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养老存在的主要问题（社区养老难题何解）

文 | 王梦阳 杨淑婷 杨瑾函

在社区养老中心，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比外面早些。

清晨五六点，养老护理员李云英就要开始工作，她负责照顾的5名老人均年逾八十，其中3人都已失去自理能力，她每天帮助这些老人翻身起床、换尿不湿、擦净身体、穿衣喂饭。

在广州荔湾区多宝街社区养老中心里，这样的高龄老人有39位。他们往往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综合征、瘫痪、精神病或其他疾病，意识不清、无法正常行动，需要二十四小时看护。

广州市区内，这样的社区养老中心有数百家，承托了近千名老人的护理工作，但仍然远远不够，实际需要护理的老人数量是现有的近十倍。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64亿，仅广州市的老年人口都有213万。

中度老龄化社会趋势渐显，现有的养老储备和设施早已无法满足高速扩张的老年需求，社区养老便成了围局之下的崭新突破口。

“其实早在2015年左右，全国各地的各社区、街道就接到了一定量的任务，要求其孵化一定数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并不局限于养老领域，也有儿童教育、社区环境等组织。”广州市昌岗街社区居家养老中心负责人卢红告诉谷河青年。

海珠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社区养老一直是近几年的大趋势，“我们都会根据政策行事，把建设社区养老机构的旨意传达给各个社区，现在各个社区也在加快布局。”

然而，从2013年提出至今，“社区养老”这个词对很多家庭来说仍然还很遥远，真正享受到社区养老福利的老人少之又少，关于独居老人的新闻还在一遍一遍的冲上热搜，一次一次的引起热议。

医学人类学的鼻祖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说，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在经历了半世的操劳和生活的风霜之后，银发族们的真正需求到底落在何处？得到各方支持与认可的社区养老，又为何迟迟难以交出让社会满意的答卷？

经费紧张，部分服务难以落实

“我根本就没有体会，什么都没有，就是叫你体检。”

讲到居家养老的好处和对养老机构的看法，86岁的王奶奶可以侃侃而谈。但是提到所在社区的养老服务，王奶奶表示，她几乎没有享受到，所以也办法评价。

而根据该社区居委工作人员的介绍，他们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十分齐全：

“我们有配餐服务，80岁以上的老年人收费2块钱，60岁以上的就5块钱。”

“我们有4个社工，他们会上门去查看老人家的情况。”

“老人可以在智能手表或者手机上安装平安通，他们有情况就可以通知我们。”

……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社区为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从被服务方的视角来看，这些服务似乎并没有落到实处。

“确实是有配餐服务，但是需要自己去专门的地方领。而且这里没有电梯，很多老人家自己出门都很困难，更别说下楼取餐。”王奶奶的儿子李伯表示。

除此之外，王奶奶所在社区共有1886户居民，但是只有4名社工。居委所提及的社会养老服务的确都有，不过由于人手实在有限，只能通过群里发通知的形式传达，有需求的老人需要自己主动申请，也并没有人跟进落实。

李伯认为，经费缺乏，人手有限，是社区养老服务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海珠区江海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情况要好得多，这里不仅有单独的社区活动中心，同时配置了长者饭堂、日托室、康复室、文化娱乐室、医养结合护理站等12个功能室，人员配给上也更加多样化，包含护工、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等等。

“疫情之前，每天还是有很多老人会来这里唱唱歌、跳跳舞，跟大家打牌聊天。现在因为疫情没有开放，很多设备就闲置了下来。”社工人员李红（化名）表示。

这些社工的日常工作包括在社区养老中心照料老人，帮助老人打饭、进行健康评估、提供娱乐服务等等。在社区之外，他们也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提供更多适配性服务，包括上门送餐、陪同老人看病等。

但这些服务都建立在老人自身身体状况较好的前提下，李红坦言：“我们只能满足一些自理型和介助型老人基本的生活需求，对于一些高龄、完全无法自理的老人，社区养老是完全不够的，还是要转去一些专业的养老院或者护理机构。”

这一点老人们也十分清楚。王奶奶的老伴——90岁高龄的李爷爷在5年前的一次摔倒后，进了重症监护室，神经受到损伤，现在无法行走也无法与人交谈，甚至连吞咽都有困难。“像我老伴这种情况，吃饭都要两三个钟头，在那里谁能陪你两三个小时。”王奶奶表达了入住社区养老中心的顾虑。

