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论证文学的倾向性（当一个作家描写）

有一个奖项，村上春树多次陪跑，却从未获奖......

这个奖并不是你想到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是“最糟糕性描写奖”（Bad Sex in Fiction Award）。

这是一个“不饶恕文学大咖、不放过过世作家、不评价色情小说”的奖项，它于1993年设立，由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杂志举办。该奖每年都会评选出小说中一些荒诞、肤浅、蹩脚或冗余的性描写，旨在促使作家将这些性爱段落从本来健全完好的小说中剔除，让文学中的性描写变得更加节制优雅。

《文学评论》杂志2019年6月刊

“最糟糕性描写奖”候选列表中不乏一些畅销书和口碑佳作，但会把纯粹的情色作品排除在外。如2014年，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凭借作品《通往北方的细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获得布克奖。该作品被布克奖评审盛赞为“一部旷世文学巨作”。同年，这本书获“最糟糕性描写奖”提名，提名理由是因其在一段性爱描写中，一只狗打断了一对男女的翻云覆雨。村上春树的三部作品《1Q8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刺杀骑士团长》都曾入围该奖短名单，但均以落选告终。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村上在描写主人公多崎作与两位女性的一段“三人行”时，将体毛形容为“如热带雨林一般潮湿”。

我们时常能在文学作品里见到关于性的描写，有些直接袒露，有些则隐晦内敛。所以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究竟有什么作用？作为读者又该如何看待书中的性爱片段？在一周前结束的大方共读计划第2期之《被猜死的人》中，读者和编辑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被猜死的人》是鲁迅文学奖最年轻获得者田耳的中篇小说集。在这本书中，田耳将目光投向那些被时代洪流所湮没的边缘人群，从混迹街头的少年、自谋出路成为道士的小镇青年、养老院里玩弄“权力游戏”的老年，到被噤声的女性……

田耳 |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18.8

这部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性的片段，如《被猜死的人》这一篇，描写了养老院里的老人们对“性”有着如年轻人一般的渴望：

“忘掉自己的年纪，在人堆里两股麻绳粗的眼光撞在一起。趁着夜色，老头向老太房间里摸去。”

“彼此把衣服脱掉到床上试试，凸出来的骨头撞得叭叭地响，骨架子每个关节都晃动，但老头裤裆下面的东西往往没有动静，看笑话似的缩在那里。 ”

在大方第2期共读计划的“周末编辑答疑”环节中，读者向编辑提问：“很多作者在作品中描写‘性’，这意指什么？”编辑认为，虽然在中国的传统叙述中，对欲望描述隐晦颇多，但是读者们不妨对性描写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对于“《被猜死的人》的表达意图”、“作品的奇观性”等问题，编辑一一作了解答。

Q1:感觉生活中的“性”更多是开黄腔，很多作家比如王小波、莫言等也会在作描写“性”，意指什么？

编辑:虽然我们中国的传统叙述，一直对欲望描述隐晦颇多，但是读者们不妨对性描写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比如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性描写，在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话语、没有自由的年代里，“性”的个体体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正是它真实的存在本身，对比了一个个体被完全异化的现实空间。《被猜死的人》中，“性”首先是以“禁忌”的面目出现的。田耳是一个用笔有点“野性”作家，他所展现的人物“江湖”并不温情脉脉。梁瞎子是如何打破他固有的身份限制，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是通对“性禁忌”的打破实现的，这是这个权力江湖里通行的“恶”的法则。作品中的性描写是与梁瞎子权力的上升过程和身份转变相关的。

Q2:作者想通过《被猜死的人》表达什么？想传递什么给社会？

编辑:这篇很容易让人想到《动物农庄》，一个封闭的实验空间。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寓言，它指向了一个嘈嘈切切的日常。如果有小镇或小城生活经验的，你很容易辨认出里面人物生活的日常逻辑和生存原则。我觉得作者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把这样一个被默认边缘化的一个群体，用一种生猛乖张的角度将每个人物呈现出来，盘活了一个群氓社会的权力场，包括欲望、金钱、死亡、权力、性，以及人性异化的过程。我想，养老院在这里更像田耳书写的一个实验场，在这里，他并不提供一个绝对现实关怀和说教的书写指向。

Q3:有读者认为“《被猜死的人》中作者对人物刻画地精彩、准确，他们是小镇模式的遵循者，但至于如何跨越到乌托邦，作者没有答案”；还有读者认为“这篇过于依赖巧合推进情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奇观’以致损害了小说的肌理”。作为编辑，对这篇的看法是？

