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讲齐国灭顶之灾（石破天惊:秦非子牧马石槽重现天日）

“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初考

2020年元月2日（周六），和史总等一行三人去关山军马场（陕西某某牧业有限公司）拜见“关山牧马人”张先生。他是东北大连人，只身一人来到宝鸡，一头扎进了魂牵梦绕的陇县大山，一呆就是十五年。繁养三河马、梅花鹿、收藏奇石，耗资千万。深冬的关山向阳沟（原来称水磨川，文革中改称现名），正是一幅冰天雪地的水墨景象。看到几匹枣红马在雪地里自在徜徉，连绵的群山泼墨般写意，疏疏落落的树或相拥或点缀，和见到铁哥的陨石一样，让人觉得误入天山深处，这一刻似乎才理解了他的梦想，他的情怀。

第一部分 初见"秦非子牧马石槽"

在度假村的围栏里面，有几头秦川牛看着我们这些稀客，牛的脚下是一个石马槽，静静地冻卧在雪地里。铁哥说是2006年6月6日，在旁边挖“天池”的时候发现的。王先生在2020年3月15发文介绍过，称之为“秦非子牧马石槽”。文中对“石槽”赞赏有加，并断定年代距今至少2200年，并推测上面的文字为“金文”。遗憾的是王先生对图案和文字并无具体解读。

石槽槽沿破损，整体保存完好，尤其是一个侧面的文字与图案，被干硬的青苔、泥、粪糊住，满目沧桑，不好辨认。牧马石槽长约2.5米，高约40公分，宽约60公分，壁厚10公分。于是，用手抠了些道道，用相机努力拍了些照片，回来放大在电脑上，居然百分之九十可以辨认，真是喜出望外！只是石槽的另一面按常理也有相应的刻画，遗憾的是已经完全风化，留下的刻画痕迹均已无法辨认。

图片（1）静卧的石槽

图片（2）手描石槽刻字、刻图

可以看出来，石刻内容是从右至左三组图，用石刻双线隔开，但画意相连。左右两边的图大小相同，各有一树、一字，中间是主图，带有一个文字。

第二部分 初解“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

不揣浅陋，试着对图案文字作了推断：

图片（3）石槽右侧图文字“男”字实拍

初步推断为“男”字。如图（3），似为一个大篆“男”字，和一棵树。表意为王上出行时，有人在田间劳作。（或为“畋”,表意为“畋猎”,本文作“男”解。）

石刻画面的中图是主图，内容从右至左依次是：上有“云朵”，下有“草”；带巨大伞形顶盖的“安车”，车上的驭手和坐车的主人很模糊；拉车的是一头大象，迈步前行，活灵活现，而且前面行走了另一头大象；两头象中间是一个清晰的“上”字，行走的大象前三只鸟儿低飞；鸟的前方有象形的图案：一“树”、两“鼎”;或者是三件乐器,竖立的是琴,另两件为打击乐器,一器有鼓槌,一个带鼓面。（先秦秦仲时有“瑟”“簧”等乐器。见《诗经·秦风》之《车粼》。）

石刻从右至左，画意相连

石槽三幅图分解图

“男”子是古代作战、生产的主力军，社会地位比较高；王“上”是一国之君，处于社会的最高等级；“极”是秦人想象力的尽头，含有开疆拓土的味道。画面中嵌入这三个重要的字，“上”字居中，当不是随意而为之。

石刻的大意揣测：有人在田间劳作（或田猎），王上受封西归，春游于关陇大地，燕子飞舞，安车宝象，不远处有鼎食（或琴瑟）供王上享用。要去哪呢？“极”，信马由缰，去能所“极”处，远游也。

由这幅图我联想到了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卒年代与非子相差350年左右。他的学生曾皙讲过这样一段话：“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长叹一声：“吾与点也！”纵览“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画面，我不禁感慨万千：孔子所想像的理想人生,与这幅画面何其相似，诗意而浪漫！

