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年轻时候的长相（风中老舍封面人物）

"

"

1

2017年1月1日，作家老舍的所有著作将成为公版书。按照现行的著作权法，从作者去世之后第二年算起，版权保护期是50年。自此之后，出版社出版其著作，将不必支付版税。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去世。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楼的过道里，总编室主任王海波从一个老旧的书柜里找出老舍文集其中一卷。老舍作品的绝大部分版权属于这里。“这个黄绿格封面的版本不好找了。”我接过她递过来的书，翻开封面，看到了“舒舍予”和“胡絜青”的红色印记。

这套文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整理，在此之前，全中国能看到的作家文集只有鲁迅一人。“鲁郭茅，巴老曹”，从一个短语，重新开始成为一排长长的书籍。

1987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的王海波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她作为责编的第一本书便是老舍文集第9卷。和她一个部门的同事有老舍的女儿舒济。为了整理老舍文集，舒济被调入出版社。

●舒济 图/姜晓明

这不是王海波和舒济第一次见面。王海波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老舍。为了写好论文，她曾经到北京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采访老舍的家人。“我还记得，见到舒济的时候很紧张。”

80年代是文学占据耀目舞台的时代。大学中文系的录取分数往往最高。王海波就读的吉林大学中文系，出了不少日后影响中国文坛的人，比如徐敬亚、王小妮等等。

此时，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吴小美也已经开始了她对老舍持续深入的研究。她曾经担当老舍研究会会长多年，如今在北京生活。2014年，她所著的《老舍散文三十八讲》出版，老舍散文是少有研究者关心的领域。这年同时是她从教60周年，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上，到场的有舒乙、舒济，还有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钱理群。吴小美1954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49年之后，对于老舍作品的研究很长时间里是沉寂的。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里第一次对《骆驼祥子》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样是北大中文系的樊骏，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这些研究打开了一些缺口，老舍研究的局面开始改变。

1986年，大学毕业后的傅光明进入现代文学馆工作。他很快认识了作家萧乾，成为忘年交。萧乾喜欢跟年轻人交谈，他曾对傅光明说，感谢光明，以你的青春在延缓着我的暮气。

一次聊天中，萧乾和傅光明说到了老舍。“萧先生跟我建议说，老舍值得研究，你可以做一做，一些当事人跟我熟，我可以帮你联系。”

一条通道被打开了。此后多年，傅光明投入了对老舍的研究。“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历史的书记员，去找到和历史相关的人，把他们说的东西记下来。我那时候以为，这样就可以还原历史真相了。”

2

萧乾帮傅光明联系采访的第一个人是黎丁。黎丁原是《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他曾跟萧乾说过，1966年8月23日之前一两天，他去过老舍家。

1993年，傅光明和央视的记者去了两次黎丁家。

●傅光明 图/姜晓明

在黎丁的回忆里，接了老舍电话后，1966年8月22日晚，他到了老舍家。“我去老舍家的时候，他就和我讲起来，他从医院出来了。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能落后。”

老舍夫人胡絜青曾经回忆：“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明天的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1949年之后的各项“运动”，老舍大多数时候是积极的响应者。1957年6月号的《剧本》发表了关于老舍的报道《老舍谈剧本的百花齐放》，他说：“应该放胆写讽刺剧，讽刺官僚主义和旧的思想作风。悲剧问题也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现在剧本创作还应该大胆地放，对于那些思想不反动、艺术性强的剧本应该发表出来。”

随后，他又在《创作的自由》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文艺观：“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宜有绝对的自由，否则碍难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自由呢？没有。”“领导为的是明确方向，不是干涉自由。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领导。”

在“反右”的时候，老舍为批判吴祖光写了《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就表明：“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见到新凤霞，鼓励她要多给吴祖光写信。他对不识字的新凤霞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某一次，老舍从旧货摊买到一幅齐白石的画，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心愿。吴祖光很感动，老舍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

