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强生散文代表作（作家郭强生的初老之际）

郭强生毕业于台大外文系，获得纽约大学戏剧博士学位，于东华大学协助成立创作与英美文学研究所，在华人区域率先颁发创意写作硕士学位。2021年6月，他获得第八届联合报文学大奖，评审推荐代表作中的小说《寻琴者》由理想国出版简体中文版。 （潘柏翰/图）

确定莒哈丝与杜拉斯的身份，仿佛一次解密。

“……破碎的面孔，你走过来……”

“对，你现在比以前还更美……”

简述小说《情人》的开端，对话明晰起来，那的确是同一位作家的不同译名。把阅读兴趣转向莒哈丝，郭强生耗费了很长时间。文学像弯弯曲曲的迷宫，“张派传人”35岁后再读张爱玲作品，那些男女、爱情和家庭都不一样了。“我都活得比她老了。”再看她二十几岁时写的短篇小说，郭强生感到了隔阂。他已经历许多。

更晚一些，从2010年到2018年，十三年未出版小说的郭强生推出三部小说作品，体裁各异。他46岁时面世的《夜行之子》恰恰包括一篇《情人》，写莒哈丝与小她许多的情人杨安德烈，还有同名小说的起始。加上后面的《惑乡之人》与《断代》，它们形成了“同志文学三部曲”。

五十多岁，遗憾越发深刻。郭强生没有看到张爱玲写五六十岁的人生，“写来写去还是在写小时候家里的那些事”。他观察到，大作家们往往难以写及这段人生的忏悔或自我剖析。“年过五十之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真正拥有的能力，不过就是坚持而已。”

所以莒哈丝是可敬的。她经历诸多困顿，还不停地写，近七十岁意外写出《情人》，随后拿到龚古尔奖，“人生是继续的”。《情人》销量惊人，让她回到法国文学的中心，毕生写作获得了褒扬。

回溯三十五岁到五十岁，郭强生感觉卡顿于某处。如今他接近六十岁，过上了“老孤儿”的生活。他还记得莒哈丝在《情人》里的一句话：如果写作不能穿透事物某种不可说的核心本质，那不过只是广告文案。2020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寻琴者》，仿如他对自己和文学的回应。

一位采访者形容，相比《断代》之浓烈，两年后的《寻琴者》实在清淡。郭强生认为差别与风格无关，《断代》书写十七八岁的岁月，摸索当时同性恋者在台湾的生活；写四十来岁、缄默的调音师与六十多岁的丧偶男人林桑，再用那种笔法就实在可笑。

读者们的回应更契合郭强生的情感。他们可能离开校园就不再读小说，生活中的寂寞、伤痛往往不为作家所捕捉。“终于找到四十岁到六十岁，人生当中默默忍受什么。”《老人与海》《百年孤独》等经典之作出版时，海明威、马尔克斯正值四五十岁壮年，当代人的生命要漫长许多。

“未来可能还有三十年，反而处在另外一种混沌、寂寞或者恐惧当中。”郭强生面对相对冷僻的题材，如同书写与了解自己。他完全没有体验到四十年前读到的“颐养天年”或“耳顺之年”，大家反而在五十岁迎来最辛苦、最麻烦的“上有老，下有小”。

2021年6月，郭强生获得第八届联合报文学大奖，评审推荐代表作包括《寻琴者》，还有两部“人生私散文”——《何不认真来悲伤》《我将前往的远方》。颂词中，学者张瑞芬引用了卡夫卡的言语：“我们应该只读那种会咬啮、螫刺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得奖感言里，郭强生先提到台湾当时的“疫苗荒”，再讲起正重读的舍伍德·安德森名作《小镇畸人》：“隐藏在孤独畸人们背后的，是一道道不见容世俗的、长长的伤口。作者的笔仿佛温柔的针线，安静地将伤口缝合。”

“那些伤口经过补缀后发出的共鸣，终于被听见了。”

“还能够改变的人，或许才是自由的”

与失智父亲相处的郭强生，近八年未离开台湾四天以上。去日本宣传首部长篇小说《惑乡之人》的日文版，他四天跑了三座城市。他曾任教于处在花莲的东华大学，只能乘火车往来台北。因班次少，他往往没法当天回家，“隐隐约约总是悬着个心”。

郭强生没有亲属可托付，请不到外籍护工的三个月与父亲朝夕相处。他直观地体会何为衰老，“这个感伤、神秘，却又平静的过程”。疫苗供给紧张时，他考量的也与别人不同。重点在于倘使染病入院，不治之前要抓紧安排父亲。这逗笑了其他人，而两代人的境遇终由“人生私散文”呈现：

“父亲记忆虽衰退了，却仍有自觉，担心自己会显得老残，所以宁愿不吃也不要吃得狼狈，吃得哆嗦。”