第三部分 “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断代

石刻的年代判断

一、从文字字体字形上看，无疑早于李斯的小篆，应是大篆，但它们之间仍有细微差别。“男”和“上”笔触细长、流畅，“极”则稍显方正、古拙。图--形（亦图亦字的一组符号）--不同字体的字，出现在同一画面中组合表意，是文字不够发达的表现。从这里，我们既看到了殷周文化对方国的影响，也能深深呼吸到秦文化肇始的种种艰辛。这并不意味着落后，作为小小族群，紧紧追随着文化勃兴的大势，同列国诸侯相比是超前的。非子时代的周孝王时期是西周中期，《诗经》《尚书》的 创作期，中华文化均处于初创期。中国第一本史书，真正有意识地记事的作品《春秋》，也才始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我推测它们是先秦的初创文字、文化，秦小篆的源头。秦篆始终是秦的官方文字。

二、 鉴于文字的重要性，试从文字发展的角度作如下推论：首先，牧马槽石刻上比较明确的三个字均为单字，没有出现词组，而石鼓文和《秦风·车粼》已经大量使用叠字、词组、韵句来表情达意，这种幼稚性，恰恰是秦文字初创性、起源性、古老性的佐证之一;再者，整幅画面是图、字结合在一起叙事，而不是后来纯文字的刻石纪功或铸鼎（金文）纪事，这种叙事方式在石鼓文和《秦风》中是不可想象的。我猜想，牧马槽刻字、石鼓文、李斯小篆，直到“书同文”，从幼稚到成型，再到成熟，不正是秦文字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吗? 牧马槽刻字、石鼓文正是秦文字发展的关键证据链实物。同时，观察中图左侧，这三组器物像字又像图，不论是食器还是乐器，都极像象形字。特别是两个带底的图案，其底部特征就是甲骨文、金文、篆书中的“皿”字底。这三个亦图亦字的刻画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极像，谁又能说这不是秦人对殷周文字的继承和运用呢？这应该是图画表意走向文字叙事的过渡特征。这一过渡性特征，是不是向我们提供了秦文字发展的文化密码？到底是一组食器还是乐器，拟或殷商文字，尚待专家解读（参看下图）。石鼓文若存续在秦穆公时期（前659年-前621年），那么牧马槽石刻的创制年代，应早于公元前659年，距今至少约2680年。

三、从文学演变史的角度考察：木斋先生所著《先秦文学演变史》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解读石刻产生的年代。他推算《诗经·秦风》的首篇《车粼》是秦第四代国君秦仲的夫人所作，年代为公元前827年。而且有这样一段话：《左传》服虔注：“秦仲始有礼乐车马之好……其孙襄公列为侯伯，故有“蒹葭苍苍”之歌，《终南》之诗，追录先人《车粼》《驷铁》《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这表明了秦仲时期已经有了诗歌等纯文字纪事方式，秦文字应该逐步走向了成熟，完成了从文字到文学的过渡。这是秦崛起的重要文化前提。完成这种蜕变需要一个过程，牧马槽石刻文字应当是一个见证与证明。这样一来，从文字、文学演变规律上讲，这幅石刻图的诞生时间必然早于秦仲时代。那会是谁呢？秦非子，在位42年，前900年到前858年；其子秦侯，在位10年；其孙秦公伯在位3年，秦仲之父。三位秦国君中，石刻主人是非子的可能性最大。秦仲有诗，非子初创秦文字，应当是合理的。至于“秦仲始有礼乐车马之好”，只能表明秦仲受封之后开始大规模使用车马礼乐，牧马槽石刻图中“一象拉一车”的景象，反而更合乎逻辑，更符合秦非子的身份与年代背景。《车粼》表明秦仲时代似乎仍是一马拉一车，而到襄公的《驷铁》时代，已是“六辔在手”，车舆制度成型，车的形制已大大改变并进步了。秦人祖先本来就因善养马、善驾车而闻名，非子驾车当无可厚非。若推论成立，那么石刻存世至少2880年了。王先生称之为“秦非子牧马石槽”，颇为妥当。如果这样，那么石刻上的三个文字要早于石鼓文字，尽管只有寥寥三字，但或可称作“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了。当然，这还需要专家作进一步论证。

四、从地域上看，地处关山草甸的水磨川若真是秦人牧马之地，繁荣期当应在秦建雍之前，甚至比“汧渭之会”“封都平阳”更早。秦人雍城建都，在德公二年（即公元前677年）；宪公“封都平阳”在公元前714年左右；汧渭之会，是秦文公初入关中时期，当在公元前762年左右。故此石刻应早于前762年，距今至少约2783年。仅从地望分析，秦文公及以后的秦君应该都不会在水磨川刻石纪事，因为他们有更广阔的新天地和更成熟的表达方式。如石鼓刻字就是佐证。