像李爷爷一样咀嚼有困难或是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的老人不在少数。对于这部分失能失智、身体状况不佳的老人，江海街社区的养老中心配备了专业的评估室，根据老人对日常行为的认知评估在系统上进行划分，失能程度越高的老人，被照顾的程度就越高。

老人行为认知评估室/来源：作者拍摄

即便如此，如果老人评估后被划定为高度失能或者完全失能，社区还是会建议家里请全天护工或者送去专业的医养机构。养老中心标准化的服务和饮食根本无法满足这类老人的需求。他们需要有人全天在身边陪护，饮食也需特殊化处理。

医疗资源有限

作为子女，李伯担心无论是入住养老机构，还是依托社区养老中心的照料，都无法提供给父母全天的看护，担心父母有特殊状况时不能被及时发现和送医。

在老年人最关注的医护需求上，社区中心的医疗资源还是相对有限。

江海街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红表示：“我们设立有应急医疗救护间，有两到三个床位可以给老人提供检查，人员上也配备了康复师和护工团队，能够进行简单的急救，但是也只能应对临时需求，对于老年人突发的心脏、心梗等问题，我们并没有这么多专业的设备。”

应急医疗救护室/来源：作者拍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区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江海街社区养老中心在配备医养室的基础上，也和周边的医院谈成了固定合作，约定在老人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第一时间转到合作医院进行紧急救助。

而事实上，不仅是医疗设备有所短缺，社区中心能够使用医疗设备的专业人员寥寥无几，护理员的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据护理员李云英观察，大多数社工年龄都在50岁左右，他们对于“养老护理”并没有太多了解，面试要求也不高，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干。老员工负责教一些简单的护理技能，比如怎样挂尿袋、怎样抱老人等等，因此真正能够给老人提供紧急救助，应对突发情况的人员几乎没有。

陈爷爷是住在越秀区东里社区的一位退休老人，他表示最近很多社区都在搞养老服务，但是去参观后就发现这些养老中心地方很小，设备简陋。“这种社区养老我看就是搞个形式，看病也没有医院专业，上次说打疫苗也就是通知一声，根本没人来落实。”

医疗设备的简陋、护工的不专业、让很多老人及其子女根本无法信任社区中心的养老质量。“相比之下，还不如在家里养老，有病再去医院。”陈爷爷说。

为了保障居家老人的安全、为其提供即时的就医服务，社区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对老人的家庭进行适老化、智能化改造。包括在床头和客厅给老人安装紧急呼叫按钮，为家庭配备摄像头、在床垫与床单之间安装智能健康睡眠监测仪等等，同时给老人配备随身携带的安全智能手环，防止老人走丢或出现紧急情况。

社区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来源：作者拍摄

但是，无论是针对入住社区养老中心的老人的服务，还是针对居家养老的智能改造方案，都没有预想中那么成功，它们产生的一系列高昂费用让很多家庭都望而生畏。

按“时”收费

目前 ，这类社区养老机构的服务主要提供给特困和低保类老人，由政府来承担养老相关费用。在江海街社区颐康中心的辖区内，能够完全符合国家补贴条件的老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位。

这类人员一般每月能够得到固定的国家补贴，根据国家评级标准的不同有不同的补贴金额和照顾标准。“一般每月一位长者的补贴有400元，我们上门服务是30元每小时，可以直接从补贴卡余额里抵扣。”江海街社工人员李红说。

除了特困和低保类人员外，自费前往社区养老中心的老人并不多。“社区养老的先决条件是经济基础”已经成为很多老人对社区养老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根据海珠区江海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收费标准，为能力完好的服务对象提供24小时个人照料服务的价格为150元每天，实际收费价格还要根据长者照顾需求等级评定结果而定，即全托型的照料每月最低价格为4500元。

除此之外，为长者上门做餐收费价格为42元每小时，家庭保洁也规定服务时间为两小时以上，每小时42元，所谓的日间照料、远程问诊、个人护理通通都按小时收费。这些收费标准对于依靠微薄养老金存活的社会底层老人来说都是巨额支出。

江海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收费标准/来源：作者拍摄

“如果你自己知道为收尾那两年做打算，积蓄一点，不要花太多钱就好。但是好多老人不是这样，到老的时候就靠一点养老金。”陈爷爷坦言，其实大部分老人都是经济能力极低的弱势群体，很难负担高昂的养老费用。

正因如此，这种按“时”收费的模式导致社区养老迟迟难以走进千家万户，愿意购买服务的老人少，各个社区养老中心自身运营都很艰难，因此发给社工的工资低，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质量也更加难以提升。最终形成了“高价—低需—运营艰难—人员流失”的恶性循环。