“初老的我，与一步步走向终老的父亲……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郭强生将生活尽量简化。“把父亲照顾好是第一，第二就是写作；太无关的事情能避就避，太多的应酬不去。”他在《我将前往的远方》描述了对衰老的理解：“在他衰老的肉身之下，灵魂内里的自我意识并未消失，只是他被困在一个机械有些故障，按钮经常失灵的太空舱里……”

这本书里，郭强生还写到与一位出版界资深大姐的对话。她问起老人的状况，听到如何更换三位看护，突然插入一句：“搞不好你比你爸先死咧！”他承认确实担心，大姐快人快语地接了一句：“这就是给你这种不结婚的人的惩罚！”

大姐终身未婚，经历过父亲长期卧床。她的评论令郭强生震惊，回应道：“为什么会是惩罚呢？你怎么知道，这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变得更有耐性，更有智慧，更独立坚强？”

言语犹如启示，郭强生在采访里讲出自己的文字：“还能够改变的人，或许才是自由的。”新近出版的《作家命》里，他征引钟文音关于自由的字句后评价：“她拿自己的伤口去碰撞，在我辈同类间一个又一个似陌生又熟悉的遗憾中，撞击出共鸣，或许终能让老年摆脱社会眼光的规范，让单身者的余生出现真正自由的可能。”

面对年轻的朋友们，郭强生如开玩笑般讲述重要之事：他们年纪再大些，就会发现同性恋者身份并不是社交场合，不是一个月只有几天具备的身份。“那是你的某一个核心，怎么样把你的工作、事业、志向、亲情、友情通通拴在上面，要怎么努力。”他想到从前的格格不入，疑惑男女间的婚姻，“父母长辈们开什么玩笑，你将来娶个什么样的老婆。我小时候听到这话很茫然。”

郭强生书写同性恋者，但不觉得身份问题已经完结，有了固定答案。结论总要涉及阶级、经济、文化、教育等众多面向。“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老天爷安排我们这种人的存在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们这些人要有点质疑。”他知道不只是结婚问题而已，年轻同性恋者也不应歧视体型胖的、年老的、贫穷的同性恋者。

离开关乎太多往事。像母亲和哥哥一样，郭强生的两位亲密同事也过早过世，相隔仅两个多月。李永平退休后回到台北，寂寞地书写直到罹癌去世；曾珍珍先失去儿子，又在花莲家中意外失足猝逝。“铁三角”付出大量精力的“创英所”，终究也无奈地消逝了。他2015年留职停薪，回台北照顾父亲。三年后，他离开了东华大学。

“自己经过悲伤，我更能疼惜、理解愿意去接纳别人的悲伤。”郭强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被歧视过，被害怕过，不是说现在我有了防火墙就好，别人的问题也跟我无关。”而他的家只剩下父亲了。

“还有什么失败是难以面对的？”

自纽约返台第二天，36岁的郭强生搭“自强号”列车抵达花莲。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创始者、诗人杨牧帮助下，他与翻译家曾珍珍及马华作家李永平一同成立创作与英美文学研究所。“创英所”在华人区域率先颁发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当时是亚洲唯一用文学创作当毕业论文的研究所。

“在学院里面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孩子，我其实也在做调音的工作，蛮像的。”郭强生借幕后的调音师比喻这份工作，“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的音色。”

“写作最不容易、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了解自己。不是你的技巧高低，或者你对于时代的敏感等等。”郭强生时常提醒学生，“每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是你。”毫不奇怪，他可以写下这样的结论：“我们都把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献给了那些年，那座创作者的天堂。”

郭强生在《作家命》中记述着往日的自由：“小小的广场，初秋的晚风舒爽，我们坐在大榕树下喝着啤酒。现在想起来，都才三十来岁的我们还是孩子。只有孩子才能很快就混熟，没有世故的拘谨和再过几年都将出现的疲惫。”

“9·11”事件很快发生了。郭强生本来乘坐前一天深夜的飞机，因机械故障推迟至事件当天，临时降落到阿拉斯加州。从光怪陆离的地方回来，他觉得台湾变了一个样，这场事件又令他觉察美国早已变样。他自问：“我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到底要在这个时代里面留下点什么？”

《夜行之子》就以“9·11”开始，而在收入小说集《甜蜜与卑微》的《垒》中，郭强生写出了事件带来的心理冲击：“他失魂落魄地挂掉电话，转身走进同月台上反向的列车。然后在地铁上摇摇晃晃驶出隧道开上郊区高架，九月阳光突然就洒满车厢的那一刻，二哥不但打消了暂停婚礼的念头，更无视于自己在众目睽睽下泪流满面……”

