种类多样、色彩艳丽的彩色陶器成为马家窑文化突出的文化特征。马家窑类型在黄河河曲，湟源峡以东的河湟谷地，黄河、湟水河及其支流下游两岸的台地上均有分布，遗存总数达200处之多，民和县几占半数，明显具有东部密集、西部稀疏的特点，这与马家窑类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是直接相关的。这里发育较好的黄土台子，比较湿润的气候，适于种植粟类作物，自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生产的理想场所。半山类型的分布地域和分布特点与马家窑相若，但遗存数量较少，不足百处。湟水河流域的海东市乐都区以西和黄河流域的贵德县以西仅有少量分布。马厂类型遗存总数达500余处，数量最多，湟水河流域分布相当密集。

中国彩陶发现较晚，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些残破的陶片和石器等，由此开启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仰韶文化的发现之旅。我国黄河流域的彩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流行时间和文化内涵上都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以主要分布于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为最主要的代表。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是我国彩陶的两个分布中心，仰韶文化出现的时间早，马家窑文化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湟水河流域的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包括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四个时期，其延续时间长达1000年，彩陶的数量在鼎盛时期占比相当高，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文化中都是不多见的。

柳湾遗址共发掘1700多座墓葬，包括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四个时期，出土彩陶近2万件。柳湾彩陶是中国彩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些彩陶以其数量之多，造型之美，纹饰之丰而闻名于世，因此，被称作是“彩陶王国”。柳湾出土的彩陶造型多样，制作精美，充分反映了湟水河流域发达繁荣的制陶艺术。彩陶的历史记述了早期文化发展的特征与面貌，展示了彩陶文化由鼎盛期进入衰落期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们了解河湟文化，研究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平台，更是探索、研究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重要渠道。

二

1994年至1996年，在黄河上游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发掘，无异于打开了又一座地下文物宝库，340余座墓葬出土的各种文物达2.3万多件，以彩色陶器最引人注目。在琳琅满目的彩色陶器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其中的舞蹈纹彩陶盆和二人抬物彩陶盆备受人们瞩目，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已享誉国内外文物考古界。在宗日遗址中，除出土一批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细泥红陶质的各种彩色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的器表呈乳红色或乳白色的夹砂彩陶器，并且流行紫红色横向多线波折纹及竖向三角折线纹图案。根据调查发掘资料，这种质地和纹饰的彩色陶器不见或罕见于东部农业区，而比较集中分布于龙羊峡以西的黄河沿岸地区。因此，有学者主张，将这些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遗存从马家窑文化体系中独立出来，另外命名为宗日文化。宗日遗址的发掘，使青海河湟地区原本就非常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变得更加灿烂辉煌。

宗日遗址是马家窑文化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分布的最远点，其文化内涵有一定的特殊性。宗日遗址中最常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因素，与甘青地区其他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同类遗物有明显的差异。考古学家认定，以宗日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文化遗存是具有一定地域性，存在于一定时期，有着自己独特器物群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宗日文化类型的确定，为进一步研究青海土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宗日文化的独特属性极大地丰富了黄河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面貌，它填补了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大空白。

宗日文化对研究高原早期民族如藏族、羌族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民族交流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括同德县在内的高原腹地在远古时代并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三

河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

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广泛分布于黄河上游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青海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存有430余处，分布地域基本与马家窑文化相当，但在湟水河流域则有所扩展。如果说，马家窑文化遗存一般分布在黄河、湟水河及其支流下游的黄土台地上的话，那么齐家文化的遗址在很多支流的中、上游乃至山麓沙坡地带都可以找到。这个事实足以说明，由于青铜器的出现、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随之提高，加之人口的增加，齐家文化的先民们有能力、有必要去拓展新的生活空间，找寻新的经济生活来源。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七角星几何纹铜镜和西宁市沈那遗址出土的巨型铜矛等重要发现，表明齐家文化进入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社会形态已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及阶级对立已经出现的阶段。从柳湾墓地的发掘资料看，齐家文化与马厂类型之间有很强的继承性，它既包含有齐家文化的基本因素，又保留了马厂类型的一些成分，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柳湾齐家文化暂时命名为“柳湾类型”，以便和其他地区的齐家文化相区别。

黄河上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齐家文化就是这一地区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1948年，我国著名学者裴文中也曾到湟水河流域进行过考古调查、复查，发现多处古代文化遗址。由于古文化遗迹分布广泛、地理位置重要，河湟地区很早就成为考古学家们关注的地区之一。

齐家文化时期先民们生活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生计方式，为了满足部族发展的需要，他们选择高山河谷地带发展定居农业，为了适应季节交替带来的空白期，他们还选择了饲养家畜、狩猎采集等方式满足生活需要。为了适应高原河谷的气候条件，齐家先民们选择粟进行种植，粟也就是小米，去壳后呈淡黄色，是北方地区常见的经济作物，具有耐干旱和少灌溉的特点。粟作为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的典型代表，在黄河流域以及更北的地区广泛种植。齐家文化中在房屋和墓葬以及用于储存粮食的储藏坑中都经常可以见到粟米的遗存，这表明在齐家文化时期粟米已经广泛种植，成为维持人们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

从出土的实用工具来看，它们多数与粟作农业经济有着密切关联。镰刀、穿孔石刀等能够用来收割作物，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能够用来给粟米脱粒等等。在民和喇家遗址中发现有一碗距今四千多年的面条，根据鉴定，这种面条是用小米磨成粉制作的。这一发现足以引起人们的惊异，它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早在四千年前齐家文化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食用面条了，粟米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为人们提供了生活保障，从而也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带去了巨大改变。