图：作者自制

据了解，江海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人员的工资每个月都只有3000元，参照2021年广州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每月，这类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低意味着护理人员的素质低、护理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大。

广州市昌岗街社区居家养老中心的负责人卢红表示，在价格问题上，目前的社区养老机构陷入“两个天花板”的困境：一方面，广州市最低生存标准或最低工资收入是刚性的，是下天花板，是一个不可突破的下限，它决定了机构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养老机构收费定价不仅要考虑运营成本或保证护理人员的最低收入，也受老年人收入状况的影响，这是一个上天花板，是一个不可突破的上限，它决定了机构的运营收益。

在市场条件下，上限和下限都是刚性的，并未给机构留出多少可以操控的空间，从而会导致一些机构的运营成本大于收益，处于亏本经营状态，甚至出现倒闭。这种状态下，养老机构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相关方面的支持。

“但要想做好社区养老，离不开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和科学的养老服务方案，如果这些全由政府承担，压力很大，效果也没有保障，和专业组织合作可能是现有的最优选。”卢红说。

心理排斥

缺乏亲情、缺乏温度以及无法消解的孤独感是老人排斥进养老机构的重要原因。

如果可以选择，大部分的老人都不愿意去养老院等机构。王奶奶所在的学校，三四十个退休的老师中只有一两个选择去养老机构。而在谷河青年采访的数名老人中，谈及“机构养老”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就是“丢”和“抛弃”。

“子女把老人丢在那里，一个月半个月才去看一眼，太缺乏亲情了。”陈爷爷提到，所有老人都是孤独的。无论年轻时多么叱咤风云，时间一长就会慢慢跟社会脱节。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庭用亲情血缘凝成一个实体，帮助老人去抵抗那种孤独感。

在老人心中，这种情感链接无论是社区养老中心还是养老院都无法做到。陈爷爷认为，这两种模式并无明显的不同，都是子女负担不了才会把他们“丢过去”，在里面生活只会“孤苦无依”。受访的其他老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的认知中，去社区养老就等于老无所依，在心理上就等同于子女的抛弃。

“知道社区养老的人还是不太多，有人可能听说过，但是感觉和以前的养老院差不多，大家心里都有膈膜。”江海街颐康中心社工李红表示。事实上，现在的社区养老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反而十分重视老人的情感服务，不仅开设了情感交流的平台，也提供很多文娱活动丰富老人生活。但是囿于大部分家庭的传统观念，很多人在了解之前就停下了脚步。

“老人”“养老”“日托”——这些社区养老中心常用的宣传语，每一个词都能轻易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对于老人而言，“托管”意味着被照顾，“老”意味着无用。他们除了要面对“被抛弃”的恐惧，还需要克服“老而无用”以及“进去即接近死亡”的心理障碍。

除此之外，对于部分居民而言，社区养老中心也成为了“不吉利”的象征。

“我们之前去其他地方建设过这种社区中心，但是附近的人投诉的很厉害。”李红说，“幼儿园他们都能接受，但是一说‘老人’他们就很排斥。他们觉得老人家是不是快要死了才来到这儿，如果最后在这里去世再‘送出去’，让别人碰到就觉得不好。”

老人自身和周边居民对于“老年”和“死亡”的恐惧形成了养老社区难以发展的隐形屏障。如果说居民的投诉是正面障碍，影响了社区的选址和建造，那么老人心中的“抛弃感”便是一堵难以消解的心墙，横埂在社区未来发展的每一步路上。

养老中心里，一位老人和李云英开玩笑说，“小的时候我把女儿送到托儿所，因为我们要上班，两岁就全托，我老了以后她把我送到这儿（社区养老中心）全托，我可能也是在上幼儿园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前，广州已初步建立了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9064”养老服务体系，力图让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6%的老人实现社区养老。

但是，“9064”的划分也表明居家养老仍是主流养老方式，社区养老等其它形式仍难以受到民众重视和信任。同时，数字背后也折射出了社区养老不得不面临的难题——高龄老人的居家照护、医养结合、养老制度等的探索和完善。

社区养老模式道阻且长。昌岗街社区养老中心家社沟通室的负责人张军表示，“作为亲人，陪伴和照料是最基本的。从社会层面来讲，如果有更好的资源、政策，有更多人愿意出力，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保障。”

-END-

排版 | 张 吉

编辑 | 张 吉

初审 | 刘颂杰

复审 | 钟智锦

终审 | 阮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