老舍和吴祖光结交多年。抗战结束后，老舍去往美国。1946年6月5日，他从美国写信给吴祖光表示，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尽管还有许多缺陷，但如果各方面的条件能够得到改善，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1958年，北京盛夏，作家老舍先生在荷花池边小憩

1950年代创作的《茶馆》，似乎做到了老舍在信里的愿望。《茶馆》和他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让他在同辈作家1949年后的创作里显得与众不同。

吴小美说到老舍对于悲剧的推崇。“很多人因为老舍的作品里幽默、笑声很多，就把他简单地看成一个优秀的市民作家。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老舍一辈子都在写悲剧，悲剧实际上是他创作和精神的根源。”这和老舍的出生、成长过程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落魄的满族家庭的后人，在“变革的时代”里不断地通过文字追寻价值所向。

1986年的夏天，吴小美到香港做了一场关于老舍的讲座。和她一起去的还有《茶馆》的剧组。那一版《茶馆》里，王利发的扮演者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于是之。

《茶馆》在香港上演，当剧中主角王利发不堪生活重压，生意做不下去，准备上吊之前，舞台上撒起了纸钱。“这个情节太好了，被悲凉的气氛又推进了一步。”吴小美记得很清楚，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外国朋友涕泪交垂，她用英语对吴小美说了一句，“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太感动人了。”

香港曾经是吴小美生活的地方。她在那里长大。抗战中，香港沦陷，日本人的到来让她和家人感到恐惧。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妈带着我们出去，好不容易买到了6个肉包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日本兵，他们搜到了包子，想吃，但怕包子有毒。就让我们先吃一个。我妈知道包子没毒，她心疼我，把一个包子给我吃了。其他5个被日本兵抢走。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会记住。”

说到这里时，吴小美流下了眼泪。“所以我看《四世同堂》，体会太深了，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的心来读《四世同堂》的，对我来说，这已不是小说，我会把它看成是音乐——怒、愤、傲、烈。”

王海波写老舍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四世同堂》给了她强烈的感触。“每一代人都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特色，老舍把时代的更迭浓缩在他的作品里面。这其中有严守旧时代规矩的人，还有接受新时代思想的人。有的人努力在变，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变。”

时代不断在变，大家都在探望着风向。不管风往哪里刮，一个确定的事实好比《四世同堂》的结尾：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

3

北京老舍纪念馆门口的两个铜环也让我想起《四世同堂》。

吴小美注意到了小说里对铜环的描写。进入北平的日本人，将各家各户门上的铜环偷光了。这些见微知著的描写，吴小美认为只有老舍才能做到。一条胡同里有悲剧，也有被征服者的文化自省。这是一个从惶惑偷生到缓慢觉醒的过程。

●吴小美 图/姜晓明

“小说里面绝大多数人物，是缺乏英雄气概。举个例子，像祁老人，祁老人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因为侵略者的枪炮，他只想平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但这个不可得。再看中年这一代，祁天佑这个悲剧人物，他只想靠自己安分守己的劳动，给自己挣到最低的吃喝，他本本分分做自己的生意，最后落得丢掉自己的命这个下场，被迫自杀。像祁瑞宣，一个知书达理很有爱国心的壮年，非常想奔赴国难，可是家把他拴住了，他的弟弟祁瑞全，想马上到战场上和敌人厮杀，可是家里不同意。最后大家只能在惶惑中偷生。”

舒乙写到过：“父亲1945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在20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诚实，守规矩，爱体面”的祁天佑，被日本人污为“奸商”，让他穿上写着极大的红字“奸商”的白布坎肩游街，日本人用枪逼着他大声喊“我是奸商！”这让他感到屈辱而绝望：“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必须到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经等他等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

“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女学生李静为了替叔父还债，卖给老张为妾，不能与倾心相爱的王德结为连理。她最先想到的就是死，但“‘死’是万难下决心的，虽然不断的想到那条路上去。‘希望’是处于万难之境还不能铲净的，万一有些转机呢！‘绝望’与‘希望’把一朵鲜花似的心揉碎，只有簌簌的泪欲洗净心中的郁闷而不得”。当一切生的“希望”落空，她选择了自杀。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话：“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这样的描写仿佛能看到老舍多年后面对太平湖水的心理。

