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故事的评价（被儒家挤压的人性）

每到世界读书日前后，各大网络平台和电商平台都会赶上这一波“文化”热潮，推崇各种好书和各种书籍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网络官方平台在2019年4月22日刊载了一篇选自木心先生的著作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木心的《文学回忆录》，里面正好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木心先生这一章要讲的是中国的戏曲，所以自然而然地要讲到明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戏曲家汤显祖。

木心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像我们，是世界读书日前后，而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的时机正是冲着世界读书日这个热点去的。莎士比亚出生和去世的日子都很有意思，都是在4月23号，所以有一种说法，世界读书日是为了纪念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诸多文学家设立的。

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是戏剧大家，而中国的戏剧大家，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汤显祖了。所以，木心先生自很自然的谈到了这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戏剧没有出世界性的大作品？

木心先生用一句话总结了原因——没有才华，接着又从社会、背景等各个方面论证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作品上的差异，即他们文学作品整体视野上的广阔性和局限性。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于莎士比亚作品中人性的思考，对他笔下角色人物人性的考量和整体作品的大视野的看法。

这一套确实很有说服力，汤显祖在这样的对比之下确实相形见绌，但是这样的说法或者看法仍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和实质的问题，那就是汤显祖为什么没有木心先生所说的大视野？仅仅在人伦上打圈圈？

最简单的逻辑，当然是把这样的责任推到儒家身上，认为儒家将求伦理，整个社会士大夫心里面想的自然都是儒家那一套，无法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察。

我认为这一点不难被想到，但是儒家里面关于人伦的思索难道不是对人性的考察、对于人性的体悟么？如果是中国士大夫的人伦性的思维模式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法跳脱出当时现实世俗的社会，那么我们或许又要产生另外的问题了，那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有？莎士比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野？儒家那些方面的思维特质时造成这样恶果的原因？

显然，木心先生在这些问题上或许是拘于篇幅，或许是考虑到文字将要出版所要面向的对象，没有很详细的说到这些问题。

除了要在传统儒家身上找原因之外，或许往外看看英国以及整个西方在现代化世界的位置，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语境上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答案。

也就是说，我认为汤显祖要想和莎士比亚做一个对比，仅仅向内是不够的，还需要向外看看，他看看莎士比亚到底“牛”在哪里。但是我们这篇文章还是向内找原因。向外探求我们将放在另外一篇文章探讨。

但不得不说的是，木心在对待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个人的态度上，是“偏心”的，甚至是“严格”的，木心先生更偏向于赞赏莎士比亚而非汤显祖，但是汤显祖生活的时代和整个社会背景又像一个巨大的牢笼捆住了汤显祖，如果揪住这一点不放的话，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艺术，似乎都没有木心所言的“世界性”了。这样一种后摄视角下的评断，是对汤显祖的不公正。

所以，他们生活所处的时代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无法避免，就木心先生来说，他在评价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这两位文学家的所谓的“优劣”长短之时，就显示出了他所处时代的“时代局限性”。

从汤显祖一生履历来看，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最传统、最普通的儒家教育，而他的人生经历和其他中国所有大部分文学士大夫所经历的困境、挫折、选择简直是一种模式化的套路：

他们都接受着现实和理想的两种困境，一方面理想中儒家教育下的社会理想是他们信中所信奉的至高信条，但是现实往往有着另外一套运行的法则，即在传统社会中留存的当面一套和背后一套，在汤显祖所面临的困境中显露无疑。

汤显祖按理说只要顺顺当当考上科举，大概也不会这么早就遭受挫折。他人生第一个坎就是一个抉择问题——是选择顺从名利的诱惑、将士大夫气节丢失，还是保持操守。

因为当时在朝的首辅大臣张居正想要让他儿子中状元，但是明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王朝，他儿子如果中了状元，那可就不得了了，即便是真的很有才也不行。这样一来，各种文官御史接着就来开骂，质疑这件事情，不管是否有猫腻，所以不管他这个首辅大臣当得怎么样，权力有多大，他都不能让自己的儿子遭受这样的政治风险，因为这些指责往往会跟一辈子，如果你是明目张胆靠关系上位的，在明朝是被人所不齿的。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母亲，是当时皇室亲戚的手下，就因为这一层关系，米芾在宋帝国中谋得一官半职，仅仅这样，那些御史大夫几乎逮着这个问题骂了他一辈子，所以他一生只能装癫卖傻嘻嘻哈哈的糊弄世人。

显然，张居正还不想这样，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儿子拉几个可以映衬起来的大才子，如果这些才子都中了，那么自己儿子中了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张居正找上了汤显祖，他当然也不傻，汤显祖这么有才气，肯定可以中，但是汤显祖就是不干。

汤显祖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传统儒家所谓的名利和品行问题。儒家士大夫信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一套想法当然就被汤显祖接受了，所以他拒绝张居正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为对张居正这一套行为的贴标签和道德判断，他认为张居正只不过是想暗中操作，为自己的儿子谋私利而已，但是凭张居正儿子的实力，未必不能高中，只不过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堵住悠悠之口，让那些整天道德洁癖的御史闭嘴，免得给他儿子惹上骂名。

拒绝了张居正之后的汤显祖也显然不会太顺利的度过他接下来的仕途生涯，接连几次科举失败，好不容易考上了，还只是去南京一类的地方做闲职。不久之后，他就辞职了。

汤显祖的履历几乎可以套用在其他任何文人身上，一个知识分子辛辛苦苦的科举，结果没中，然后考了很多年，最后考上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罢官，回家写书，写诗、搞文学，这一个模式几乎有着固定的道德评价，后世眼中，他们就是那个道德完人、道德上完美无缺，为了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人，但是他们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整个社会所教授的知识有没有问题？