五、从身份、事件上看，与受封并刻石纪事相关性较强的应该是以下几位秦公：

1、秦非子，即秦嬴，大骆庶子，秦始皇的前37代先祖，非子受封到嬴政出生相距约650年，有种仰望星空的深邃与敬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非子在公元前890年因善养马被周孝王封于清水，建秦邑（即秦亭），主马汧渭之间。清水县距水磨川320公里。为什么在此处刻石？非子翻越陇山，从陇西到陇东，这在政治、军事上意义重大，是秦人东出的战略支撑点。水磨川在这一时期应处于繁荣期，也应该是非子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在关山向阳川出土，有可能是他受封的纪念事件。推算为距今2911年，应是该石刻创制的年代上限。

2、秦仲（？-前822年，伐戎战死），秦的第四任国君，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824年，周宣王下令封秦仲为大夫。距今约2844年。

3、秦庄公（公元前821年-公元前778年）联合周王室平西戎，周宣王封他为“西垂大夫”，在位四十四年。若其相关，距今最少2798年。

4、世父，秦庄公长子，秦襄公之兄。经营秦亭，在关陇大地40余年。此物也可能为世父时所刻，年代应以襄公下限（公元前716年）推算，距今约2736年。襄公助平王东迁，受封西岐之地，为纪念受封西归，也有可能，年代同世父。

总而言之，从地域、文字、历史事件来分析，此石刻应在秦非子至秦文公之间，约从公元前890年到公元前716年，历经六代秦公。故推算石刻创制年代，应不早于上限2911年（非子受封于公元前890年），不晚于下限2786年（秦文公即位之年）。但应强调的是，石刻主人最明确的指向是秦非子。

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621年），在位三十九年。假设石鼓文创制在秦穆公初即位的公元前659年，那么也要比石槽刻字晚116年到231年。这近200年时间，也给了秦文字发展足够的成长期。

第四部分 “秦非子牧马石槽”出土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我们应该视“秦非子牧马石槽”为张先生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被发现的意义在于：

一、若我们断代准确，“秦非子牧马石槽”上的石刻文字应该早于石鼓文。石鼓文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是中华民族第一国宝。此石刻文字初步估算比石鼓文早200年，把中国石刻文字的历史至少提前了200年。它应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石刻文字的鼻祖。应属“国宝”级文物。

二、石马槽上的三个文字推测为“大篆”。秦篆是秦的官方文字。在先秦时期的数百年里，秦人一直被视为戎狄之族，难怪秦孝公在《求贤令》中会发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浩叹。由文图混合表意到石鼓文字，再到李斯小篆的发展轨迹，我们看到了秦人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追求。秦并六国，绝不只是单纯的军事实力使然。石刻上的三个刻字，当是小篆的渊薮。对秦统一六国，“书同文”，影响深远。

三、纪年价值。一般认为，秦人在西周初年西迁进入西垂 ，但没有确切纪年。所谓“有图有真相”，这幅石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推算纪年的实物坐标。秦人进入关山、汧水一带的“法定”活动范围，标志着秦人名正言顺地迈出了东出的第一步，值得庆贺，也开了秦人刻石勒铭的先河。杨继承先生在《秦的灾异与符应：历史记录与史家建构》一文开篇讲到：据《史记·秦本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一般认为，这便是秦国历史的开端，而这些记录所形成的文本便是司马迁所见到的《秦记》(早已失传）。还有就是，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国人暴动为节点。就是说，设若秦非子受封时间断定为公元前890年，再加上若断定牧马槽石刻（有图有文字）的主人是秦非子，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图文并茂的石刻，比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年份还早50年？至少，它把秦人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提前了238年（以秦文公十三年，即公元前752年往前推）。