婚礼重回浪漫，结果不免暗淡。四面八方的重量压向生活，如小说所言：“连世贸大楼都塌了，人生中还有什么失败是难以面对的？”

郭强生回乡不久，母亲就罹患癌症去世。他执导舞台剧《欲可欲 非常欲》，捱过了消沉的时光。2014年父亲生病，他仍然答应《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三少四壮集”，每周一篇，时常通宵达旦。只要还能用五小时写出这1200字，他就能确定自己还没有崩溃。

“活生生的生活，每个星期在上演的心里这些纠结。”郭强生解释专栏的背景，“我必须要活下来。开玩笑说，我当时觉得每一次都像遗书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事情。”时隔不久，大他十岁的哥哥因癌症过世，情人移情别恋。

主编说稿件每周上线能获得四五千点赞，不用社交媒体的郭强生非常惊讶。它们汇集成《何不认真来悲伤》，关于父亲、母亲、哥哥和自己的叙述被人归结为“家族书写”。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跟悲剧，那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越写越发现我自己感到深沉的悲伤，才能够体会我的父母并没有跟子女言说过的这些悲伤，这种同理心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回头看，父母十几岁就失去亲人、背井离乡，而郭强生只剩下父亲了。这种感觉难于理解，但带给他力量。

三十多岁无法畅快书写，40岁后奋力工作，45岁重新开始“纯文学”创作。郭强生始终相信，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更包容的伦理关怀，“绝对是反庸俗、反扁平的”。新近的散文更加平静，母亲的历程越来越多浮现在文字当中。

父亲去欧洲留学五年，母亲一边念大学和工作，一边抚养两个孩子，因性别歧视而辞职。她渴望留学，又决定放弃；她喜爱写作，最终没有继续，“婚姻里是容不下一个女作家的”。去世前一年，她拍下所有老照片，配上旁白。郭强生从轻描淡写的讲述中知道，母亲因为家庭而丢掉理想。“两个都算优秀的人，放在一起成了家，却成了彼此这一生的痛。”他在书中写道。

后来，母亲在遗书中再次规劝郭强生：“家人就是会吵吵闹闹，你不要嫌烦或害怕，还是找一个人跟你作伴较好，否则老来太孤单……”

“化身为这样的轻盈，飘落地面”

郭强生上班、写稿、签书约，离开台湾时已25岁，“解严”不久。在《断代》起始，他写到了稍早的压抑气氛，“一切仍得谨慎提防的一九八五年”。那大约是他对同性恋者身份记忆的开始。

初到纽约，郭强生常坐在街头或公园角落，看到流浪者和衰败景象气得笑出声。获得金狮奖的《悲情城市》参加纽约影展，他因为交通堵塞较晚赶到林肯中心。剧场座无虚席，作家朱天文在入口急切地挥手。片名还未出现，他就为序曲的气势震撼，不敢相信这是部台湾电影。“一个月前离开的时候，台北不还是三级片与港片的天下吗？”

从那时起，《寻琴者》的故事就慢慢累积着。郭强生身边很少亚洲同学，就与音乐系和美术系的同学们走得近一点。学音乐或钢琴演奏的留学生谈起，调音师多么重要。尤其大演奏家们，每一处场地、每一架钢琴，每一天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专人调整。他方才知晓，一位音乐家背后如果没有信任的调音师，根本无法登台。

郭强生结识了一位相当特别的人，些许类似书里的调音师。此君没有拜师或念音乐班，凭自身天才练习一学期便考上音乐系。这个人看似大有可为，却甘于只做钢琴家教，没有继续演奏生涯。他为之惊叹，想象写作者与演奏者存在相通的心路。热情、才华或他人肯定都没法笃定顺遂，尚有更多因素，情感、内心、个性……各种各样的元素塑造着人生。

雪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阴郁的调琴者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言歌》，要面对钢琴家的提问：弹奏时想到了什么？答案是雪，他从未见过，“只是隐隐约约总在身边飘落”，或是无法琢磨的漂泊感。“在陌生的城市，可能是被自己的孤独放逐，也可能是打开孤独，让新的可能进来。”

第一次看到雪时，郭强生既兴奋又复杂。如今让他回想纽约，情景约莫也是大雪。异乡的真正雪景，颠覆了影片或圣诞卡形成的印象。水汽命运各异，可以成为雨、冰雹，或反射彩虹的水滴。“跟一个艺术家、创作者很像，不知道最后你会成为什么，结果成为了雪。”他形容着人生的未知感，“化身为这样的轻盈，飘落地面，蛮呼应到某个年纪之后，写作对我的意义。”

