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峪青未了（青未了娘）

文 | 杨爱武

（一）

1944年冬月的一天，伴随着一阵哇哇的哭声，一个女婴在鲁中平原地区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呱呱坠地。听那嘹亮的哭声经久不息，女婴的奶奶脸上露出了几份嫌弃的表情：“一个丫头片子，声音不小”。

这女婴就是我娘。我娘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那年，全面抗日战争已持续了七年，国家的财力和资源几近枯竭，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贫民之家的弄瓦之喜实在掀不起什么波澜。

我娘的奶奶是个封建思想严重的老太太，她从骨子里重男轻女。舅舅长到七八岁，她咬牙把他送进学校读书；大姨过了髫年，她却安置了一架纺棉花的机子让大姨纺棉花。大姨年纪小，手忙脚乱总也纺不好，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急得她满头大汗。她奶奶见状就大声呵斥她。我娘比大姨小一岁，大姨出生时，她奶奶一看是女孩很不待见她，我娘出生时就更不用说了，娘长到七岁，她奶奶基本没怎么关注过她。

某天她奶奶又数落大姨时，正巧我娘从此路过，我娘站在那里看了一会，逞能地说这有啥难的，我试试。我娘从小聪明伶俐，学东西很快。只见她沉稳地坐在机子前，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棉线均匀地、源源不断地抽了出来。她奶奶见她纺起来有模有样，二话没说又找人打了一架纺棉花的机子，从此，姐妹两个面对面，一人一架纺花机纺起来。她奶奶对她们要求很严格，每天纺几个线团是定量的，纺不完她们就不能出去玩，八九岁正是贪玩的时候，赶上村里有红白喜事，她们也只能先干完活再出去看热闹。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腰酸胳膊疼，但这两个懂事的女孩从不叫苦叫累。我们那片地区是省里有名的产棉区，棉花产量大，靠着姐妹俩稚嫩的双手，大量的棉花变成棉线，再由我姥姥把棉线织成棉布，这样，一家老小的被褥、衣裤都有了着落。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年，我姥姥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娘的奶奶在这一年去世，我姥姥开始当家做主。我姥姥看我娘聪明好学，就和我姥爷商量把已经十二岁的我娘送进了学校。考虑到她年龄的问题，学校安排她直接上了二年级。我娘果然不负众望，进了校门后，刻苦学习，很快赶上了前面的课程，而且成绩名列前茅。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学校里要求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我娘就利用课余时间去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好强的她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去干些轻省活，而是跟在男劳力身后去刨地、拉车，像个铁姑娘一样，得到了村干部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1960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人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姥姥姥爷还咬牙坚持让舅舅和我娘上学。这一年，我娘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我们村的完小。读完小期间，我爹和我娘成了同学。每逢考试，要么他第一，要么她第一。他们像那个年代的男女生一样，互相之间不说话，但他们彼此默默地较着劲。

完小毕业那年，中考前夕，碰巧村里相应政府号召去学校选拔人才留用，我娘在村里影响好，又恰逢她姨父是村书记，她姨父跑到我姥姥家，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我娘回村当会计支援农业生产；我爹则考入兖州农机学校，从此跳出农门。

（二）

我娘回村当了一年会计，碰巧村里的小学需要民办教师，村里考虑到我娘在学校时学习成绩优异，在村里各项工作表现积极，堪称学生表率，就把我娘调整到学校做民办教师。

那时乡村学校条件很艰苦，民办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也得负责学校的其他事物。我娘热爱教学事业，一方面认真教学，一方面关心学校里的大事小情，只要需要她，她毫不含糊，事事争先。娘说，曾经为了学生冬天取暖，她和另外几个老师一起，推着小推车，一天往返近七十里去周村推煤，别的女教师是互换着推，她咬牙坚持着从头推到尾。晚上回家躺倒炕上，浑身酸痛的像散了架一样。

到了农忙时节，学校一放假，我娘又成了地里的主要劳动力。娘说，每年割麦子时，都是男劳力负责割，女人在后面负责捆扎，她却抢着去割麦子，而且还得争取成为领头雁。割麦子时，一般是五个人一组，割的最快的那个人在中间，由他（她）带着腰子（腰是四声，腰子是用棉花皮搓成的绳子）。

割麦前，他先放下一根腰子，再把自己割的麦子放上，两边的人再陆续割了、放上，等五个人每人放上一大把，后面的人正好可以捆扎。我娘割麦时，就是他们那一组那个带腰子的人。那次，她正起劲地割着，抬头看到一片空地，那其实是一眼井，村民怕冬天冻坏井沿，就在井沿上铺上些玉米秸再压上土，起到保护井沿的作用。