●舒乙 图/姜晓明

舒乙说他有一次和冰心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问：“您怎么知道？”“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茶馆》的结尾，掌柜王利发的结局跟老舍也相似。王利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绝望的王利发送走了家人，一个人留下来，他吊死在了开了六十多年的老裕泰茶馆。

舒乙曾说：“乍一看，这些说法和模式的出现，只是表面的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即使有相似之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些话和这些文字毕竟都出自他一个人的嘴和一个人的笔，我想，这只能证明，什么事情在他的心里确实是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到了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

这个界限是什么呢？1966年8月23日的经历，大概便是老舍心中的界限。

傅光明采访过许多当年的在场者——

萧军：“下午我由家回到文化局，不久就来了一队红卫兵，在院中不由分说就将我揪倒在地，开始了拳打脚踢，和皮带的抽打。因为全是些女孩子，我只好任她们辱骂、殴打。”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人站成一排。”

杨沫：“下午约3时，女红卫兵（多是中学生）来了一群。约莫下午4时，被揪出来的人，都被赶上一辆大卡车开走了，听说开到了国子监。”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莫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关于我把红卫兵叫到文联一说，浩然在揭发材料和后来的文章中说的都不一致。”

在回忆当时的采访时，傅光明颇有感慨：“我在做了一段时间口述历史的事情后，跟老舍之死所相关的许多人都知道了。有的人不愿意我去找他们，有的人则是等着我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叙述者，在回忆1966年8月23号那天时，对老舍都是关心、体贴的，可是，老舍在这么多人的‘爱护’当中死掉了。”

●1957 年，老舍(左)和画家叶浅予(中)向国画大师齐白石祝寿

在现场叙述者那里，北京八中的女学生是直接的施暴者。她们在孔庙——一个供奉老师的祖师爷孔子的地方，对她们的师长辈施以拳脚。这是傅光明最难找到的群体。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位当年在场的女学生接受过他的采访。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学生被傅光明用“她”代替。

“她”：“上了车，老舍对我说，昨天刚出院，能不能不跪。……我当时很同情老舍，就让他站起来。”火好像是在大殿前烧的。“我忙着跑前跑后，到处张罗，等到那圈时，老舍的头已经破了，被包了起来。当时天非常热，她们还搡着跪地上的人往前去烤火。”不记得是谁把老舍先接走了。大约持续到三四点，或者更晚。

傅光明：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老舍自杀的？

她：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老舍自杀了，听说就是在被我们批斗之后。我很内疚。后来又听说还有另一个学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觉得好受一点了。

傅光明：“文革”结束后，有没有想过去给老舍的家人道歉？

她：想过，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哭了）……对老舍，我是敬佩的。

傅光明还采访到另一位重要的人——作家草明。草明被认为在老舍之死上负有责任。

浩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曹菲亚：草明对红卫兵说，老舍的《骆驼祥子》拿了美国的版税。“有红卫兵这么一敲他脑子，‘呼’一家伙那血就出来了。……他火了，他把那个牌子摘下来。……不知打到哪个小孩的脚上了，……那小孩就喊，啊！老舍打人，老舍打人。又遭到一场拳打脚踢。”

草明：“开始时红卫兵没有打老舍。我说过一句，就是‘他还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外国人’，就说这么一句。”

傅光明付出了许多努力，才采访到了草明。

“‘文革’结束之后，这批人想起当时所说所做，陷入很大的自责，此外还有舆论和社会的压力，让他们讲述这个过程很难，难免要为自己开脱和辩解。这很正常，这是人性里的东西。采访草明是件很艰难的事儿，她最开始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因为我所在单位的领导舒乙是老舍的儿子，她一直以为我做这个事儿可能是跟舒家有关系。为了打消她的顾虑，我连续两个新年都去拜访她。我跟她说，与其让外人在这件事上说来说去，你作为一个亲历者，不如自己来讲。可能是金石为开吧，草明最后愿意说了。我感谢草明。我对接受我采访的这些人都表示感谢。他们让我完成了口述实录这样的工作。但同时，我得从这些讲述中跳出来，我是一个学者，我需要分析人性和产生自己的看法。从这方面来说，我有些替草明感到遗憾。”

