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四川的历史真相（张献忠屠尽四川）

“张献忠屠尽四川”的说法在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连《明史》也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亿人，但很有很多人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那么，是谁在明末清初时期杀害了众多的四川人?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生于陕西定边县，是明末各路农民起义领袖中响当当的人物，与李自成齐名。张献忠读过书，当过兵，因为犯法被打了100军棍后开除，从此流落民间。

天启末年，陕西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由于粮食严重缺乏，明朝赈济不力，导致饿殍遍野。灾区的农民为了活命，纷纷拉旗造反。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聚集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自号“八大王”，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六省，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1647年，张献忠率部在四川西充县凤凰山抵抗清军时，中箭身亡。

张献忠（图片来自网络）

清人编纂的《明史》说他嗜杀成性，“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好杀，不如李自成有谋略，“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明史》还说张献忠立过一块"七杀碑"，上写：“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了这块石碑，上面写的原话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原来它并非什么"七杀碑"，而是张献忠的"圣谕碑"。目前这块石碑就立在广汉市公园内，供市民和游客参观。

所谓的“七杀碑”（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问题来了，张献忠到底有没有肆意屠杀行为？

张献忠对待士民的态度分为两个阶段。从崇祯六年（1633年）至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四次入川，其中前三次以及在其他省份流动作战时军纪尚好，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封府库以侍, 则秋毫无犯” （《平寇志·卷十一》）。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攻克襄阳，拿出十万两饷银赈济饥民。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后，又取出六百余万两银子，赈济流民（《平寇志·卷六》）。

崇祯十七年之前，张献忠所杀之人基本都是明朝的藩王和官僚，如攻克襄阳后，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攻占武昌后，杀了楚王朱华奎。崇祯十七年，工科给事中彭琯的一份奏折也证实，张献忠兑现了给百姓免税三年、不杀一人的承诺，因此获得了湖北农民的支持，“往昔逆贼（张献忠军）犯楚, 实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 一人不杀之伪示”。

出土的张献忠沉银（图片来自网络）

但张献忠崇祯十七年（1644年）第四次入川，建立大西政权后，军纪变得败坏，滥杀成风。起初，成都地方官吏、地主和士绅慑于张献忠的军威, 纷纷归顺，《圣教入川记》记载“初, 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 逃避不逞……又闻献忠有勇有为, 能任国事, 于是一般官吏均出任事。”但张献忠一向仇恨明朝宗室和官僚，攻陷成都后把蜀王全家、四川巡抚龙文光及所属官吏全部杀死（见《罪惟录》），而且公开悬榜招考，数千名士人到达后，张献忠派军队把他们围起来全部杀死，“悬榜试士, 士争趋乞生。复以兵围之, 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

张献忠在屠戮蜀王家族时，伤及很多无辜，“ 其时蜀府宗支多在灌县, 乃发兵围之, 不论宗室细民皆杀”，这样张献忠就民心尽失，招致了上至官吏、地主，下至士人、百姓的全体反抗。各地百姓纷纷组织义军，杀死大西政权的官员，“远近各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 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

为了维持自己的残暴统治，张献忠开始对所有反抗者展开报复性的滥杀。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占据四川后, “ 闻（李）自成收汉中, 将吞两川, 惧川民叵测, 大杀川人”，“ 献忠乃大肆屠杀, 稍有犯者, 即全邑尽屠” 。张献忠走在街上听到有嬉笑声，就说“你是笑话我不配做皇帝吗？”，把满街的人全部杀光。随后听到有哭声，就问对方“你是怨恨我吗？”，然后也将其杀死。

张献忠滥杀川人是事实，但清人编纂的《明史·流贼传》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字纯属编造。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记载，一直到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国总人口才达到4.5亿人，崇祯十七年（1644年 ）全国只有1.52亿人。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1.01亿。也就是说，清兵入关后全国人口总共减少了5000万左右。张献忠去哪里杀了六亿人？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显然是有意诬陷。

