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

《圣经·出埃及记》中叙述的率领以色列先民出埃及、建国家的摩西，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70年前，大多数学者对著名的埃及学家A.伽丁内尔(Gardiner)爵士做出的摩西是一个“半神话的不真实的人物”的论断持赞同态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伽丁内尔的观点过于保守，他们确信在以色列的早期历史上摩西确有其人，他率领部众出埃及、建国家也确有其事。那么，从埃及学的角度来考察《圣经》中关于《出埃及记》的记述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圣经》中有关《出埃及记》的章节关于这一时期埃及的记述非常少。在《出埃及记》中根本没有叙述横扫近东的埃及法老，也没有对埃及帝国强大的军队和大规模战争中埃及俘获的数以万计的战俘进行描述，更没有对活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政府官员和使臣、驶往埃及的满载着各国贡品的船队以及以法老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进行必要的记载。尤其重要的是，它缺少摩西率部出走埃及动因的介绍。有的学者认为，《出埃及记》中鲜有关于这一事件埃及背景的介绍是因为《圣经》的作者对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当一个作者在叙述某一事件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介绍该事件发生的背景，这与他对事件的背景是否感兴趣无关。

《出埃及记》虽然丝毫没有对有关这一事件埃及背景的介绍，但在一些颇有争议的段落中包含了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时的城市名称，他们在埃及建立的物品储藏地的名称，以及他们离开埃及时途径的埃及城市。一个读起来非常像拉美西斯的人名经常被包含在地名中，这些地名通常带有前缀“房屋”或“神庙”，如“拉美西斯，伟大的胜利者的房屋”，这个《圣经》中提及的城市名与拉美西斯在三角洲地区建立的城市帕·拉美西斯非常相似，在城市名的首位加上前缀“帕”是这一时期埃及人命名城市的习惯，有时埃及人也会用“城镇”来代替“房屋”。

在埃及与《出埃及记》有关的第一个地名是“高琛”。此地名并非埃及语，而是塞姆语。它位于约旦南部和三角洲东部间。“高琛”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最为普通的地名，这表明此城的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人。

《圣经》中提及的另外两个埃及地名是“萨寇特”和“丕托姆”。前者很有可能是希伯来语化的埃及语，即新王国时期的图米拉特干涸河谷地区。第十九王朝时期埃及法老美愣普塔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它的名字就是“建在萨寇特的美愣普塔，一个使真理满意的人”。到公元前7世纪这个防御工事几近被废弃。伴随着第二十六王朝尼科二世红海运河的开通，在原来的防御工事东部13公里处崛起了一座新兴的埃及港口城市，它就是皮尔·伊塔姆，埃及语意思是“阿图姆神的房屋”，考古遗址名称是泰尔·艾尔·玛斯库塔。这一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了它就是《圣经》中的丕托姆城。

《圣经》中的第四个埃及地名是“艾塔姆”，埃及语意思是“阿图姆的神庙”。它也位于图米拉特干涸河谷地区，属于下埃及的第八州。

而“米格都”和“巴阿则封”则是希伯来人出走埃及路途中的暂住地。新王国时期米格都是三角洲东部地区较为常见的地名，通常它在一个复合地名的首位，它的后面往往有一个国王的名字，在《圣经》中紧随其后的王名没有出现。最初这个地名被应用于有防御设施的暂住地，这样的暂住营区大多分布于埃及和“嘎匝”之间的路边，它们的规模很小，通常位于水源附近。米格都位于比特湖北部，城中居民大多是希伯来人，亚述国王埃塞尔哈东征服埃及的时候，米格都就已经是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自埃及第十九王朝起城中居民一半以上是约旦人。在公元前600年的尼科打败巴比伦人战斗中此城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出埃及记》中这个地名与巴阿则封同时出现，而在世俗体地理纸草中这两个地名与在《出埃及记》中一样也是并列出现的。巴阿则封中的“巴阿”是神名，他的崇拜中心在三角洲地区，后王朝时期它被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从这个地名中带有巴阿神的名字来看，此地应该是巴阿的崇拜中心，它的位置应该在塞波尼斯湖附近，此城就是埃及神话传说中荷鲁斯神击败赛特神并把他驱逐出埃及的地方。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埃及文献中的拉斯卡斯芮城，而另一些学者则把它与泰尔·戴芬尼考古遗址等同起来。然而来自拉斯卡斯芮和泰尔·戴芬尼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两个遗址的时代应该是塞易斯王朝即第二十六王朝统治时期，而决非我们正在讨论的新王国时期。所以，关于这一城市的两个观点都是不足诤信的。

