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李义庭封神之作（从神童到巨匠特级大师李义庭专集十六）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958年的全国赛上，李义庭曾与何顺安弈过一局“价值连城”的棋，当时何先生在形势大优的情况下，几度上演“捉放曹”，让李义庭逃脱成和．并最终大魁天下，而何却只能屈居亚军之席。而今两人重逢，谁也没想到他俩又演绎出让人感慨万千的一幕精彩戏剧来，正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棋赛至此，何顺安是早已没了冠军的可能性，但他与胡荣华有师生之谊，现在自己夺冠既然无望，当然就更希望胡荣华重铸辉煌了。这局棋能赢固然好，但起码要战和，拖住李义庭一分也可。此战真是紧张曲折。棋局从早上8时起，一直弈至下午1时封棋，李义庭明显占有优势。那时封棋很严格，不仅要把双方的局面封好，还要把“封人”看好，即让裁判把封棋棋手看管起来，不管是上厕所还是吃饭，都有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不象现在封棋，棋手可自由活动，还可回房间请人一起来拆棋。想来想去也没有良策，何顺安只得咬紧牙关硬挺着，熬一步算一步。就这样在劣势下拼至要第二次封棋前，李义庭也可能是久战兵疲，出现软手，结果被何顺安抓住，终于巧妙地构成了和棋。这损失的一分，对李义庭来说，真是致命，因为比赛还剩最后一轮了。

第25轮，也就是大结局之战，胡荣华、杨官璘、李义庭分别战胜了浙江沈志弈、安徽麦吕幸、安激张元启，但李义庭因大分少胡、杨一分而只能排在第三名，胡荣华与杨官璘的名次则出现戏剧性场面：两人积分相同，相互对赛又是和棋，于是只得并列冠军，皆大欢喜。这也是全国赛上至今唯一的一次并列冠军，成为棋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3年，出于与两年前同样的原因，全国大赛没能进行。这一年李义庭成家，次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他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1964年、1965年的全国赛，他都获得了第六名，而1966年的郑州大赛，他未能进入前六名。这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全国各种文化体育活动都遇到“封杀”，象棋运动当然不能幸免，全国锦标赛就此停办，直到1974年才得以恢复。象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认为是帝王将相、是牛鬼蛇神，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因此很快受到冲击，而在武汉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李义庭一手建立起来的棋类俱乐部被砸并导致最终的散伙。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俱乐部都是由袁乜子夫妇具体管理，也可以说他们夫妇俩就以此为生。“文革”一开始，体委也布置要“扫四旧”，想来想去，有人就把眼光放在了棋类俱乐部身上了，一个叫郑大定的业校田径教练率先建议把俱乐部砸了。

俱乐部终于被砸，袁乜子不明真相，一直以为是李义庭为图政治表现而带人来干的，为此他对李义庭心怀怨恨，因为“李义庭砸了他的饭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袁乜子逢人就说李义庭的“坏话”。袁乜子没了固定收入，只得去给别人守传呼电话，而他的老伴则去打小工，生活当然是每况愈下了。

有一次，在下班的路上，李义庭碰到袁乜子的老伴，她当时就给他难堪，说：“李义庭，我家里还有一根日光灯管，你去不去收了来?” 李义庭受了这么大的冤枉，有许多知道真相的人就劝他去找袁乜子解释一下，但他回答：“这种事情没办法解释。”

“文革”之后的一年，湖北省棋赛在宜昌举行，大会一如既往地由李义庭负责，他就请袁乜子出任裁判长。比赛临近结束时，曾与李义庭一道参加过全国赛的宜昌棋手张云芳邀请一些老朋友到家里吃饭，以尽地主之谊。请客的这一天，李义庭、袁乜子、郑大定(也是赛会的工作人员之一)等人都应邀到场了，只是李义庭因其他事务，很早就离开张家。开怀畅饮之间，不免忆旧，要谈到一些往事，那郑大定一高兴，就把如何砸棋类俱乐部的前前后后都结说出来了。他这一说不要紧，袁乜子却再也坐不住了，他在吃惊之余，更为自己这么多年来对李义庭的误解和伤害而感到难为情。

赛会结束后，在从宜昌回武汉的客船上，袁乜子找到李义庭，真诚地向他道歉，并内疚地说：“我不该错怪你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以为是你砸了我的饭碗。

李义庭笑了：“我知道，连你老婆也错怪过我。”

袁乜子感慨地说：“我这次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请我来当裁判长，这个疙瘩也许永远也解不开了。”

