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阀和韩国财阀的区别（日本与韩国的财阀经济异同）

说起“财阀”一次可能大家首先就会想起韩国，实际上财阀并非韩国特有的产物：日本同样是一个典型的财阀政治国家当世界闻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刚刚起步，年轻的家族领袖们还在四处寻找商业机会的时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经是富可敌国的一代豪商：早在大唐盛世就有一个叫圆真的和尚从遥远的国度取回真经，落户在近江国滋贺郡（今日本滋贺县内），他重建庙宇、再造金身，供奉大唐佛法后来这个取经人把寺庙更名为“三井寺”，而其所在的村落也随之改名为“三井村”后来一代富商三井家族落户于此并且随着村落的名称改称“三井”，再后来近江国的商业力量不断膨胀，三井家的三井高利也在这一过程中于1673年在京都开设“三井吴服店”作为三井家族企业开山鼻祖的三井高利为三井家的后代子孙制定了传世家训，其中有一条是“应该到岛崎或外国去做交易”，也就是说三井家从一开始崛起之初就是立足于面向世界市场的，这在17世纪末是较为难得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一开始明治政府采取的是官方主导的国家主导工业体系，这是鉴于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民间资本相对匮乏且民众对新式工业抱有怀疑的现实国情出发的当官办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明治政府开始以廉价乃至赠送的方式将这些官办企业移交给私人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三井家购买了煤矿、纺织所、制丝所等此后经销三池煤田所产的煤炭成为三井物产赖以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从英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棉纺机，从中国、印度、美国购买棉花，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日本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三井的产业很快就走出了日本国门，不仅发展到了中国上海这一远东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也逐渐发展到了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会明治维新后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豪商开始广泛涉足工业、金融等领域，逐渐转型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财阀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它们以家族资本控制的总公司为核心，通过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准直系公司的持股关系控制着各经济部门的直系企业和旁系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原有的四大财阀基础上又增加了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六家新财阀，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日本财阀和韩国财阀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日本财阀和韩国财阀的区别

说起“财阀”一次可能大家首先就会想起韩国，实际上财阀并非韩国特有的产物：日本同样是一个典型的财阀政治国家。当世界闻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刚刚起步，年轻的家族领袖们还在四处寻找商业机会的时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经是富可敌国的一代豪商：早在大唐盛世就有一个叫圆真的和尚从遥远的国度取回真经，落户在近江国滋贺郡（今日本滋贺县内），他重建庙宇、再造金身，供奉大唐佛法。后来这个取经人把寺庙更名为“三井寺”，而其所在的村落也随之改名为“三井村”。后来一代富商三井家族落户于此并且随着村落的名称改称“三井”，再后来近江国的商业力量不断膨胀，三井家的三井高利也在这一过程中于1673年在京都开设“三井吴服店”。作为三井家族企业开山鼻祖的三井高利为三井家的后代子孙制定了传世家训，其中有一条是“应该到岛崎或外国去做交易”，也就是说三井家从一开始崛起之初就是立足于面向世界市场的，这在17世纪末是较为难得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一开始明治政府采取的是官方主导的国家主导工业体系，这是鉴于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民间资本相对匮乏且民众对新式工业抱有怀疑的现实国情出发的。当官办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明治政府开始以廉价乃至赠送的方式将这些官办企业移交给私人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三井家购买了煤矿、纺织所、制丝所等。此后经销三池煤田所产的煤炭成为三井物产赖以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从英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棉纺机，从中国、印度、美国购买棉花，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日本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三井的产业很快就走出了日本国门，不仅发展到了中国上海这一远东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也逐渐发展到了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会。明治维新后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豪商开始广泛涉足工业、金融等领域，逐渐转型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财阀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它们以家族资本控制的总公司为核心，通过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准直系公司的持股关系控制着各经济部门的直系企业和旁系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原有的四大财阀基础上又增加了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六家新财阀，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

