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次发怒被称为（毛泽东一次发怒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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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终于使他在 1965 年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

毛泽东发怒作出“六二六”指示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着，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中药，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有利。1958 年他批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医院中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于是转而探索另一个解决方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赤脚医生”为牧民群众诊治疾病

“赤脚医生”催生农村大队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考虑到了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

1966 年 8 月 10 日，这个处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 5 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 ：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 ；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中共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于 1968 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 4个字 ：“此件照办。”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

从此，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在大队一级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

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 ；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还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受到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为其医治。

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而且，当年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能够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有限，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痛消炎针剂、红汞、碘酒、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当年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落实到占人口 90% 的农民身上的工作，是“赤脚医生”做的。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都曾产生世界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随之传到国外，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 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

1970 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出版革命组”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正规医院里的医生也人手一册，供他们为病人治病时参考。许多普通百姓也买来阅读以增加一些医学知识，对照它来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情况 ；生病的人也通过它来了解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有人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 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今天世界许多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赤脚医生”手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也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只要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就竖起大拇指。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985 年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不存在了，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至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历史名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 1965 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现状，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还应该肯定，毛泽东当年的批示中饱含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至今仍然闪烁光辉。“赤脚医生”与大队合作医疗这种形式，在今天现实环境条件下，当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实际上，其中很多好的做法，好的经验，甚至是主要经验，已经为现在中央推行的“新农合”所吸收，成为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