根据《圣经》中出现的埃及地名，我们完全可以得到摩西率领部众出走埃及的路线：他们从三角洲东部出发，通过尼科的红海运河，经过米格都城，到达塞波尼斯湖。这条路线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当我们考察《圣经》的成书时代和它所揭示的事件时，我们发现这条路线是不可信的。众所周知，《圣经》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巴比伦之囚之后，这个时期相当于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和第二十七王朝时期，而《出埃及记》的时代则是新王国的第十九王朝，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3世纪末或12世纪初，而且以上论述的地名大部分是在第二十六王朝以后才出现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圣经》的作者是根据他所生活的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地名来设计500多年前的出走路线的，其结果显然是不可信的。

新王国时期大批亚洲人出现在埃及社会中。至少在第十八王朝时期大多数亚洲人是战俘。这些战俘来到埃及后，大部分成为神庙田产上的农奴。与大批战俘一同被带到埃及的还有战败国或附属国的国王或酋长的孩子，这些孩子作为人质被送到特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将接受埃及化的教育，长大以后，他们将被送回本国，并在埃及法老的支持下，登上王位，最终成为向埃及法老效忠的傀儡。这些亚洲人需要在埃及政府的某一特殊部门登记，并根据他们所服务的不同的国王或神把他们划分成许多小组，以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到第十八王朝中期的时候，埃及各大神庙“皆充满了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奴隶，他们中有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他们都是以战俘的身份来到埃及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了使神满意，做织布工，用线织雪白的亚麻布，什茹布和厚重的粗布；做农奴，每天工作在田地上，种植出谷物，使神的粮仓装满了粮食”。除了从事农业和纺织业外，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亚洲战俘还被用于其他特殊的行业。第十八王朝早期，我们发现一个亚洲人的职业是守卫，而另一个则是工程师，还有一个居然进入了埃及王宫，并与国王理发师的女儿结了婚。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一个幸运的亚洲人成为阿蒙神庙的首席装潢设计师，而且他的子嗣们还世袭了这个职位。埃及政府在各行各业大量使用亚洲人，意味着政府无须再征召埃及人从事各项重体力劳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在戴尔·艾尔·巴赫里从事各种工作的工匠中有四分之三是亚洲人；同一时期建造坟墓的工匠全部是亚洲人。从埃赫那吞统治开始，我们在埃及的军队中不但看到了努比亚人，而且还看到了作为长矛手、盾牌手、弓箭手和车兵的亚洲人。与此同时，亚洲人开始进入埃及社会的上层，成为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神庙中的祭司、富甲一方的商人，有的甚至任职于埃及王室。

伴随着亚洲人在埃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多的亚洲人拥入埃及。但是，这时的亚洲移民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的前辈们是以战俘的身份被掠到埃及的，而他们则是因向往埃及的富裕生活而自愿来到埃及的。于是在第十八王朝末期和第十九王朝初期，在埃及亚洲各种族中的一支——希伯来人的社会组织已经初具规模，他们的组织相对稳定，而且还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和本民族的语言。希伯来商人遍布埃及各地，一时间操希伯来语的希伯来商人成了“讨价还价”一词的代名词。埃及政府还允许希伯来人的游牧部落带着他们的牲畜进入三角洲地区。在埃及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除了希伯来人为了给他们的牲畜寻找丰美的牧场而出走埃及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有关这个种族出走埃及原因的纪录。新王国文献资料既没有记载也没有暗示这一时期的埃及曾生活着这样的一个种族，他们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并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因对埃及的政权稳定构成了威胁而被埃及法老所驱逐。正如著名埃及学家莱德弗德指出的，《出埃及记》所描写的来自东方入侵者的威胁似乎验证了古典作家约瑟芬的埃及法老担心居于埃及的希伯来人同来自东方的入侵者联合起来，内外夹击，占领埃及的观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新王国时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在新王国时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埃及的附属国，而王政时期(与埃及新王国同一时代)的希伯来人和埃及的关系又十分融洽。只有把希伯来人出走埃及这一故事的发生时间推迟500年，即埃及的后王朝时期，这个故事才会真的发生。因为埃及后王朝时期，特别是从公元前671年亚述入侵埃及时起，埃及才开始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威胁：先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和波斯。

