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润发和刘德华合作几部电影(栽培周润发捧红刘德华)

原创:叉少

周润发和刘德华合作几部电影(栽培周润发捧红刘德华)(1)


楔子·红楼梦未完


1961年,身处美国的张爱玲决定回香港转转。


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努力写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前后写了八年。不料拿去出版社。美国人看了说,这些故事和《红楼梦》一样细节太碎了,而且49年以前的中国不是应该很糟糕吗?美国人只想看猎奇故事。


小说无路出版,日子却得过。为了生计,张爱玲给香港电懋公司写剧本,是电懋的头号编剧。当时电懋热衷于拍摄西化时装剧,正是张爱玲拿手的趣味。处女秀《情场如战场》一经上映,叫座又叫好。1961年9月,张写信给朋友说要回香港,一是想写东南亚的故事,正好在港住一段时间,找找素材;二是手上重点准备的剧本,必须跟电懋的宋淇当面谈一谈。


那部剧,就是《红楼梦》。


众所周知,张爱玲一生痴迷红楼,语言风格、苍凉底蕴受其影响颇深。电懋拍《红楼梦》没让红学家宋淇接手,而让张爱玲出马,自然是出于极大的尊重和认可。为了写好这部剧,张爱玲也是拼了老命,经常写到半夜眼睛充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然而,张爱玲为《红楼梦》剧本付出如此巨大的心力,到头来电影却胎死腹中。她怎么也想不到,在创作之外,还有更大的力量恍若一双看不见的手左右着这部电影的命运。更加让她想不到的是,一年后,她根据《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魂归离恨天》再次成为一纸废稿,卖给电懋的《一炉香》也未能如愿开拍,连她的编剧生涯也画上一个仓促的句号。


这一切,都与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有关。


那就是邵逸夫。


突围的春寒


19世纪末,宁波人邵玉轩前往上海淘金。他为人谦和、商业智慧超群,短短几年,就创建起名为“锦泰昌”的颜料坊,生意颇为红火。繁华洋场,那是东西接壤的地方。一次,邵玉轩与朋友出游,朋友说要带他看个稀罕玩意儿。


邵问什么稀罕。朋友说:电影。


虽然是默片,但白布上的山水变幻,给邵玉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商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靠这个卖钱,一定赚得盆满钵满。他哪儿能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几个儿子不仅赚到了钱,还铸就了中国影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辉。彼时,邵氏片场雄踞香港清水湾宝地上,无数的梦幻与星辉都从那里飞升,影响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故事,都要从那里说起。


可惜邵玉轩没能看到那一幕。1920年,他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而在病逝前,邵玉轩命大儿子邵醉翁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收购上海“小舞台”剧院。这家法租界的娱乐场所经营不善,年年亏损。做过律师和金融的邵醉翁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快将其收购,并改名为“笑舞台”。


意思很明显,诸君到此,就是图个乐子。


接手“笑舞台”后,邵醉翁大刀阔斧地改革,专心经营文明戏,很快就收割了一波观众。然而,20世纪初,几乎一夜之间,上海就冒出了十几家影片制作公司。随着电影剧院的扩张,更多人的兴趣都被外国片给吸引了过去。眼看“笑舞台”观众流失,邵醉翁便去找懂行的人请教电影制作,一席话下来,发现这有何难的:这种东西,我也能拍嘛!


1925年6月,邵醉翁携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意思就是要坐头把交椅。公司成立之初,便奠定了日后邵氏影业的经营基调——彻头彻尾的家族企业。邵醉翁当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村人做会计、编剧,三弟邵山客做发行,至于家中最小的男丁老六邵逸夫,还是个中学生,公司的事还轮不到他掺合。


因经营过“笑舞台”,邵醉翁深谙民众趣味。那时候,上海很多制片都看齐国外,拍得非常“洋气”。邵醉翁将市面上的影片分析了一通,立马开辟出一条新路子,拍一些宣传“旧道德、旧伦理”的电影。果然,第一部精心策划的电影《立地成佛》一经上映,就炸了半个上海滩。邵醉翁趁热打铁,拍了一系列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京剧唱本的影片,讲江湖恩怨,宣善恶因果。上海市民看了,无不拍手叫好。“天一影业”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大量增聘明星,其中就包括在《明星日报》中摘得“影后”桂冠的胡蝶。