那么《明史》为什么要诬陷张献忠呢？《明史·流贼传》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绥寇纪略》和《蜀碧》。《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杀的吴继善的本家，对张献忠一向充满仇恨。《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时任乾隆朝御林院编修，他诬陷张献忠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清军在四川期间更为严重的屠杀行为。

张献忠和清军作战（图片来自网络）

四川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根据康熙《四川总志》记载，明末四川在籍人口数字只有26万户、310万人左右， 在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排第八位，仅高于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清初,四川人口降到了8万人左右。黄云汉《四川财政汇编》记载“川省明末兵乱之后, 民半逃亡, 地多荒芜。”也就是说，明末有一半四川人民众逃往外省，本省只剩下150万人左右，除去最终活下来的8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民众达到140万人。

这140万人都是死于张献忠之手吗？

并非如此。张献忠第四次入川后，能控制的地方仅限于成都及周边数县。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是明将曾英的地盘；以乐山为中心的川南一带，被明将杨展控制在手中。而且，张献忠第四次入川只待了三年，1646年就被清军射死了。但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1659），清军才彻底平定四川。

如果张献忠死前把川人都杀光了，清军为何花了十三年才控制四川？也就是说，四川人口的大量减少，发生在张献忠死后。张献忠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屠尽四川。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个惨剧？

罪魁祸首之一，是明军

镇压农民军的明朝军队军纪之败坏，手段之残暴，令人震惊。明廷大学士文震孟说他们“将无祀律、兵无行伍, 淫污杀劫, 惨不可言”，报功的首级之中，一半都是滥杀的百姓，“所报之级, 半是良民”。明军为了领赏而杀良冒功的事件屡见不鲜：郧阳巡抚陈良训“ 诡称杀贼累万, 验问皆良民” ；副总兵赵大胤“ 报斩贼级五千, 验之皆妇人首也”（见查继佐《罪惟录》）。

明将左良玉“左兵所过, 奸淫掳掠, 鸡犬不留”，明将曾英“ 营兵尽抢掠以自活……路上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见欧阳直《蜀乱》）， 袁韬在川南一带“ 大肆掳掠备…… 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明军劫杀百姓更是肆无忌惮, 比张献忠的农民军还要残暴，“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 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 玉石俱焚, 惨烈于贼。” “ 乱兵杀掠淫掳, 不忍见, 不忍闻, 亦不忍言”。

荧幕上的明军（图片来自网络）

罪魁祸首之二，是清军

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顺治三年，清军打败张献忠的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南明残军作战；第二次是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时，对川民进行了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之乱是四川百姓遭受的第三次大劫难。

对于四川人民的的顽强抵抗，清军采取的办法是大规模屠杀。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曾上书顺治帝，汇报入川清军滥杀无辜的情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客滇述》也记载，顺治四年（1648年）十一月, 清军撤离成都时, 清将梁一训将数千名成都人驱赶到绵州全部杀死，“ 驱残民数千北走, 至绵州, 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荧幕上的清军（图片来自网络）

《圣教入川记》记述了吴三桂之乱对四川的祸害，“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罪魁祸首之三，瘟疫和饥荒

此外，瘟疫、虎患等原因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从万历年间到崇祯末年，七十年间全国共发生天灾150余次，大型瘟疫5次。李蕃《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以后, 四川便逐渐出现了“大饥” 、“食人”、 “虎入城”等种种惨状。 《蜀碧》也写道，由于此时人口稀少，到处是断壁残垣，老虎和豹子四处出没，成群结队在大街上游逛，咬伤、咬死了很多人，它们“穿屋巅，逾城楼而下……有经数日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张献忠屠尽四川”的说法，显然是清政府精心编造的谎言。在那个充斥着战乱、瘟疫和天灾的年代，大量四川人民悲惨地死去，造成了四川人烟稀少，田园荒芜，以至于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用“湖广填四川”的办法补充劳动力的奇缺。张献忠在四川的确有过残酷屠杀行为，但造成四川人口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是明军和清军的滥杀。

本文参考资料有：《明史》、《平寇志》、《圣教入川记》、《中国人口史》、《罪惟录》、《蜀乱》、《客滇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