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李世民为何要换太子（为什么说李世民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唐朝的建立他功不可没，唐朝的盛世由他而使，其贞观之治让后世对于大唐的军力鼎盛、诗文灿烂、民间富庶、自由开放倾慕神往，后来是因为他的后世子孙唐玄宗晚年昏庸，宠爱杨贵妃，才搞出来安史之乱，葬送了这个大好时代，自此以后唐朝的君权极不稳固，自唐以后的宋元明清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首要，究其原由是以唐为戒，唐朝的君权长期同时受奸臣，宦官还有藩镇的威胁，而后世唐朝皇帝也只是顾此失彼，或者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的“中兴”，关键是藩镇成了尾大不掉的毒瘤，而藩镇之所以能成为藩镇，在于将官同时拥有募兵权和自筹军饷的权利，而将官自筹军饷就是从李世民开始的，在李世民时期不光是军队将官自筹军饷，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靠中央给的开放政策自行解决衙门开支和自己的俸禄的，这种开放自由的财政形式造就了唐朝民间地方的经济活跃，但同时也使中央集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藩镇之祸由此慢慢酿就。

我们先来分析一个数字，隋朝鼎盛的时期，全国有九百万户，人口是四千六百万。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为什么高呢？因为隋朝的制度严格，行政效率高，政府的人口统计准确。隋朝的中央财政有这么多人纳税，所以后来的隋炀帝才有本钱折腾嘛。但是，到了唐代开国的时候，这是战乱之后。全国的总户数，只剩200万户，从900万跌到了200万，你想，十年时间，中国人口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仅仅是战乱造成的人口数骤减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唐朝初年为了休养生息，宽待臣下，所以造成了行政效率不行，人口统计非常粗略，很多人没有报户籍，也就是不纳税。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贞观之治的时候，全国的统计数据也只有三百万户。而且唐代每户纳税是二石粮食，隋代是每户三石粮食，税赋只有三分之二，而且唐代人口统计也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所以整体算下来，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赋只有隋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就导致大量的财富留在了民间，民间有钱，这才有所谓的贞观之治。

但是富了地方穷了中央，中央财政还是缺钱。而问题不光光是缺，因为枪杆子、印把子都在皇帝，为什么皇帝不能改变税收政策再从民间地方收钱呢？这就是本文要说的关键。

从表面上看，唐代最有机会这么做的。因为唐代继承的是隋代的租庸调制。简单说，就是唐代的土地都是国有的，朝廷给老百姓授田，一户农民拿了国家的土地，秋收之后就给国家交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中央帝国怎么可能缺钱呢？但是想归想，做归做，如此大的系统要集权于中央，中央就必须有超高的行政效率。你得对全国的土地有全面的掌握，对人口的变化有全面的了解，人死了，政府得有能力把土地收回；人口增加了，政府得有能力找到新的土地给他分配；土地自由交易的市场，政府得有能力完全禁绝土地交易。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水旱灾荒、鳏寡孤独、功臣世家得有特定的机制照顾。至少得做到这几点，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租庸调制。

但是由于李世民时期战乱刚刚结束不久，李世民虽是唐朝建立的首要功臣，却并不是开国之主。而且李世民的皇位是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得来的，那他即位后的首要想法当然是进一步强化唐朝的正统性和自己的合法性，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他不能严格以及频繁的申饬群臣进行改革了，只能以修养生息的政策和从谏如流的姿态来复兴前朝繁荣了。这就意味着在财政问题上，他只能是找到一个权宜之计缓解这个问题，而不能迎难而上，自上而下申饬改革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财政问题上，所谓迎难而上，就是全国清丈土地，统计户口，财政统收统支，钱先收上来，然后根据朝廷的法度再分下去花，这是正常的财政建设思路。当然，这是非常难的。那权宜之计呢，就是想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去搞钱，只要朝廷有钱花就行。在这个很大的十字路口上，唐太宗虽然号称是千古第一明君，但是在这个时刻，他还是走错了路。他选择找权宜之计。

唐代初年的这个权宜之计，有点匪夷所思，朝廷没钱，包括没钱给部门发工资，那就不给钱给政策，让各个政府部门成为独立经营的企业。简单说就是朝廷不给政府部门办公经费包括官员的俸禄，而是拨给一批土地和钱，让官员们自己去经营。也省得朝廷兴师动众的去收税。这个算盘听起来好像不错，下放权利，开放市场，官僚系统齐动手自负盈亏，即调动了下面人的积极性，又给中央省事，还转移了君主在朝堂上与群臣之间关于种种财政问题的矛盾。

但是问题却没这么简单，因为政治与商业终究有区别，而帝国官员们对于经营商业又都是外行，比如一块土地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加工、销售，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更别说遇到灾年，这个部门的经费和官员的俸禄就没有保证了。那怎么办呢？唐太宗有办法。不是外行不行吗？那就用专业人员，他设了一个职位，名字很朴素直接，叫“捉钱令史”，你看，从官职的名字就不体面。中央政府一共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配9个捉钱令史，你们每人拿五万钱，去放高利贷，赔了得罚，完成任务的就给奖赏，连续一年都能完成任务，就升官。这又是一个看起来挺好，但是一执行就走样的政策。因为官员有了升迁动力和诱惑，手里又有权，那做起生意来和抢有什么区别？于是就直接强迫商人贷款。这么一来，每年大概有600多个捉钱令史要升官，而当时唐代中央的官员定额只有730个位置，这个官就升不上去。因为600多个捉钱令史全升上去了，对于帝国的官场风气又是一大损害。

这只是唐代贞观之治时期财政混乱的一个例子，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唐代皇帝不愿意做最难的正式制度建设，总想着对一个明显但不可持续的状态做修修补补。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是因为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反而出现了极大的繁荣。盛唐时代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对于一个需要强大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这个繁荣其实是畸形的；第二，就是不健康的财政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搞钱。这里面还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政府越是能够通过歪门邪道搞到钱，它就越是没有积极性去建设正式的财政制度。

因此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官员数量越来越膨胀，权贵生活越来越奢侈，国家管理的地盘也越来越大，政府开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还是饮鸩止渴的老办法，将权宜之计进一步权宜，使朝廷的正式财政进一步边缘化。

第一，皇帝新设了一堆什么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都去正式制度之外去搞钱。这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第二，就还是不给钱给政策。地盘多了没法管也没法收税，就干脆设节度使，你们自己筹措军队，就地解决粮草。还是唐初的那个办法，把政权单位看成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卸下中央财政的负担。

这么做的结果是负担确实卸下了，但是祸根也就种下了。后来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还有藩镇割据，其实根子都在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利于当代，祸于后世”？因为李世民的政治思想的习惯是只看当下结果，而不看长远发展，或许是因为他的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他无力进行通盘的彻底改革，又或许是因为他的皇位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得来的，这犯了儒家思想的大忌，所以他更加需要处理好自己与群臣的关系，变得更加仁君。但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冒着得罪群臣的风险，去进行自上而下严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了，于是就开启了一个权宜之计的循环，而且这个循环越往后，唐朝的后世之君就越难改变，只能进一步权宜了，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唐朝最终藩镇遍地，淹没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