“遗憾的是什么呢？”我问傅光明。

“我觉得她在这件事上忏悔不够。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利去要求一个人忏悔，那是个人选择。”傅光明说。

老舍自杀之后，草明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认定是她的这个揭发，导致老舍遭遇更惨烈的毒打，最后自杀。“文革”结束之后，80年代初，草明所在单位的一次职务选举中，大家商量好不投她的票，让她落选。

在舒乙的回忆里，草明曾经到家里为老舍之死道歉，但在老舍家人看来，她说到此事时，显得轻松了些，让他们不能接受。

4

2016年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炎热，无风，游人陆续进入了北京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这是老舍从国外回来后花钱买的小院，后来成了老舍纪念馆。在老舍的生平展上，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看着老舍作品的介绍。女生忽然问男生，《活着》是不是老舍写的？男生答不上来。女生接着说，我看过电影《活着》，对福贵的印象很深。这些都是变革时代的故事。大概在年轻人眼里，那个时代的故事长着同样的面貌。

在许多文字记录里，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早上，向自己的小孙女说了句“跟爷爷说再见”，便从丹柿小院离开，穿过漫长的街道，来到了太平湖畔。次日早上，漂浮在湖面的尸体被发现。

●北京王府井北口丰富胡同 19 号，老舍的“丹柿小院”旧照

对“老舍之死”的采访越深入，就越令傅光明感到困惑。“如果说‘八二三事件’的历史真实已不可能按照支离破碎但似乎都能自圆其说的‘记忆’还原，那老舍自杀前后的情形及尸体打捞的过程，就更加语焉不详。不知是历史模糊了人们的‘记忆’，还是人们的‘记忆’使历史变得模糊不清。”

胡絜青：“24日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25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到了晚上9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10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

浩然：在我通知胡絜青老舍自杀的消息时，她反应很冷淡，“她说死就死了呗。”

舒乙：“浩然在说谎！……家属是受害人，我们到处求助，浩然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他怎么能一点自己的责任都不谈？”

柯兴：“我是8月25日晚上六七点钟知道的，……让我到太平湖把尸体交给舒家。……我去之前，文联、文化局已经各派了一个人在看守老舍的尸体。”“有名片，名片上竖写着他的职务。”尸体“用一个破席头盖着，衣服和鞋都是干的。他穿的是白底步鞋。他的遗物手杖、西服上衣、钱包和大约有一尺厚的一摞书稿放在身边。我们等舒乙来了，把遗物交接给他”。

舒乙：（25日）下午，我突然接到北京市文联的电话。大概下午4点钟我到了北京市文联，被通知到新街口豁口外西侧的太平湖去处理后事……尸体是25日清晨发现的。

老舍的尸体是谁从太平湖里打捞上来的呢？在这件事情的采访上，傅光明遭遇了“罗生门”。

郝希如：我记得老舍是24日出的事。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我是早上6点左右接到电话，一个男同志说湖里死了人。……我和太平湖养渔场的韩文元驾着船，用竹竿将尸体拉到岸边。……他怀里抱着捆着的一摞宣纸，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茶馆》的手稿，上边写着老舍名字。由此判断死者是老舍。……印象中他穿的是一件浅色的大褂，是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

韩文元：记得好像是上午11点多钟，是我和郝希如用船把老舍尸体捞上来的。身上穿的好像是灰色的便服。

舒乙：我觉得他（郝希如）显然是电影看多了，解放后老舍从来不穿大褂，而且没有大褂……他说的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我很难判断。……《骆驼祥子》的手稿根本不在家里，在上海的陶亢德先生家里。《茶馆》的手稿在家里，保存得完完整整。

