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古墓7次被挖出（一组考古学家发现百年前四座明代墓塔）

少林武术驰名天下，而少林僧兵还在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斗争中，与上海有一段生死奇缘，则少为人知。

倭寇明代初期就有，明洪武十七年，倭寇频繁骚扰浙东，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倭名。”上海地区的南汇、奉贤等城就是在洪武时期修筑的备倭城。不过，明代初期的倭乱主要发生在浙江东部沿海，加之明代初期军力强大，措施得力，因此，那时的倭寇未能酿成大祸。对上海的影响就更小。

发生在上海地区的严重倭乱，起自嘉靖三十二年，在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尤其猖獗。嘉靖三十二年夏，汪直、毛海等大倭寇在浙江遭到明军的打击，“于是贼移舟而北，犯苏、松郡。二郡素沃饶，贼至，捆载而去。”倭乱使江南人民惨遭荼毒，“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宠束手无策，惟募人缒城，自烧附郭民居而已。”而苏州的情况同样糟糕，当倭寇兵临城下时，“民争入城，门不启，号呼震野，乘者望之而叹，攀援上者又缒绝而下。”之所以遭遇这样被动的局面，与江南武备松弛直接有关，那时“江南卫所已成虚设”，以致于发生了倭寇“六十七人经行数千里，杀伤无虑四五千人”的荒唐事件。明朝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征调少林僧兵参战。

少林僧兵参加抗倭斗争，人数虽然不多，但战果卓著。明代郑若曾在《僧兵首捷记》中说：“国家承平日久，民不习兵。东南文物之地，武备尤弛。嘉靖癸丑春，倭人猾夏。我祖宗之制，非奏请不得擅动军旅。有司仓皇不及以闻，权起民兵御之。苏、松、海滨倭寇不盈二百人，挥刀迅捷，小民畏怯，遇之辄败而走，如是者三十七阵矣。操江都御史蔡公克廉募僧兵殄灭之。嗣后我师与倭战多凯旋。”由此可见，少林僧兵对于扭转战局，鼓舞士气，的确曾经起到过非同一般的作用。《明史》中也说“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

僧兵武艺高强，明《云间杂志》记“嘉靖癸丑，倭初至海上，屯下沙镇止……按院蔡公可泉，招僧兵百余人，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傍贼结营。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敌首，于是诸贼气沮。”他们作战英勇，并企图借助神力，《僧兵首捷记》说“诸僧衣锦袈裟。持杖。口含淀蓝。遇贼以蓝涂面。自地跃起。若倮鬼。前搏。倭大惊。以为神。遂大败倭。追及嘉兴之白沙滩。尽歼焉。”

温玉成先生认为以蓝涂面、口含淀蓝的作法，是在模仿少林寺那罗延神，希望借以神力附体。因为按照经文中的说法，那罗延神赤发、浑身青色，手执金棒。那罗延神有金刚神力，是少林寺僧崇拜的主神之一。有趣的是，开创了大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出生在尼姑庵里，从小由尼姑智仙抚养成人，文帝出生之后，智仙“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少林寺现存一方金代“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石刻，神像上方的题记说：“经云，此神即观音示现。若人尽心供养，持此印咒，则增长身力，无愿不获”。这当然只是一种幻想，但是想象一下，不可一世，横冲直撞的倭寇面前突然跳出一些这样的“怪物”来，当然会把倭寇吓得魂飞魄散的。

在上海参加抗击倭寇战争的僧兵，并不全是少林僧人，僧兵的具体人数各书记载也不一致，但僧兵英勇作战，许多人血洒疆场，理应获得后人的褒扬。据《吴淞甲乙倭变志》中的记载，“后僧兵骨，官为立石塔，瘗于佘山。”从这段文献看，似乎有多名阵亡僧人葬于佘山，而《明文海》卷四六七《四义僧舍利碑铭记》中则只记载了最先战死的四人，“义僧彻堂、一峰，苏门人；真元，楚人；了心，杭人……四人皆无海内责，勤王死事，礼有祀典，监司重其懿命，有司给官帑为葬埋。郡公方双江邑侯王韦轩又为市地，优锡以礼，将以某月日函厥舍利，作四石塔，窆于佘山之北，树碑建祠。”

岁月悠悠，几百年过去了，少林僧兵海上抗倭的事迹一直在人们心中流传，但埋葬在佘山的少林僧兵石塔今在何方﹖

2003年6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松江区博物馆林晓明先生提供的线索，在佘山天文台张建卫站长的指点下，终于在佘山山顶找到了散存于地面上的石塔构件21件。这些石塔构件，全部为青石制作，高度在9-48厘米之间，其形制有八角形、六角形、圆形和四面倭角形，可确认有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的构件，表层均有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但其上的雕刻清晰可辩。有仰覆莲瓣、仿木结构的斗拱、植物花纹和宝珠等等。其形制和雕刻风格均表现出明代中期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构件中，有四件大小、形制完全一样的塔刹刹身部位的构件，高48厘米，八角形，其上有线刻装饰。据此，我们初步可以判定，这些青石构件正是明代石塔的组成部分，佘山确有明代嘉靖三十二年建造的四座少林武僧墓石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