很快,就有人不高兴了。


十里洋场,自有其蛮荒气息,率先占山头的人,都想当皇帝。最早拍片的“明星影业”雄踞影坛多年,在邵醉翁经营文明戏时,就已一骑绝尘。现在一看,嗬,天一天一,天下第一,你小子这野心,是要跟我争老大啊?尤其负责发行的董事周剑云,眼看邵醉翁连连改拍民间故事,靠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撼动了“明星”的地位,便想着事不宜迟,赶紧压制。


纵横捭阖那点事,老祖宗自打春秋战国就没闲着。要扼杀天一,还不跟玩儿似的?彼时,“明星”体格最大,多家影业都依附其下,多少要看它脸色。周剑云迅速召集“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华剧”五家公司,架构出一张密不透风的发行网,一起抵制“天一”拍摄的影片。师出无名,总得找个说法吧?邵醉翁为了卖座,拍过无数口味低俗道德守旧的作品,正好授人以柄。六家公司以“保护国产电影”为名,一同打压天一。


这便是影史上著名的“六合围剿”。


果然,发行网一断,邵氏的电影就被废掉了双腿。没有自己的院线,光靠着“笑舞台”剧院卖钱,还不够片子回本儿的。“六合”死咬着不放,大有斩草除根之势。在失眠了无数个夜晚后,邵醉翁将弟弟们找来:“树挪死人挪活,上海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们就去别的地方!”


邵村人问他中国唯上海影业繁华,哪儿还有容身之所。邵醉翁说,眼光看远一点,世界之大,又不是只有中国有华人。香港、南洋都有同胞,六合再厉害也管不到那里去。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下南洋。


那时,老六邵逸夫羽翼未丰。大哥还让他在公司干基层,一面做后勤一面学摄影。邵氏的历史舞台上,他不过暗角里的剪影,轮不到他说话。为保全天一命脉,老大邵醉翁与老二邵村人留守上海与“六合”周旋,以守住拍片阵地,由做发行的老三邵山客去往南洋,开拓新市场。


生死反转,就悬在上海与新加坡这一线之间。


而当时看不清牌局的邵山客,那孤身漂洋过海的心情,就像春寒下的烟雨一般潮冷。他完全不知道航线尽头,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


造梦之城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沦陷。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滩摇摇欲坠。山河破碎下,大批影人辗转去往香港,为保全公司命脉,邵醉翁让二弟村人留守上海,独自带着“天一”的骨干力量来到九龙半岛。


在九龙设厂不久,邵醉翁就干了件大事,拍出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电影正式宣告中国默片时代结束,几个月下来,票房直逼百万,很快帮天一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而《白金龙》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功劳。那就是邵逸夫。这时的邵老六,早就不是那个摇摄影杆的中学生了。甚至连邵醉翁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弟弟心中怀揣着一个如何巨大的梦想。


一切还要从南洋说起。


遭“明星”打压后,邵山客抵达南洋寻求生机,他发现,新加坡当地不少戏院虽然跟“明星”签了合同,片源上却无法保证。更别提乡下,多的是想看电影而不得的村民。当时去南洋淘金的华人,许多都来自福建、广东,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感情。相较于“明星”的洋片,“天一”的影片更能迎合他们的情绪,激发他们的怀乡之情。


就在邵山客准备以乡镇为突破口打开市场时,邵逸夫毕业了。经过慎重考虑,邵家老六决定放弃考大学,远赴南洋,帮三哥拓展事业。为帮“天一”建立口碑,兄弟两人搞起流动放映,靠着一辆放映车走村窜户,在新加坡的乡镇间流浪,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点点将新加坡的乡村阵地啃下来后,邵逸夫又孤身前往东南亚其他地区,靠流动放映机把发行网建了起来。