白鹤群：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发现老舍尸体是24日，确定无疑。……我那天刚好上中班。……7点多人就捞上来了。……和我一起捞的人叫韩庆祥。……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9点多，看见我们捞人的唐浩澜，跑到我家说死者是老舍。……11点多我又去了。

朱军：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8月23日，可现在人们都说是8月24日。大概7点多，派出所值班员说太平湖死人了。……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我和看渔场的孟兆祥，驾着船用竹竿把尸体推到岸边。……遗物中有名片，中间两个字是老舍。傅光明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把老舍尸体的打捞分为ABC3个版本。“这3个版本里只能有一个是真实的，因为不可能捞起3个老舍，肯定只有一个老舍。我还问学生，有没有可能，这3个版本没有一个是真的？”

这是傅光明不断思考的问题。“以前以为找到目击者就能把事情弄清楚，慢慢地，找的人越来越多，谈的内容越来越庞杂，矛盾冲突的地方越来越多，我开始面临不知道该信谁的问题。而且，你无从判断绝对的真假。再后来，我开始意识到，那些看上去不靠谱的讲述对口述历史来说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当我们面对没有证据的情况时，口述历史可能是惟一的史料提供，但这又带来某种冒险性。惟一就是孤证，可能口说无凭。但不是所有的口述史都不可信。我们从许多口述者的叙述当中能够梳理出一些历史的痕迹。面对历史，历史的叙述者和历史的书写者，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做加法或减法。我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反复提醒他们，当我们面对历史叙述者说，当时只有我在场，这个时候要注意，你要在发出惊叹号的同时，马上追加一个问号。”

“这仿佛已经超越了老舍之死这件事情了。”

“我们已经不是在研究老舍这个作家了。这是哲学层面上诠释生命的一个文本。人性的复杂，生命的无常，历史的吊诡，文学篇章背后的历史真空，我觉得都是共生的存在，你看，这些在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里全都有。”

用一个喻体去形容历史，会是什么呢？历史可能是一只精致的瓷瓶，它在发生的瞬间就打破了，碎片散落了一地，如果有哪个历史学家真有本事把所有的碎片找全，拼贴起来，那它也不是原来那只瓷瓶了。更大的可能是，瓷片散落在黑暗的角落里，无从捡拾。——这个比喻来自傅光明。他当年研究老舍的时候，头脑里可没有瓷瓶的比喻。他想到的是另一个词——书记员。他认为辛苦地找到人，把他们说的记下来，就可以还原历史真相了，现在他觉得，还原不了。

5

老舍是否曾被诺贝尔文学奖青睐，似乎也是难以还原的一个事实。

吴小美认为，如果老舍不去世，凭着《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三部作品，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台湾作家陈若曦在1966年10月经由欧洲飞回大陆，在登机之前，从报纸上看到了老舍去世的新闻。这说明欧洲人得知此消息还是很迅速的。

●1945 年，老舍与茅盾(左)、于立群(右)合影于重庆

许多人试图去找到老舍曾经在诺奖评选中的各种证据，但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仿佛更多的是一种中国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急切盼望的心理补偿。如今，众所周知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在傅光明看来，对于老舍这样的作家，不必纠结于他是否获诺奖。太多伟大的作家没有获得过诺奖。“我思考过我们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那种形容词最高级方式的思维特别厉害。学术研究也好，政绩宣传也好，我们都要第一，最高最快最好，总之就是那个‘最’。最高级在作祟，会导致文化的偏执。”

2002年的高考文综试题里，有这么一道题：

20世纪50年代，著名话剧《茶馆》和《等待戈多》的上演均引起轰动。它们的共同之处是：

A. 属于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

B. 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C. 描写了社会历史的演变

D. 反映了当代人的精神创伤

答案：B

这道试题被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之一的《茶馆》里。丛书里的另一部作品是《骆驼祥子》。