齐家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矛、石镞、石弹丸和骨镞等工具，毫无疑问这些工具是和狩猎活动相关的。在史前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中可见的生产经济方式都不是单一的，在齐家文化中，人们延续了旧石器时代开始的狩猎采集经济，并且以此作为对于农业经济的补充。另外，从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来看，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方式的复杂多样。

喇家遗址是以齐家文化为主，兼有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等不同文化内涵的聚落遗址。喇家遗址中的齐家文化不论从文化之鼎盛还是从部落的规模上，都远远高于之前与之后的文化，其留存的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根据遗址的遗迹和出土的遗物，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的喇家部落规模庞大，拥有完整的社会等级、宗教信仰乃至权力架构，凸显出喇家遗址具有齐家文化区域性聚落中心的特殊地位，抑或说齐家文化区域性聚落本质上已经具备一个城邦古国的雏形。

喇家遗址出土的占卜卜骨，以及象征社会等级和权力架构的大型石磬、大玉刀、大玉璧等极为重要的“王者之器”，再现了喇家先民从原始宗教信仰到阶层形成再到秩序井然的史前社会形态。卜骨和玉器，既是喇家先民的宗教信仰体现，又是他们政治文化的象征。据研究者推断，中国古代的占卜方式因地因时而异，但喇家齐家文化和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先民均使用相同的卜骨来决策，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卜骨发现，卜骨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内容，既体现了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又是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同质性的重要表征。

在喇家遗址出土了多种象征身份、地位、权力的遗物，包括大石磬、大玉刀、权杖头等，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大石磬与大玉刀都是王者重器，是君王权威的象征。它们的出现表明喇家聚落是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喇家遗址作为史前中心聚落乃至一个古城邦国的重要标志。作为世俗权力的象征，权杖头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说：“权杖在西亚出现以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特质，开始向外传播辐射。”喇家遗址发现的权杖头，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见证。将喇家遗址发现的卜骨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喇家遗址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又是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与吸纳的载体，其遗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考古人员发掘喇家遗址小广场时，在其东南位置发现了一处干栏式建筑，有专家认为这是一座礼仪性建筑的遗迹。这种偏南方文化体系的干栏式建筑，在史前时期就进入了黄河上游区域，这不但丰富了齐家文化房屋结构的形制，而且表明喇家可能是史前华夏文明的中心之一。

喇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不同种类的玉器及玉料，喇家遗址中以齐家文化为主的玉器，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基本包括了目前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已出土玉器的全部器型。

齐家文化玉器是在中国史前玉器与玉文化经历了充分发展之后，受各种文化因素的交汇与影响，在黄河上游地区这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齐家文化这一特定的时代人文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重要文化。

齐家文化玉器群中工具与装饰品的主要制作工艺，都可在大地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玉器中找到根源。有学者认为突然出现的玉礼器，则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直接受到了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影响，这也体现了史前时期文化传播、交流融合的状况。

喇家遗址发现的壁炉是喇家遗址的一大特点。从考古资料和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火塘或灶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史前考古学遗址里面很难见到壁炉。喇家遗址的壁炉是一个新发现，专家推测这种壁炉和西方的壁炉可能有一些关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四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甘肃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境内湟水河中下游地带。河湟地区辛店文化遗存共发现97处，其中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64处，海东市乐都区28处，互助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有少量分布。辛店文化的分布地域偏东，自然条件较好，农业比较发达，畜牧业和狩猎业则是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辛店文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辛店遗址出土的陶器，几乎全都是夹砂粗陶，主要器型有罐、盆、鬲、盘、钵、杯。纹饰别具一格，笔触粗犷，以双钩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动物纹——犬纹、羊纹、鹿纹等，反映出了该时期先民们畜牧生活的特色。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卡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湟中县（现西宁市湟中区）的卡约村而得名。它是青海省分布地域最广、遗存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青铜时代土著文化。其分布范围东起甘、青交界，西至青海湖畔，北抵祁连山麓，南达阿尼玛卿山麓，遗存总数达1700余处。湟水河流域诸县和黄河沿岸共和县以下诸县的卡约文化遗存均超过百处，湟中就有400处之多，西宁盆地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卡约文化的经济形态因自然地理条件而异，河湟各地仍以农业为主，高寒山区和草原地带以畜牧业为主。必须指出的是以农业为主的河湟谷地，畜牧业在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绝对不应低估，这可以从大通上孙家寨、湟中下西河、循化阿哈特拉山、贵德山坪台等墓地中大量以马、牛、羊、狗等家畜殉葬得到证明。由齐家文化开始到卡约文化完成的由农业到畜牧业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变，是青海河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考古学研究中，从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到卡约文化，河湟地区从来就是一个以彩陶为显著特色，以农业兼畜牧业型经济为主的文化区，在经济、文化和民族传统等各方面既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与商、周文化均莫不如此。并且这种联系愈到后来就更加密切。当中原历经夏商至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代羌人，也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之上迈入青铜时代，并创造了更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时代文化。从马家窑文化到卡约文化的诸多古代文化，从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湟史前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类型多样，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正如裴文中先生所言：“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在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纵观河湟史前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毫无疑问，河湟地区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河湟史前文化是构成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