编辑:不是每个作家的书写都要跨向乌托邦。“乌托邦”这个词放在20、21世纪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各种意义交织的词汇。我个人认为，田耳的这篇小说甚至是反乌托邦的，在他的这篇故事里你看不到那种期望中从乌云里打来的那一束光亮，而是展现了一条打破现有身份，利用公众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利用话语的规训功能在灰色地带重新运作的权力路径。如果能作比喻的话，田耳有点湘西湖南人的那种“巫术”的影子，他并不像他的老乡沈从文，在《边城》里建立一处“田园牧歌”，在他的这篇写作里，我们能看到一些意外的东西，这些边缘的被既定印象固定的老人们，原来也是这么生猛、充满欲望，并且有着奇诡的生命力。的确会想到：“不常见啊，怎么这么不治愈啊，老人这么‘坏’啊”。我觉得这不妨看作是田耳写作的一种风格和特色，他能让原本常规的“人物”去践行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故事，并且在现实的土壤上合理化。所以人物在设置上，老人、女人、残疾人，他们没有内省的功能，他们不承担某种向上向高处的召唤，他们在故事之中。

除与编辑的对谈外，大方第2期共读计划更邀请到了《被猜死的人》作者田耳加入共读群中，同读者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田耳还与读者讨论了“城市化对乡土的冲击”、“在作品中关注死亡的原因”、“作品名字的缘起”等问题，更向读者们分享了一份独家书单：

Q1:《衣钵》这一篇，作为故事原型的同学最后舍弃了“道士”的乡土身份，留在城市（东莞）做了一个建筑设计师。请问田耳老师如何看待这种错位？又怎么考虑现代性或者说城市化对乡土的冲击？

田耳：同学只是原型，并非小说里的人物，他从未想过回乡当道士，一心想进城。道士这种职业，我们湘西农村都还有，叫“道士”或“老司”，平时脱了道袍和法衣，就是农民。当道士的，往往也有些看家本事。现在县城空心化，其实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心理的因素已然完成，我真没见着几个甘心留在农村的。但我觉得，那种传统生活，还是有滋养我们的成分。我们用西式生活代替传统生活，其实搞得现在每个人都如此疲惫。

Q2:田耳老师最喜欢《衣钵》，这篇大概是田耳老师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料想您在迷茫的时候曾返回过去，审视自身，将最早讲故事的“巫”的衣钵继承，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现代的“巫”，猜想这是您在小说中关注死亡的原因？

田耳：因为我的第一篇小说超烂，就把《衣钵》当处女作了。我老被人评价，说我就写死写得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年发在地刊上名为《仪式》，后面发在《收获》杂志上改成《衣钵》。我个人觉得，《仪式》可能更贴这个小说。回头想想，快乐的事情记不牢，悲的事情，尴尬的事情，反而是记忆里更牢靠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人不吃苦受罪，老了没记忆。

Q3:关于《一个人张灯结彩》，小说中一方面写到钢渣和小于热烈的性爱，另一方面写到老黄对小于隐匿的情感。老黄最后感到衰老、失去信心的感受，是否与对小于爱而不得的情感有关？

田耳：老黄的情感是更纯粹的一种，并非一定就是男女之情。到一定年龄，情感寄托和男女之情是两回事。在生活中，人除了家庭还需要更多情感寄托的场所。《一个人张灯结彩》里，老黄是将哑巴小于的理发店当成这样的场所。我们中国其实挺缺这样的场所，日本人做得挺好，居酒屋、深夜食堂，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几乎难以体会孤独，集体生活无处不在。我也考虑过，小于会不会恨老黄。老黄对小于隐约的情愫，不能再多一点了。

Q4:为何取名为《一个人张灯结彩》？

田耳：其实是受电影《幸福的黄手绢》影响，一开始写的时候，就确定最后一个场景，一个孤独的老人走向一串夜空中的灯笼。这个名字，也就顺然而生。我一直沉浸在怀念九十年代的场景里面。当然，我知道其实现在生活质地比当时好许多，只是回忆，真要回去，又受不了。我们都有点叶公好龙。这一篇我当时是咬牙写完，自己没太多感觉。《衣钵》是有我最原初的态度，所以我重读它，会珍视这个态度。

一天夜晚，作家田耳在大方共读群与读者开启两个小时的畅谈，田耳分享了关于《被猜死的人》创作背后的故事，也解答了读者产生的阅读疑问。许多读者好奇如此会写故事的田耳都喜欢看什么书？田耳毫不犹豫地向大家分享了9本自己喜欢的书，现将这份种草书单呈现给大家——

阅读， 不是一件只能自己独自完成的事，它还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为了提高读者阅读体验、 丰富阅读方式，大方发起了“大方共读计划”——有温度的阅读，有浓度的分享。大方共读计划每个月启动一次，持续两周，读者可与编辑、作者以及其他读者共同阅读一本文学图书。我们试图展开一本书籍的多重侧面，从不同的视角解读文本，以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

如果你也想与作者、编辑分享阅读感受，欢迎加入大方共读计划。下一期将于六月中下旬启动，我们邀请你来共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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