“许多家长都问我要老舍的这两本书，都是为了考试用的，乐不乐意都要读，真正属于兴趣爱好的比较少。”王海波说。教育部定的这批书单里，有许多是人民文学社的专有版权，他们就做了这一套书。这套书每年的销量都很多。“对于学生来说，这属于比较功利性的阅读。”

王海波身后的玻璃书柜里，放着一排《老舍全集》。再过几个月，这家出版社将失去这套书的专有版权。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王海波说，“像老舍这样的大作家，像《骆驼祥子》这么大销量的作品，在这个时候成为公版书，之前还没有可参照的。鲁迅的作品在有著作权保护后，就一直是公版。其他的作家，比如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朱自清这些作家，他们的影响力不及老舍，作品也没有像《骆驼祥子》影响广泛。老舍的作品成为公版书后，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还无法预测。”

老舍有4个子女，一个儿子，3个女儿，出版社会把他著作的稿酬分成4份，平均发给他们。2015年，舒乙因为脑溢血，陷入昏迷，至今仍在重症监护室中。

●1962年，老舍（左）与曹禺

退休的吴小美不太谈老舍了，现在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外孙女。她在兰州大学研究了大半辈子老舍，如今已不太想回忆过去。她曾经想把过去的经历都写下来，后来想想算了。

舒乙在老舍去世18年后，才又去了一次太平湖旧址。“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的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

在各种情形下和老舍相关联的人，老舍这个名字某种程度上已经化身为他们认识周遭世界的参照物。

傅光明二十多年前决不会想到后来会以老舍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就连自己正从事着的采访，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属于口述历史的行为范畴，认识都还是比较模糊的。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我对历史的信任度，是与我采访、调查的深入，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成反比的。采访之初，我理所当然地对所有受访者充满敬意，而他们对我也都充满了善意。我以为每一位历史叙述者所口述的历史，都无庸质疑，是绝对真实的。所以，每一次采访过后，都兴奋不已地感到历史轮廓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在一步一步走近历史的真实。但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的历史细节，彼此间却有着巨大的矛盾、对立与冲突，根本无法按照叙述的样子去还原历史的真实。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细节建构起来的，而谁又都有权利来陈述自认是史实的细节。到底谁的‘记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谁的叙述最具史实的可靠性？换言之，叙述者有说出‘真实’的权利，也有制造‘真空’的可能。历史责任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该由哪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负，且也是负不了的；有人也许是抱着多亏当初没沾上什么责任的庆幸，来为自己做几十年之后的道德升华，甚至在口述中有意无意间掺杂进小说的演绎，这使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文学化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永远的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6

傅光明在研究老舍的过程中，一直想联系一位叫韩秀的作者。韩秀英文名叫Teresa Buczacki，1946年出生在纽约曼哈顿，两岁的时候来到中国，曾经的中文名叫赵韫慧。直到1978年，她才回到美国。韩秀是她1983年发表文章时开始使用的中文名。

2009年，经人引荐，傅光明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了她。在给傅光明的诸多回信中，她提到了被称为“舒公公”的老舍。

1948年9月，在我刚满两岁的时候，自美国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船的两个人是我的外婆谢慧中与她的远房侄女赵清阁。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的生活中就有“舒公公”这样一个人，他来我家，外婆客气地称呼他舒先生，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则直接叫他舒庆春。比方说1959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逼迫清阁姨写一部剧本，不写就要停工资。停工资，清阁姨只能饿死。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舒先生告诉他太太我外婆病了，他必须去探病，然后进屋加了一件衣裳就拉着我的手出门了。我们在八面槽储蓄所停了一下，他关闭了一个活期存款，取出了八百元人民币。