事实上韩国的财阀经济就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韩国最早的财阀集团几乎都有亲日背景。如今韩国财阀经济的典型代表三星集团成立于1938年3月1日：当时其创始人李秉喆以30000韩元在韩国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会”。三星创立之初的主要业务是将韩国的干鱼、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的北京及满洲里。可以说韩国财阀经济的萌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日本财阀经济的复制，甚至迄今为止韩国财阀与日本财阀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在国际半导体市场上近二十种必须原料之中日本就独占3/4的份额。特别是日本互联网帝国软银集团在2016年收购了半导体技术设计大佬ARM，所以现在的日本既在上游有着设计核心，又在下游摸着产品制造，还在中游把控着原料。多年来韩国三星生产半导体所需要的高科技原材料严重依赖日本企业的供应，当日本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核心半导体原料时无异于掐住了三星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的命门。偏偏韩国又是一个典型的财阀经济国家：作为韩国财阀经济典型代表的三星集团旗下拥有涉及电子、化工、造船、造纸、制糖、纺织、通信、飞机、金融、保险、建筑、旅游、医疗、汽车、媒体等诸多领域的160多家子公司，仅仅只是其中的三星电子就拥有325000名员工，全年营业额高达2119.41亿美元、利润366亿美元，在世界五百强中位居第12名。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团的总市值已突破3200亿美元，这比阿里巴巴集团高出近千亿美元，占韩国GDP的1/5，占韩国总市值的30%，超过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GDP。可以说三星已掌握了韩国经济的命脉。如果三星集团倒下，那么就意味着韩国经济的一场大地震。事实上不只是三星的命脉受制于日本，因为萨德事件而为国人熟知的乐天同样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乐天的创始人辛格浩最初是在日本创下的基业，当时他是以抛弃发妻而迎娶二战甲级战犯重光葵的外甥女重光初子跻身日本上流社会的，而乐天后来也长期扮演着日韩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

表面上看韩国的财阀经济最初是对日本财阀经济的复制并与日本财阀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实际上两者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同点：日本财阀从发迹之时起就始终与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三井、三菱、住友在其发迹之初都利用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扶植政策得以发展壮大，然而与此同时这些财阀组织又始终刻意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三井、三菱在崛起之初都是通过低价收购政府转让的国有产业发迹的，然而发展壮大后的三菱却和当时日本国营的邮政蒸汽公司展开了海运竞争，当时三菱在报上打出的广告词是：“规模虽不大，然以在野之身完成官方无法完成的事业”。三菱试图以此举划清与官方的界限。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家大财阀住友家也把与政府保持距离写入自家家训。可以说日本财阀从诞生之初就与官方是一种合作共生的关系，然而与此同时又刻意与官方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二战后美国占领当局认为财阀是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国占领当局在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中将财阀列为改造对象之一：1945年10月占领当局指令三菱等15家财阀报告自己的业务内容和资本结构，从当年11月起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和83家控股公司及56个财阀家族的改造正式展开。在这次改革之前日本的财阀集团已缴资本占全国各行业的35%，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更是占到了53%。这些财阀主要有三大特点：其一他们所把持的控股公司并不经营具体的生产产业及业务，而是在所有权之下发号施令，这使其得以掌握比其实际资产能控制的产业更多的产业；其二他们的股份不上市，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势力都渗透不到他们的经济帝国；第三个特点是与第二个直接相关联的——他们的经营管理是家族式的。在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改革过程中与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十大财阀相关联的625家公司被指定为“限制公司”。占领当局将财阀家族和“限制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全部公开拍卖并勒令财阀家族及其所属主要公司的领导人一律辞职并禁止在此后10年内重新任职。经过这番改造之后的日本财阀与战前已有本质上的不同：战后的日本财阀更需要日本政府扶持，财阀需要向主要政党提供赞助赖获取经济利益。