时至1930年,“南洋邵氏兄弟公司”正式挂牌。他们不但自建发行网络,还跟新加坡首富搞好关系,拿到了多家戏院的经营权,紧接着收购负债游乐场所。短短四年,邵氏兄弟便独占四十多家戏院,成为新加坡娱乐业的大亨。


正是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为采购有声电影的拍摄设备,邵逸夫穿越半个地球,去往大洋彼岸,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造梦工厂——好莱坞。


这次远行对邵逸夫的冲击是巨大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如此完整、发达的电影体系,庞大的电影城和成熟的制作令其瞠目结舌。所以,回到香港,《白金龙》问世之时,邵逸夫并没那么兴奋。盘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始终是那座巨城的影子。他多么希望中国也能有一座造梦工厂。


但那时,历史还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白金龙》上映后,南洋邵氏兄弟的事业依旧红火,身处香港的邵醉翁却碰到了人生中的高山。1936年6月29日,“天一港厂”库房突然失火,幸亏当时是白天,员工都在,火势很快就被控制,损失较小。不幸两个月后,又一场大火扑来,直接将邵醉翁多年的心血烧成一捧焦土,“天一”就此付之一炬。显然,连续两场大火,背后一定有人。眼看10年心血毁于一旦,邵醉翁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一病不起,只能回到上海疗养,从此一蹶不振。


随后,二弟邵村人到香港主事,力图重振家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片场毁了,人脉和发行网还在。没几年,邵村人就把新挂名的“南洋影片公司”搞得有声有色。不幸的是,事业刚到上升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香港,不久后,南洋也沦陷,非但邵村人的“霸业”化作一场春梦,连“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是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为了活下去,邵村人只好行韬晦之计,低调行事。待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准备大干一场时,香港电影江山割据早已是另一番景况。无奈之下,邵村人只好依附于更大的影业存活。


经过重重困难,直到1948年,老二的“邵氏父子”才在香港挂牌。可惜他是做会计出身的,不像大哥邵醉翁深谙市场和艺术,拍起电影来畏首畏尾抠抠索索,始终不愿意冒险,几年下来,没有一部叫得响的作品。而当时的香港,早就是群雄并起之地,各家影业都抢着出风头,保守拍片的策略哪能长久?越到后来,邵村人索性对拍片失去兴趣,开始转向地产,大肆收购戏院,甚至兴建了一座20多层的“邵氏大厦”,最后以上亿的高价卖出。


钱,自然是赚到了,然而邵氏的招牌,离电影二字却是越来越远。


远在南洋的邵逸夫一看,心说二哥这不成啊,大哥未竟的事业留给你来做,电影不做了,跑去卖房子?以后回上海,怎么跟大哥交代?


一开始,邵逸夫只是给二哥写信,提醒提醒邵家的初心。可惜邵会计实在对拍电影提不起兴趣,只想经营他那一摊子生意。邵逸夫见状,最后跟三哥邵山客摊牌说:“不能让邵氏的事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下去了,要是三哥你没意见,我就回香港主持大局,一定要让邵氏电影这块招牌亮起来。”


邵山客心里非常清楚,老六早就今非昔比,因为有他的帮助,“南洋邵氏兄弟”才能独占上百家戏院,成为娱乐霸主。放眼望去,也只有他能担起这份责任。很快,邵山客就给二哥写了封信。而在回信中,邵村人表示,如果六弟逸夫愿意重振邵氏影业,自己必定倾力相助。


50岁这一年,邵逸夫登上赴港的邮轮。


历史舞台的灯光,第一次落在他的肩头。


醉翁之丧,村人之衰,仿佛都是在为他的到来做铺垫。


而后来被世人所熟悉的那个“邵氏电影”,它的故事,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


导演和死亡(上)


邵逸夫接手邵氏后,一上来就先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找他二哥买地。出于打造“东方好莱坞”的设想,邵逸夫决定先造一座属于邵氏的影城,张口就问邵村人要了80万平方英尺的地皮。邵村人听完都傻了:“你要那么大的地做什么?”邵逸夫笑道:“这还不算大,你去看看美国好莱坞影城,那里面坐车都要几个小时呢!”