四、石刻中除文字的珍贵而外，图中“车”的形象，“大象拉车”的图案，一方面表明了车主人的“王者尊贵”，另一方面从图中“车”的规格、形制来看，尤其是巨大且略显夸张的伞形顶盖，拉车的“象”也饰以“冠”，则无不表明了车主人只能是君王身份。所以这辆“车”应是秦铜车马的雏形（尽管材质无法判断），这辆非子座驾，可以称为“大秦第一车”。秦有“子车氏”，因造车而得名。《秦风·黄鸟》诗中从死秦穆公的“三良”，就是子车氏。西北大学梁云先生著有《西垂有声》一书，其中讲到，子车氏也是商代贵族，他本人在甘肃毛家坪遗址挖出过子车氏的铜戈。据此推测，子车氏家族可能随同秦人来到西垂，图中的非子座驾，也许就是子车氏所造。《易中天中华史·国家》（第143页）指出，商人的三大特点是：1、析财而居；2、以业为氏；3、以国为姓。在先秦时期，车、马同是国之重器，非子养马，子车氏造车，珠联璧合。这似乎印证了从非子直到秦穆公，子车氏家族和秦君有着深厚的君臣关系。否则，从死穆公百余人，为何有名有姓的三个人全是子车氏？换言之，从非子开始，秦人以“马与车”为特征的征战史，就是秦君与子车氏家族的关系史，子车氏是大秦的“大国巨匠 ”，非子是有坐豪车的技术条件和人才储备的。子车氏造车属大胆推测，但秦不缺造车工匠。

如果中图最左侧亦图亦字的符号确为一组乐器的话，亦不失为中国音乐史的重要实物图像记录。整个石刻画面，应是最早的绘画作品，而且是“人物画”，比秦宫壁画至少早500年左右。王学理著《秦物质文化史》（757页）讲到“秦时的绘画作品，目前还未见到成形之物……窥豹之一斑”。这句话因此值得商榷。

五、“大象”出现在这幅石刻中，除表明主人的身份尊贵，车的富丽厚重之外，用大象拉车，这是先秦历史上很罕见的现象，史书、绘画资料很少提及。我们不禁想像：（1）难道先秦时关陇大地的气候条件居然适合驯养大象？（2）或者大象来自云贵、印度？这岂不表明了秦之初几位秦公的活动范围，并不拘于西垂的弹丸之地，而是与外界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大家可以求证。

综上所述，《秦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应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先秦物质文化遗产。它用文字组合图案的质朴方式叙述了秦国君受封归来后春游封地的重要历史事件。画面中没有金戈铁马，质朴而祥和。大秦的历史，不光是铁血与殉葬，还有诗意和安宁。整幅石刻画面，布局对称、主次分明、繁简得当，诗意盎然。何其浪漫，何其经典?其质朴、清新、洒脱、简练，对秦人精神风貌的展示，不亚于《诗经·秦风》中的诗意画面。或者可以这样评价，它将中国石刻文字、石刻艺术、书法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机械制造业、养殖业的多个中国第一集于一身，融合一个时代于画幅之中，是一座综合性的艺术宝藏，是绝无仅有的考古实物资料。初见此刻，惊为天人之作，揣摩细思，不禁为秦人的艺术创作、创造力称奇。感慨之余，给石刻题名《非子受封游春图》。国之瑰宝已经重现天日，可谓“石破天惊”！

后 记

作记之时，“秦非子牧马石槽”仍静卧在雪地之中，与牛为伴，惟愿人们能早日一睹为快。秦非子千年以前主马于汧、陇大地，千年以后“关山牧马人”张先生在此地历经艰辛繁养国宝“三河马”，发现并保护石马槽，似乎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并不偶然。兵马俑、秦杜虎符、何尊等等，很多次国之瑰宝的发现，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偶然，历史并不神秘，也绝非虚无。研究并审视“非子受封游春图”石刻的价值，需要一种长远而冷静的眼光。看来缘分并不只是传说，因为难能，所以可贵。亘古至今，不论世事风云如何变幻，在关陇大地，马群始终繁衍生息的理由，也许就是这里坚韧地传承着的龙马精神！感谢张先生的发现，感谢史老师的拍摄和图片整理，也感谢于女士不辞辛劳整理大量文考资料！为进一步研究考证，期待有兴趣的老师批评指正。

关山冷月，陇上积雪，雍城夜月皓如雪。

崤函西顾，汧渭东望，西和东出归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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