1969年，李义庭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他开始了下放生活，到了位于古城荆州的湖北省“五七干校”劳动。这里集中的全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在干校里要做农活，主要是插秧割谷之类，劳动强度很大，对于李义庭这样的文弱棋手来说，就更有深刻的感受了。李义庭最感到难受的是插秧，一天下来，真正是腰酸背痈，浑身全方位地受不了。

李义庭在干校一呆就是三年多，直到1972年才回到武汉，在这期间，他再没有摸过棋，这一方面是他对当时的发展形势不抱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干校的环境不允许他接触棋。

久遭禁锢的全国棋坛，在1972年底终于得到了一些复苏，在这年的国庆节，全国都放映了一部庆祝建国23周年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情节给全国的棋艺工作者带来了福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游园活动中，有著名象棋国手傅光明与臧如意正在进行的挂大棋盘表演。这明确地向人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象棋活动可以解冻了。以此为契机，全国各地的象棋活动开始陆续恢复。

武汉棋坛也不甘寂寞，迅速地动作起来。1973年元旦，以李义庭与陈金盛在武昌工人文化宫进行公开表演为标志，武汉的棋艺活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断了八年之久的全国象棋锦标赛终于在1974年于成都市恢复举行，但此时的李义庭，由于健康等原因，已经决定告别全国棋坛，不再与天下英雄一争高下了。从此，李义庭这个一代棋坛巨匠，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提携青少年棋手、组织操办棋艺活动这些方面了。

在湖北省、武汉市，因得到过李义庭的帮助、教诲、培养而最终成长为著名棋手的人很多，用“名师出高徒”这句话来形容他后来的棋艺活动特色，应该是最为恰如其分的了。

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李义庭又分到了武汉市体委。当时合并运作了很多年的省、市体委又开始搞“分家”，新的市体委刚刚成立。分家的时候，省体委有优先挑人的权利，但李义庭却没能留在省体委，原因是当时的主任认为象棋不需要搞专业队，只业余弄弄就行了，所以不愿接受李义庭。

刚成立时的市体委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只得临时在六合路上的市委招待所里租了几间房子办公。从干校回来的李义庭则分配到了远离机关的合作路灯光球场工作。这实际上是一个简易的露天篮球场，工作人员七八个人，主要从事群众体育活动，当然，搞得最多的，就是组织篮球赛了。

球场还办有一个业余体校．刚开始只有乒乓球、体操两个班，而棋类班当时还不敢办，原因是那时上层对棋类的态度还不明确，棋艺活动也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恢复。在这样的环境里，李义庭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打杂。他主要的工作，是购置器材、服装，井兼作仓库保管，而这样的一个球场，又有多少器材、服装需要购买和发放的呢?所以李义庭的工作也就可想而知的轻闲了。

李义庭真正地重新与棋打交道，还是在1974年。这一年，停办了八年之久的全国棋类锦标赛终于得到了恢复，准备在四川成都举行。这届全国赛要求以省为单位参加的，而省体委又早没了棋类方面的人才，到这个时候，便又想到了李义庭。

省体委到市体委来商量李义庭的事，市体委一开始并不同意，理由是当初选人的时候，省里有优先权，可你们不要李义庭，等现在到了用人之际，才想起人家，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好不容易，几经反复，省里把市里的工作做通了，到李义庭这里又卡住了。在这件事上，李义庭是有情绪的。当初从干校出来时，省里没有留用他，他心里当然不舒服，并认为省里对他热爱一生的棋类不重视，特别是关于棋类可以不搞专业的说法更让他无法接受。而且从感情上来说，他还是偏向于市里，总想着将来为武汉市的棋类活动多贡献一些力量。就这样，李义庭便一直呆在了市体委。并且，这其中的一些曲曲折拆，也是导致他从此告别全国棋坛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回过头来想，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人虽然没有调成，省体委还是把组队参加全国赛的工作委托给了李义庭，由他全权办理。从事棋类活动，李义庭当然毫无怨言，于是热心接受了这一任务。多年来他都是湖北棋界的领袖人物，哪些人的棋力如何，有无资格代表省里参赛，他心里是再明白不过了，按说组队一事应该进行得非常顺利，却没料到因为一个名叫柳大华的知青的参赛问题，让他很费了一些周折，也担了不小的风险。

提起柳大华的大名，在今日棋界自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热爱棋艺的下放知识青年，时年24岁。柳大华的棋，在湖北、武汉棋界是很早就崭露头角的了，此时更是公认的省强手。他于1968年下放到湖北安陆，但在农村那种异常艰苦的环境里，他也没有一时一刻放弃过对棋艺的钻研，因此水平更见精进。对柳大华的这些经历，李义庭都是再了解不过的了，而且从干校回汉后，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与柳大华进行过表演，对这个爱棋的年轻人，他是打心眼里喜欢，并认为他前途无量。

