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纶替胡宗宪洗冤（为何胡宗宪说谭纶不应该来浙江）

《大明王朝1566》太烧脑？前五集就讲一个事，谭纶该不该去浙江，他的“在”与“不在”中暗藏巨大玄机，玄机背后却是编剧的用心良苦。

谭纶去浙江，是他主动请缨，也是张居正“推波助澜”结果，为的是不让严党以“改稻为桑”之名，行“土地兼并”之实，剥削百姓来补空虚的国库。

来到胡宗宪身边的谭纶，果然没多久就发力，阻止了“改稻为桑”的强力推行，但毫无意外引起了严党的不满，胡宗宪立刻替谭纶揽下责任，趁机借此事上奏朝廷，说粮食没到位，国策得缓缓。

胡宗宪本就不想强力推行国策，引起民变，谭纶的插手的确给了上报的由头，可他却却反过来埋怨谭纶，说他不该来浙江。

不过劝说成功后，他又说，你在也好，他们至少有所忌惮。

似乎只要谭纶出现在胡宗宪身边，即使什么也不做，也会对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谭纶的“在”与“不在”中又有何玄机呢？

谭纶一直以为，自己在胡宗宪身边进言提醒，就可以维护百姓的利益，直到胡宗宪一句话点醒了他，“我胡宗宪没有退路，也没有什么可变。”

这时，谭纶才醒悟，原来自己的出现，非但无法如预想般替胡宗宪解难和担责，反倒让胡宗宪因为党争陷入两难。

后来谭纶受召进京，张居正这才向裕王言明，他们的主要目的非但不是阻止改稻为桑，而是在后边推波助澜，让浙江这把大火直接烧及严党的根基。

所以对于谭纶去浙江，他们真正的盘算是，让谭纶的出现从心理上刺激严党，利用党争让严世蕃自乱阵脚，露出把柄。

结果的确如其所料，严世蕃满脑子想的都是搞钱补亏空，可清流的人一插手，胡宗宪又上疏诉苦，他就认定胡宗宪有了二心，

以严世蕃的脑回路就会想，就想利用这亏空把我们严家整垮是吧，别痴心妄想了，就算裕王有了继承人，可皇上搞钱还不是得靠我们严家。

所以这一受刺激，竟然谋划出了“毁堤淹田”的狠招给自己挖坑，打算跨过胡宗宪，躲过清流把这事火速搞成了。

可是，严世蕃错就错在，没有“识人之明”，不是“胡宗宪受谁影响的问题”，而是真想搞成改稻为桑，“就不该用胡宗宪”，他的误判和激进恰恰正中了清流的下怀。

胡宗宪当然不希望严嵩因为严世蕃的愚蠢而身败名裂，也不希望朝局因此大乱，所以会那般埋怨谭纶不该来，可是党严世蕃这一激进，弄出了“毁堤淹田”，这局面又不一样了。

事情败露，马宁远的供状直接让严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本不该来的谭纶，却反过来起到了威慑作用，就因为严党落了把柄在人之手。

此时，这事要传到嘉靖那里只有三个途径，一是杨金水和吕芳这条线，二是胡宗宪自己说，三就是谭纶看过供状告知裕王。

在他们看来，吕芳这条线可以暂时放心，因为杨金水自己做的事不会自己找死承认，胡宗宪虽然说自己可以面圣，可是严党知道胡宗宪还念阁老恩情，不是没有转圜余地。

所以谭纶在与不在就显得相对重要了，此时他就是胡宗宪与严党拉扯的筹码，为了控制局面，严党才甘愿配合胡宗宪签字上疏，提出国策延缓三年执行。

从“你本不该来”到“你在也好”，随着局势的变换，谭纶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一个人即使什么也不做，只要他在那里，对当下局面就会起到如此大的影响呢？

其实胡宗宪早已一语道破，谭纶的存在，在严党眼中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他背后牵连的势力，只要这种关系，以及人的“分别心”的存在，即便对当下的“事”起不到作用，也会对整个“局势”起到重要影响。

所以看《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我们可以学到的关键一点就是，想要成事，就要懂得将眼光从“事”中抽离，学会看”势“。

“势“是什么，是变化，万事唯有”变“是“不变”，要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就要学会从所有的“变化”中发现那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才是本质，是规律，是使我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关键依据。

严世蕃和他老爹最大区别也在这里，严世蕃看问题只会盯着“事情”看，你做了对我不利的事情，就是我的敌人，我就要把你干倒，把你清除，而严嵩、张居正、胡宗宪这样人就是擅于看“势”的高手。

就说胡宗宪，虽然谭纶的到来对他的决定和想法不会起到任何影响，可是谭纶一来他就立刻嗅到了党争的气息，该上的奏本他照样上，意料之中，严党推行国策的态度更为激进，他胡宗宪抵抗和拖延的步伐也不得已加快且变得愈加强硬了。

谭纶的出现与否，对局势起到的微妙变化，这是胡宗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也是张居正早有筹谋之事，只不过以谭纶的智商就后知后觉了。

再说张居正，胡宗宪有马宁远供状在手，受召进京，同样受召的还有谭纶，到达京师当晚，按常理裕王是要见谭纶的，可是高拱提出还是不见为好，因为谭纶是否看过供状，是否知道杨金水也参与此事，他们并不清楚，但只要裕王一见谭纶，不管谭纶知道与否，裕王都会被皇上猜忌，所以高拱坚持还是不见为好。