孟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对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一句解释，这句话见诸于《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在这段话里，没有说一句事实，也就是说他所陈述的东西，全部都是他的观点，他认为妇道人家，嫁给谁是父母要指派认证的，他认为大丈夫是要做到“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算是大丈夫，但是为什么做到这些就是大丈夫？有没有事实依据，孟子不说。

这种没有根由的个人判断自然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最实际、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儒家通过这样的主观判断，构建了一个主观的世界，因为他跟现实的脱离，即这些论断观点缺乏事实，所以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依靠儒家所倡导的论断，是没办法推行和继续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悲剧，整个中国社会上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这套东西，全都是一套脱了现实生活的运行法则，除了作为约束皇权的工具之外，也约束了他们自己。

在经历了人生重重波折之后，汤显祖或许懂得了这套道理，或许他们没有明白，但是汤显祖辞官后，写出了《牡丹亭》，写出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戏剧作品，就很能见出他对这些问题以及社会的思考。

汤显祖的《牡丹亭》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长期接受传统教育的美少女，一次偶然梦中邂逅书生，发现了长期以来在她身上残酷的真相——她被整个社会无形的压力约束着，甚至她感觉不到自己的美和对于性的渴望，外在世界的美好让她看清了现实，这些想法拯救和解放了她，却也摧毁了她，最后她感伤自逝，而后又在阴间重生，面对父权，和整个社会进行抗争，最终得到皇权承认。

所以，我想，汤显祖在这部剧里，自然也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那些早年经历的儒家教育，不正是那些约束、制约着杜丽娘教条的东西吗？而杜丽娘在觉醒和心理、身体解放之后，对于自己现实处境的忧伤和无奈，或许也是汤显祖屡不中第、罢官辞职后的心境体现。

所以，抛开汤显祖所谓反封建这一层带有政治色彩的标签之后，汤显祖在剧中探讨的问题本质，也并非是木心所断言的“在伦理上绕圈圈”，伦理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时代，面临着真实世界和人生信条的脱节困境，整个社会中的人该如何何去何从的问题。

如果整个社会如杜丽娘长期所接受的教育那样，真的如她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运作，她也不会伤春自逝了。但是她是美的，她在心底里是一个青春懵懂的少女，是一个长期渴望身体满足和心理满足的人，所以她注定要在大花园里发现这些长期以来被社会、被他父亲所忽略的事实。

而汤显祖这部剧的威力，也正是在此，据说当时很多女性看了这部剧后，纷纷自杀和悲伤而死去，这部剧所勾勒的现状让他们看清了那些他们赖以相信的东西。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勾勒了一个僵化的晚明社会，它以道德而非契约、以人伦而非法律，以人伦而非人性，在制约和分离着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活得不痛快、活得扭曲和畸形。皇帝被这些约束和管教着，底下的大臣和知识分子、甚至是被称之为思想家的李贽，也是矛盾和分裂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已经不能用扭曲来形容了，那是一个苍凉和没有希望的时代。

如果以这个深度来理解汤显祖，理解《牡丹亭》和整个中国的戏剧作品，就非常容易了，之所以汤显祖的剧作没有很明显的人性，没有所谓的世界性，是因为整个社会没有给那一代人，甚至整个传统社会五千年中的所有人一个施展和发育他们人性的空间，从儒家以及其他思想脉络诞生之日起，这些空间就被儒生和政权者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被挤压和扭曲，从孔子、孟子的“食色、性也””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到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人性尺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不断地排除在外的。

20世纪，西方心理学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人最为本质的欲望、最本质的动力是性本能。所以《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在这部剧里所能展现的最“人性“的东西，就是杜丽娘对于这一生物本性的追求和向往，这一带有浪漫色彩的追逐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了主人公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一次虚无的满足，更为展现了人性充分压抑之下人的悲哀。

汤显祖无法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问题，无法在他的剧中展现更多人性更为本质的东西。但是汤显祖显然也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在伦理上打转转似乎用在他身上已经无法完全涵盖这部伟大作品全部的野心了。

汤显祖说自己的这部剧是“至情”之作，而他口中的“情”，其实就是人性的底色中最基本的欲望——性。汤显祖一生四部剧，每一个剧都有一个赖以关联前后的“梦”，人称之为临川四梦，前两部是将真情，即《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更像是他辞官后对于人的警告，寓意着官场的无定和残酷，即伪情。

无论是从《牡丹亭》剧情上，还是从汤显祖这四部戏剧作品的情感主题的设计上，都显示了他对那个时代人性和社会关系的思考，当整个社会处在压抑和克制人性的情境之下时，个体会遭遇什么，显然，汤显祖的剧作想要谈论的问题是这个，你不能说他是没有人性思考，没有人性共性甚至是没有世界性的。当一个民族遭遇压制和奴役之时，人性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就会被压制，这些被压抑的骚动不可能只有明朝那一代人，怎么会没有共性？世界性？

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记载道一位女子因为读《牡丹亭》断肠而死，汤显祖闻听之后，挥笔写下一首诗歌：

“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汤显祖不必感动整个世界，就算世界最后真的没有了可以通过他的文字理解他的人，他只要对得起时代和那些为他的文字死去的女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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