二战后对财阀的改造行动并没使日本财阀销声匿迹：三井、住友、三菱、富士四大财团都是由二战前和日本官方关联极深的旧财阀转型而来，可以说这四大财团的崛起都在相当程度上从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中获益，甚至迄今为止这四大财团仍有相当的官方背景。除此之外在战后日本还崛起了三和、劝银两大财团：1967年成立的三和财团旗下有三和银行、日商岩井、日本电信电话（NTT）、日棉、科思摩石油、神户制钢所、夏普、日本通运、积水化学工业等44家大企业；1978年成立的劝银财团旗下有第一劝业银行、伊藤忠商事、富士通、兼松、清水建设、川崎制铁、旭化成工业、富士电机、横滨橡胶等。该财团在化工纤维、金融、光通讯、计算机、石油开发、食品等48家大企业。目前日本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三井、住友、三菱、富士、三和、劝银六大财团手中。尽管如此日本财阀已高度公司化、企业化，家族式管理模式逐渐被摈弃；相比之下直接效仿日本旧财阀的韩国财阀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家族式管理模式。韩国不同于日本：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加害国在战后被美国进行了强制改造，因此日本财阀在战后都经历了重大转型；相比之下韩国尽管也受到美国的高度控制，然而美国并没对韩国财阀进行过改造。韩国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大致和我国的浙江省差不多，而浙江在我国所以省级行政区划中其实并不算大，也就是说韩国其实是一个规模体量有限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资源禀赋、劳动力、国内市场等方面有天然的局限性。1973年韩国政府发表的《重化学工业宣言》宣布将利用进口原料、燃料,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始重点发展重工业。然而很快问题就出现了：重工业建设与发展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原料和技术的，而这一切恰恰是当时的韩国所欠缺的。迫切希望追赶发达国家的韩国需要发展自己的新兴产业，然而这些产业均存在回收周期长、不确定风险大等特点，一般的小企业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不确定风险，而韩国政府的解决之道就是有意识扶植垄断性的大企业。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政府通过给予特定产业、企业以低息贷款和补贴等方式培养出了一批符合发展重工业目标，但富可敌国的财阀集团。从1975年起韩国政府开始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赋予综合商社的名称，与此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税收、金融的支持和行政支援。综合商社基本只有财阀能设立，一时间大量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被少数综合商社所并购，恶化了社会财富不均匀分配的现象。

尽管日本和韩国都是典型的财阀国家，然而仔细对比就不难发现：日本财阀的影响力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很少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社会生活构成影响，当然这也与日本财阀从发迹之初就坚持与官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有一定渊源。相比之下财阀问题在韩国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日本财阀尽管财大气粗，可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规范，然而韩国财阀却已发展到无视国家法律的地步：身为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因为受贿被关进监狱，而作为行贿者的三星副社长李在镕早就拍拍屁股回三星当他的副社长了。张紫妍案、李胜利案一再暴露出财阀集团无视国家法律、肆意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可以说财阀势力不仅绑架了韩国的国家经济命脉，同样对韩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构成绑架。韩国人自己戏称一生不可避免的三件事是“死亡、纳税和三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的信用卡是三星的，电视、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是三星的，居住的公寓也是三星的，甚至看的职业棒球队联赛还是三星队，就连死后安葬的墓地也是三星的产业，真实死了都躲不开啊。其实我们印象中那个生产手机的三星电子只是三星这一庞大商业帝国的冰山一角而已，尽管三星电子在三星集团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并不等同于三星的全部：目前三星旗下拥有涉及电子、化工、造船、造纸、制糖、纺织、通信、飞机、金融、保险、建筑、旅游、医疗、汽车、媒体等诸多领域的160多家子公司。几乎可以说三星的产业已渗透到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韩国人都不可能在一生中不和三星发生交集。仅仅只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三星电子就能在世界五百强中位居第12名，那么整个三星集团拥有何其巨大的能量呢？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团的总市值已突破3200亿美元，这比阿里巴巴集团高出近千亿美元，占韩国GDP的1/5，占韩国总市值的30%，超过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GDP。可以说三星已掌握了韩国经济的命脉。如果三星集团倒下，那么就意味着韩国经济的一场大地震——从直接的经济损失来看：仅仅只是一个三星电子就能实现全年30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如果整个三星集团倒下的话恐怕将使韩国国民经济至少损失3000亿美元以上，而韩国的国民经济总量也不过在1.5万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韩国将损失其国民经济总量的20%左右。与此同时仅仅一个三星电子就拥有高达325000名员工，如果整个三星集团倒下的话恐怕将制造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这将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动荡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更可怕的是由于三星涉及的业务范围极其广泛，这意味着随着三星的倒下势必造成整个韩国经济产业链的断裂，韩国将失去在诸多产业领域的相对优势，整体经济将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