常去地里干活的人都知道这些，他们见到这样的情况都会绕行。我娘不知道，以为只是块空地而已，就不管不顾地冲着那空地过去了，一脚踏上去，她一下有了下陷的感觉，她心里说，坏了坏了，这下完了。好在那井里水不深，只到腰际.....我娘垂直下到井里，咋呼了几声，可惜井太深，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后面割麦的人隔了一会才赶上来，来到最后一根腰子附近，他们懵了：带腰子的人呢？他们往前走走，看到了井，也看到了我娘。他们跑回地头找来绳子，把我娘拉了上来。

看我娘惊魂未定的样子，他们让她回家歇歇。我娘回到家，换下湿透的衣服，心情也调整好了，她想：我在家也没事，还是回去继续割麦子吧。她又返回麦地，她的那些伙伴们还坐在地头津津有味地议论着她呢。她把腰子挂在腰间，又带头割起来。她的同伴笑她：你看你啊，掉到井里捞上来也没少割一廉（刀）麦子。

到了谈婚论嫁时，有人撮合她和我爹，那时我家挺贫穷，为了促成这门亲事，我爷爷在我娘去相亲前，跟四邻五舍借了几个大瓮，又借了些粮食，等我娘相亲时，爷爷故意领着我娘去看那几个瓮和瓮里的粮食。我娘后来和我说，你爷爷那么做让我感觉挺好笑，我是喜欢你爹才决定嫁给他啊，与他家有没有粮食、粮食多少有啥关系？

我娘嫁给我爹后，又到我们村里做民办教师，直到1971年，执教九年的娘积极响应公社组织的“教师党员参加农村党支部”的整党活动后，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教鞭，接替老支书，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三）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村支书既要带领村民搞好生产，又要频繁地参加各种会议、各种参观，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总是带着几分生疏地看着早出晚归的娘。因为娘，我活在别人的羡慕中，我却是从心底羡慕别的孩子：他们可以吃娘做的可口饭菜，穿娘缝制的新衣，她们可以让娘把她们的头发梳成喜欢的样式。我却因为娘的忙碌，过早地学会了自理。

八岁那年，我学会了自己缝纽扣。十三岁，我在七十三岁的奶奶的指点下，学会了拆洗被褥，并从此浆洗着一家五口的衣物。我就那么快速地成长起来。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从教九年的娘竟从来没指导过我的学习。

娘没有教我学习，却用言传身教教会我做人。在村民的眼里，娘是个“官”，她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她那么实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人，不论谁，不论公事、私事，只要有求于她，她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由此，她赢得了更多的信赖。

娘同样深切地关注着那些弱势群体。每逢春节前夕，娘便吩咐我和两个弟弟抬着篮子，里面放上两棵白菜、一罐头瓶食油、两瓢面，去走访孤寡老人。我永远忘不掉老人们看到我们时那感激涕零的表情。

在我的印象中，总是一身灰蓝打扮的娘是那么干练，利落，雷厉风行。我观察过好几次她处理问题的情形，思路那么清晰，语气那么委婉，却从不拖泥带水。我很少见她发火，却没来由地有点怕她。

在娘的领导和带领下，村里的变化很大，而且，村风极好。在我的记忆中，我村放电影最多、按电灯最早，买电视最早，邻里之间纠纷最少。

一九八七年，娘进了城，成了居委会主任，又风风火火地干了十一年。

一九九八年，娘退休。应该安享晚年的娘，遭遇了人生一次大的灾难——我们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失去了最爱的那个爱她的人，一向坚强的娘一时消沉下来。那是我们最揪心的日子。但很快，娘擦干了眼泪，为了我们，她毅然坚强地收拾起了悲伤。

娘独居的日子，正是我事业最忙的时候，我抽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娘。多少次离开娘时，我都能感觉到娘依恋的目光，但娘从来没要求我留下来陪她。她反过来教育我的女儿：“你妈妈那么弱小，工作又累，你要多疼她，不要惹她生气。”当女儿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我又一次感动于母爱的伟大！需要我照顾的娘，得不到我的照顾，却在尽她所能、无言地照顾着我。

现在，赋闲在家的娘，却很难闲的下来，时常地，我们会接到她的电话：“有没有时间过来吃饭？今天我烙了饼。”.......

娘里里外外地忙碌着，看不出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地位在她身上留下的影子，她成了一个最细腻、最周到、最热情的娘。

年轻的时候，总感觉我和娘之间隔着什么，现在，细看娘，感觉娘身上的闪光点象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娘的为人实在、处事扎实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将永远影响着我。

作者简介：杨爱武，笔名阿弥。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青年作协会员，市青年作协常务副主席，《淄博晚报》专栏作家。文章散见于《淄博财经新报》、《文学现场十年》、《淄博声屏报》、《青岛早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山东画报》《农村大众》等省内外报刊，多次在各级征文中获奖，有散文集《石榴花开》出版。多年来喜欢在名著里徜徉流连，以文字记录生活，在写作里不断修行，希望逐步完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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