他说是一笔稿费，他自己悄悄存起来的。回到家，他见了我外婆，马上掏出钱，请外婆寄到上海去。

外婆那天直呼他的名字，并且说，你骗了清阁，让她以为她能够有一个归宿，要不然她早就走了，也不会吃这些苦头。

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

舒先生无语，面容哀戚。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无助的一个画面。

……

老舍和赵清阁在1940年代曾经的情感经历，在圈子里并不是秘密。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看了韩秀的这些文字后，曾写道：“我不想对赵、舒之恋做什么评论，只能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尊重个人隐私、只会炒作揭秘之类的文化环境，对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既缺乏同情理解、更不可能用审美态度去接受的恶俗社会里，对待这样的事情，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最好还是沉默相对，更何况我们都属于后来者，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大变化，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这些历史现象。”

傅光明在与韩秀多次书信来往讨论之后，写成了《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这对他来说，是一本意外之书。“它是那么的别致，特殊得由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带来。”

“我并没有把关于赵清阁的这些材料认为绝对可信。我做任何研究，都努力呈现一个开放性的结论，因为任何一个简单的结论做出来了，它都可能会被轻易推翻，事情那么复杂，哪那么容易下结论呢。我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影响很深，特别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和过程性，而不是结论。历史是多声部的，应该听到很多人的声音，而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在经历了快三十年的老舍研究后，傅光明不愿意再多谈老舍了。他觉得要做一些新的东西。他在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不是说400年前属于伊丽莎白时代，不是的，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单纯从人性上讲，我们今天没有比400年前进步多少，今天的坏蛋，不比那时候更坏，人性的温暖体贴也不比那时候更进步。”

他如今喜欢到欧洲游历，回来之后，在人前又无话。他会到文字里待一待。老舍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文字会在某些瞬间触动他。

他欣赏老舍一篇叫《过年》的散文：“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活多少年月，但我的确知道自己已经丢失了多少时间；我不能说自己的过去是块空白，因为我写过一些书；可是我也绝对不能否认，我曾在无益处的小事上白白的掷去了光阴，教我没有能够写出更多的东西来。我后悔？一定！但是，后悔是一种可怜相的自慰自谅，假若没有更积极的决定陪伴着，我想：我须至少不因过去的努力而自满，把自己埋葬在回忆里；我须把今天看作今天，而不是昨天的附属品，今天的劳动是我的光荣；口头挂着自己昨日的成绩是耻辱。况且，昨日的成绩未必好，自满便是自弃。只有今天的努力，才足以增加光荣，假若昨天的成绩已经不坏；只有今天的努力，才足以洗刷昨天的耻辱，假若昨天的成绩欠佳。”

7

从地铁积水潭站出来往西北方向走一段路。就是以前太平湖所在地。如今那里是地铁机务段。里边是厂房。围墙的两边，是积水潭水系形成的水面。周围种着一些植物。还有工作的小艇。小桥和凉亭点缀其间。荷叶浮动。看上去，仿佛是缩小的太平湖。

从王府井附近的老舍故居坐车来到这里需要花些时间。老舍当初是走着来的。

从积水潭坐地铁二号线往东行驶几站，就是雍和宫站，离雍和宫不远的地方，就是孔庙。

正值暑假，孔庙里挤着许多家长和孩子，讲解员正在给他们介绍此地。经过进士碑林、触奸柏、大成殿，讲解员一直在提醒游客们不要随意拍照，仿佛这样的肃穆感从未中断。

傅光明曾经站在这些地方，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而舒乙也曾带着摄影师，把这些地方走遍，拍摄了下来。

●1929年，老舍在法国巴黎

舒乙描写过积水潭附近的地铁机务段，“这儿是这些车辆的家和真正的起点。意味深长的是，这里就是父亲的归宿和人生的终点。”

傅光明则说，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

那些每天奋力挤上地铁的人们，他们乘坐的地铁，可能便是从当年曾淹没老舍的太平湖底驶出，穿越这座城市，周而复始地循环。不管你意识没意识到，这便是时刻在发生的历史。

（主要参考资料：《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走向太平湖》（书稿）、《作家老舍》、《老舍研究资料》等。实习记者梁迪琪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卫毅

实习记者｜孟依依 关惠元 发自北京

编辑｜郑廷鑫 rwzkwenhua@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