郭强生还见证了骄傲月的稚嫩阶段，它后来一次又一次成为“舶来品”。他心生感动，当时鸡尾酒疗法尚未出现，还是绝症的艾滋病令同性恋者遭遇更多污名。死亡阴影之下，骄傲月事关着他们的生存权利。他又眼见着它逐渐变化，参与者增加了许多政治人物。“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越来越少了。”他回忆着参与者的变迁，“该有的保障得到了，留下来比较积极的，变成少数族裔比较多。”

纽约十年给郭强生机会反复观察和思考身份，那是他最踌躇、最困顿的问题。回到台湾，他不愿在创作上“凑热闹”，也不愿利用技巧回避这部分人生经验。他明白那不仅仅是爱的问题：“还没发育之前，已经知道自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只是简化成为性。”

“写作的人如果不诚实，只是把文字作为包装跟表演的话，那不是我的信念。”变故频发的阶段里，郭强生反而感到爆发。煎熬带来了转折，他才变成今天这个写作的人。他不想喃喃自语。

第一任情人于1996年夏天自杀去世，在电话里留给郭强生最后的言语：“你一定要继续写作。”其后两年他受抑郁症困扰。初恋骤然终结，与犹太裔心理治疗师谈话——其伴侣同为华人——令他知晓感情的更多幽微之处。身份、阶级、族裔……他带着复杂的感触离开了纽约。

郭强生相信所有人生都可能像钢琴那样走音，正是文学帮他的灵魂调音。调音师要学会自处，甘于隐形于钢琴家身后。那么，调音师像不像一位教写作的老师？“对，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成全别人。”他坚定地回答，音色仍然非常开朗。

“永远有一个弦外之音”

郭强生从小就带着“外省第二代”标签。他曾经体弱多病、敏感早熟，“十二三岁就有想死的念头”。《甜蜜与卑微》的第一篇《回声》就写于二十多年前，描摹十岁少年的彷徨与敏感。这本书的年代是打散的，又重新串起来，像描绘作家人生的长篇小说。

“我们都希望青春期的格格不入与自我怀疑不要再发生，曾经闭起眼咬紧牙跨越过的两难与背叛不会留下记录，但我现在渐渐相信，人生的下半场不过是同一张试卷的重新作答。”郭强生写道。

文学生涯确实起步很早，郭强生16岁就在《联合报》副刊“新人推荐”专号发表小说。台大外文系临近毕业，他推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作伴：从附中到台大的故事》，不久由著名的三三书坊再版。毕业后，他当了一年中学英文老师，又去《中央日报》的副刊工作九个月。

接下来便是留美的十余年。郭强生用一本又一本书铺路，面对着“外省第二代单身无家同志”的身份。如今他感到，书写一本少一本，没人知道还有几本。

《寻琴者》出版得不容易。给《印刻文学生活志》担任2018年11月号的封面人物，郭强生可以为杂志撰写四万字作品。他由此写出《寻琴者》初稿，意犹未尽，又加上两万字。“我所用语言的句法是相当凝练、简约的。”他相信整个故事是完整的，但一部中篇小说往往难以独立成为书籍。好在木马文化社长陈蕙慧借鉴了日本芥川奖的惯例，勇敢地把稿子“捡回来”。

小说不温馨、不励志，着意于冷门的古典音乐题材，又赶上新冠疫情。郭强生猜想，三十岁以上的读者才可能对这本书感同身受。联合报文学大奖的入围者都不懈地创作着，还要考验“这几年是不是继续更上一层楼。”当前辈诗人评论《寻琴者》的文字如同诗歌，他格外欣慰。

“文学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永远有一个弦外之音，也可以想象是某一个灵魂在召唤。”郭强生也写下艾曼纽·丽娃、小津安二郎、加缪等创作者的故事，作品与生命交错，理解艺术与人的关联。像《寻琴者》那样，逝去的钢琴家意外地将商人与调音师联系在一起，方才有新的觉悟。

郭强生记得母亲在化疗期间说过：“等我病好了，我想去上海看看。”这是他心中的“暗痂”。第一次去上海，他就独自完成了这个愿望。离开前几个小时，他前往张爱玲与姑姑住过的常德公寓。那里已经是私人住宅，大门玻璃上贴着“谢绝参观”的告示。他仿佛明白了为何对作家笔下的香港印象更加深刻。这段生活结束后，“没有了围观哗然的观众，她的上海也索然无味了——再也回不去了。”

《寻琴者》还写到里赫特与妮娜的故事。两人分别是钢琴家与女高音歌唱家，里赫特可能是同性恋者。这个独特的家庭拥有爱，且志同道合。小说结尾，“我”即调音师离开了里赫特故居，没有弹奏那两架展示着的钢琴。郭强生有意让整个句子犹如音韵，寻找在这里结束了：

“就让它们静静沉睡而我转身，走进一如来时的那片茫茫白雪。”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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