但张居正立刻提出，不见反而是心虚的表现，见是肯定要见的，只是怎么见的问题，就在这时王妃出来，提出“父子一体，没啥好隐瞒的”，还特意让冯保去请，这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父子之间的猜忌，那只要坦然让皇上知道此事，那么他的疑心便可自动消除，第二天裕王也便更好回话了。

这个事情中，高拱担忧眼下时局“变化”（谭纶可能知道内情）让皇上引起猜忌之心，而张居正是看透“变化”，坚持了“变”中的那个“不变”，见谭纶本就是坦然之举，若因心虚不见，那就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穿透表象坚持本质，这是张居正比于高拱厉害之处。

同样的，吕芳也是高手，杨金水和他不是一个级别。杨金水伙同郑何二人毁堤淹田，干了坏事屁股还擦不干净，把皇上也拉了进来，这是他没把差事办好，所以一路战战兢兢来到宫里。

嘉靖一通盘问，其实就在关键一句，嘉靖问他是否看过马宁远的供状，要是按照郑何这类只求自保之人的逻辑，就会想，那我必须说看了，看了就说明自己同意签字是有把柄在胡宗宪手上，是迫不得已。

可如果杨金水这么说就是找死，因为马宁远的供状根本没写毁堤淹田的事，本来想着自保结果弄巧成拙变成欺君，好在吕芳早有提醒，有什么就说什么，杨金水这才实话实说，反倒得了奖赏。

这一段，吕芳才是高手，他坚持的就是“变“中的那个”不变“，胡宗宪会不会拉他吕芳下水他不知道，但能坚持的就一条，让杨金水有什么就说什么，事情办得如何是一回事，欺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讲讲大明首辅严嵩，胡宗宪受召进京，当晚就来见严嵩，可严世蕃愣是挡在中间挑拨离间，引起了严嵩对胡宗宪的猜疑。

等了半宿不见胡宗宪，严嵩有些急了，因为当晚他必须摸清楚一件事，就是嘉靖究竟知不知道“毁堤淹田”的事，如果知道那是哪条线出了问题，问清楚了他才有底气第二天跟嘉靖斗法。

而这些都必须问胡宗宪才知道，可严世蕃这个坑货儿子愣是在中间搅和，不过第二天严嵩还是从容淡定地去开会了，在门口与胡宗宪碰面，他挥了挥手让胡宗宪啥也别说了，这是因为他已经对局势有了把握，那么他这份把握来自哪里呢？

其实，半夜从严世蕃一句意气的话“爹，他胡宗宪不会来了”，严嵩就已经猜到胡宗宪来过了，显然不是被严世蕃赶走他就不会说这么果断的话。

那么仅从“胡宗宪来过严府”这件事，严嵩是如何推断局势的呢？

倘若胡宗宪真想扳倒严家，用马宁远的供状投诚清流，作为徒弟他还会那么坦然来见他这个师父吗？

凭严嵩对胡宗宪的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既然当晚来了那就是心下坦然且有话要说，有什么事是必须连夜告知的，大概就是“严家无事，切勿轻举妄动自露马脚”这类紧急提醒，再加上第二天见到胡宗宪那副急于告知什么的样子，严嵩便更加肯定自己判断了，以至于嘉靖让他看供状的关键时候他也能倘然装睡。

没有私下的知会与谋划，仅凭严世蕃的急躁的只言片语，罗龙文鄢懋卿连夜相陪，这些身边人的言行，严嵩就能对当前局势有了近乎准确的判断。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能从反常的言行和变化中，看透推动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的推动力就是，胡宗宪手握的那份马宁远的供状，还伤不到他严家。

而胡宗宪能够以一份毫无痛点的供状，将嘉靖、严党和清流都耍得团团转，也正是基于他深谙人心，懂得看“势”,用”势“，知道严世蕃会因为谭纶的存在，误判局势而变得激进，他早料到严党会有大动作，但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大动作”，所以赶去分洪之前他感叹了一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下一句就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在古代是祭祀之用，供奉时尊贵，用后弃之如弊屣，言外之意，现在朝廷为了填补国库，也要将百姓如弊屣舍弃。

但这里还有更深一层隐喻，胡宗宪是在叹息严世蕃这自寻死路之举，他干下的蠢事迟早要连累阁老，拖垮严家，现在皇上需要你搞钱填补国库，就会纵容你，推着你，等裕王势起，真到了朝局要转换的时候，曾经无上荣耀的严家也会即刻被皇上舍弃。

这些都是胡宗宪凭借“看势”，能够预料之事，这份功力远非严世蕃之流能及。

所以，南怀瑾先生说，世界上看任何东西“要轻松”，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受眼下的困局迷惑，眼珠子都钻到一个事情里边去，而是要懂得将意念收回来，把注意力抽离出来，以全局的眼光去看“东西”或“事情”的“变化”。

“看山的精神如何屹立不倒，看水如何包容万物，看花如何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

要把“花的精神”收到眼睛里头来，让大脑的意识去自动分别事物变化中的规律，从而凭借逻辑和综合积累做出准确判断，也可以说是某种高维的直觉，准之又准，而不是将精神虚耗在具体分裂捉摸不定的事物当中，这样我们做事情顺势把握，才能四两拨千斤，甚至不费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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