《出埃及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另一个方面是希伯来人在埃及所从事的职业。《出埃及记》中说埃及人强迫希伯来人在砖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古代埃及，外族人所从事的劳动主要是重体力劳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也知道新王国时期由于大规模建筑活动的需要，各种规模的砖厂遍布埃及各地，但是来自砖厂遗址的考古资料中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砖厂使用亚裔劳动力的证据。

第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出埃及记》对新王国末期亚洲人被埃及文化同化并与埃及人和睦相处的事实只字未提，它只简单地描写了希伯来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与埃及社会少有来往，最后由于构成了对埃及政权的威胁而被埃及法老全部驱逐。新王国时期涌现出大批内容涉及亚洲人在埃及生存状况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根本没有有关埃及人对亚洲人的发展壮大感到恐怖的描写，相反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亚洲人和埃及人和平共处的景象。然而埃及后王朝时期，这种和平安宁的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伴随着亚洲人对埃及的频繁入侵，大量的外族人以商人和雇佣兵的身份来到埃及，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改以往的和平的主题，而充满了对外族的憎恨和恐惧。瘟疫在埃及流行，而传播瘟疫的人就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外族人或“不洁净的人”，于是他们便被埃及人驱逐出境了。到公元前4世纪末，以瘟疫和驱逐为主题的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几个由外族人建立的王朝相继在埃及出现，先是努比亚人在上埃及建立的努比亚王朝，即第二十五王朝，这是一个非常埃及化的王朝，在努比亚国王的统治下，埃及古王国时期的文化得到了恢复，这一王朝因之被称为复古时代，它的统治也因此被埃及人所认同和接受；第二十五王朝末期，亚述人入侵埃及，他们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横扫埃及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塞易斯王朝，即第二十六王最终摆脱了亚述人的控制而获得了民族的独立；第二十六王朝末期，波斯人大举进攻埃及，并建立的波斯人的统治，即第二十七王朝。所以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北方人的入侵和南方人(努比亚人)对埃及的解救：一群北方人得到了一位伟大先知指点，侵入埃及，埃及的法老不得不带领他的家人和臣子们出逃。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整个埃及，并摧毁了城市和神庙。后来在众神的帮助下，法老招募了一支军队，从南方的努比亚地区杀回了埃及本土，把征服者赶回了亚洲老家，从而使埃及获得了解放。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出埃及记》使用了极少的来自埃及的诸如历史、文学或民间传说等方面的资料；书中仅有的几个埃及地名无一例外地都是塞易斯王朝时期(第二十六王朝)或波斯王朝统治时期(第二十七王朝)才开始出现的；书中描写的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奴役的生存状况与人所共知的新王国时期的亚洲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等诸方面的情况不相符合；埃及文献中记载的亚洲人被埃及法老驱逐出境的历史事实不能作为《出埃及记》真实性的证据，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出埃及记》实质上是一部用写作时期(后王朝时期)的历史背景资料来描述500年前的(新王国时期)故事。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出埃及记》丝毫没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了论证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把《出埃及记》的故事做一简要的叙述：新王国时期，希伯来人自愿来到埃及，他们以游牧为主，雅各布是他们的首领，后成为这个民族的祖先。希伯来人的后裔们在埃及生息繁衍，并逐步强大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于是土著埃及人和新来的希伯来人之间开始交恶，由此导致了希伯来人被迫迁徙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地区。考察整个埃及历史，我们最终会发现与这个故事相似的惟一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公元前18～前16世纪的喜克索斯人对埃及的入侵和征服，并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政权——第十五王朝，后被兴起于底比斯的第十八王朝逐出埃及。这一历史事件对于那一时代的亚洲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英雄故事，它势必在亚洲人之间广为流传。事实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大多数讲塞姆话的民族直接把喜克索斯人当作他们的祖先，但只有希伯来人根据传说中喜克索斯国王的形象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祖先雅各布。根据喜克索斯人入侵、占领并被驱逐出埃及的历史过程，他们为自己的祖先也演义了一段类似的历史。但是，在出走埃及的原因上，希伯来人并没有照搬喜克索斯人的经历，他们出走埃及的原因不是像喜克索斯人那样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而是为了拯救他们无辜的子民于埃及法老的暴政。可以说，这个原因是以牺牲埃及人的声誉为代价的。

总之，《出埃及记》是一部以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政权后又被埃及人驱逐出埃及的历史事件为原型，以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即此书成书时期）的埃及和希伯来以及和亚洲关系为历史背景的发生于新王国时期的历史故事。它所描述的内容决不是历史事实，因此任何以其为证据的论述都是幼稚和荒谬的。

作者：郭丹彤、苏兴军

原载《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