但说来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柳大华最先打的算盘，却是参加国际象棋的全国赛。原来，少年时的柳大华曾用过两年多的时间接受了国际象棋的正规训练，并凭借着深厚的象棋功底使国际象棋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乎。1973年底，当他得知要恢复棋类全国赛时，之所以想报名参加国际象棋这个项目，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个项目从事的人少，算是冷门，容易出成绩。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太想通过在全国赛上出成绩这种途径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了。为了打好全国赛，那段时间，柳大华从安陆农村跑回武汉，与刘成万(后来的湖北省国际象棋队的总教练)、柳大昌(大华的二哥，省国际象棋高手)等名手每天切磋国际象棋，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埋头苦练了几个月，却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是白干了，因为1974年初李义庭从省体委得知，湖北没有报国际象棋的名，只报了象棋和围棋，每项各五人。也就是说，如果想参加全国赛，只有走象棋这条路了。但参加象棋赛，柳大华又实在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国际象棋的高手少，省里组队肯定得靠他们这几个，而象棋则不同了，湖北人才济济，成名人物更是众多，何况他又是个下放知青，没有“名份”，要想入团代表队当然难度很大了。

1974年4月，武汉市举办了象棋赛，柳大华因为还是知青，所以没有资格参加，但他爱棋，每天都跑到赛场观战。当时，棋界的人都以为这就是湖北省参加全国赛的选拔，其实，李义庭只把这作为组队的一个参考而已，他另有选人的标准。市赛的前三名是陈家宽、张润和沈子椎。

在湖北省的参赛名额问题上，这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刘成万实在不愿错过这千载难连参加全国赛的机会，因此一直没有放弃向国家体委争取名额的努力。也算是付出就有回报，在刘成万的一再请求下，国家体委终于同意湖北省在总共十个名额不变的前提下，象棋、围棋各腾出一个名额给国际象棋。这样，湖北的象棋参赛选手就只能选四个人了。

经过长时间的权衡考虑，甚至是“斗争”，李义庭终于决定派这四个人代表湖北参加全国象棋赛。他们是陈家宽、张润、陈富贵和柳大华。前两人是当年市赛的冠亚军，大家无话可说；这陈富贵不是武汉市人，而是在湖北沙市向阳棉纺厂工作，曾多次获得过全省冠军，也是理所当然。只有这柳大华的入选，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和反对。

而有些人的说法还让李义庭感到了肩上的压力。

最严重的一种指责是：柳大华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是“敌特”，让他这样的人去打全国赛，李义庭到底想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有人甚至跑到省体委去告状，并扬言“要李义庭吃不了兜着走”。当时还是“文革”后期，政治空气压抑，这项“帽子”扣下来，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

那柳大华的父亲是怎样成为“敌特”的呢?这事若详说，就话长了，简单点说就是这样的：1958年时，柳大华父亲因不堪忍受“反右”斗争的压力，投汉水自尽，但由于此后一直未能找到尸体，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便想当然地认为他父亲仇恨共产党，偷渡到了台湾，当了国民党特务。其实．他父亲根本不会游泳，怎么可能谈得上“投敌”? 投河自尽却是更为符合逻辑的实际。

这个所谓的家庭“历史问题”，一直是缠绕着柳大华人生的一个巨大阴影，在他下乡返城的问题上已屡屡“作梗”，没料到现在又一次地被别人当作了攻击他的“炮弹”。

对李义庭的决定，反对的人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责怪他为什么专门选一些“乡里人”去参加全国赛。他们认为象棋的柳大华和国际象棋的刘成万都还是下放知识青年，调他们打全国赛省体委是要倒贴工分的，也就是说要多拿比赛经费出来。

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李义庭并非毫无顾忌。他找到了省体委竞赛处处长刘一民，也就是湖北棋类代表队的领队。在谈到柳大华的问题时，李义庭明确表态说： “柳大华的技术，我可以保证。他虽然下放多年，但对棋艺的热情没有减低，也一直没有中断对象棋的研究，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另外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我认为柳大华是个很好的培养对象，因为他年轻，而且对象棋确实入迷。至于他的家庭问题，我不太清楚．就请组织上决定了。”

在湖北棋界，李义庭的权威性是无可怀疑的，他的这番话，实际上也就为柳大华的前途定了性。柳大华也因此迎来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重大的转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