买下地皮后,邵逸夫立即投钱打造影城。那时清水湾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待到1958年时,一条宽阔的公路将它与繁华都市连接起来。此后多年间,无数的建材、人才、奇思都将通过这条路抵达邵氏影城,无数的幻梦和故事又从这片日渐肥沃的土地上启程,化作一个时代的记忆。


光有地,还不够,还得有人。


“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成立后,邵逸夫开始四处网罗人才。当时香港最大的敌手,便是上面提到的电懋。电懋资金雄厚,经营理念先进,要想跟它掰手腕,没人怎么能行。邵氏大导演李翰祥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提及,邵逸夫刚到香港,本想请几个明星大腕去清水湾别墅吃饭,请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宴会上别说大腕儿,就是一般般的明星,也不见得赏脸到场。


那就必须使一些手段了。


彼时,电懋旗下最大的影星,便是林黛。早年林黛曾与邵氏有过合作,鼎盛时期,但凡她参演的电影,无一不红透半边天。但因邵村人舍不得花更多钱,林黛便转投电懋,不久便成了电懋的台柱子。邵逸夫一心想把林黛挖回邵氏,而电懋为守住林黛,几乎隔断了她与外厂的一切联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邵才把电话打到林黛家里。知道她在湖南生活多年,特意邀她去川湘菜馆见面。一上来,邵逸夫就问:“要是邵氏给你开出电懋两倍的片酬,你愿意回来吗?”


两倍片酬,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林黛一笑:“您真会开玩笑。”


邵逸夫也笑:“如果这不是玩笑呢?”林黛想也没想便说:“如果能开出两倍片酬,我自然愿意为邵氏拍片。”邵逸夫再确认了一次后,不等林黛反应,直接从包里取出一份合同,一切条件满足,递到林黛面前,请她签字。林黛完全没料到邵有这般手段,话也出去了,当场便签下了那份合同。


拿下林黛后,邵逸夫又碰到了后半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对于电影公司而言,策划、宣发、监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要想邵氏成为巨头,这个关键人物的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起初,邵本想找老友帮忙,老友听了说:“我年纪大了,不适合干,我推荐一个人,一定能够帮你打天下。”


这个人,就是邹文怀。


邹文怀是做记者出身,还在高中时,就自办报纸,公开售卖。毕业后去过好几家报馆,精于宣发。邵逸夫第一次见他,什么话也没说,先拉去看邵氏电影。随后邵逸夫问他加入邵氏的条件是什么,邹文怀说:“只有一个条件,整个宣传班子要由我来搭建,就是您本人也没有随便加人的权利。”


邵逸夫心想这有何难,答应便是。邹文怀便拉上办报的朋友,组建了邵氏的宣发班子。之后的岁月里,这群人为邵氏江山打下了不可动摇根基。但也正是这个口头约定,为日后另一家公司的崛起埋下伏笔。但这都是后话了。


1958年,“邵氏兄弟”正式开拍电影。邵逸夫前后看了十几个本子,都不满意。那些表现时尚生活的剧情,确实很吸引眼球。但这种东西电懋已经拍得炉火纯青,邵氏要想更进一层,难于上青天。回想当初大哥在上海打江山的路子,最终邵逸夫定了《貂蝉》这部古装剧。当年邵醉翁能杀出重围,靠的就是兜售这种富有传奇和民间色彩的故事,这条路一定走得通。


剧本有了,谁来导合适呢?不得不说,邵逸夫有一双慧眼,看人十分精准。彼时,学艺术出身的李翰祥先后在几家影业打杂,到了邵氏,拍过一些俗气的作品,始终不被看好。可邵逸夫知道他熟知历史,汉学功底深厚,尤其在美学上有独特的追求,《貂蝉》一剧,非他掌镜不可。于是找来李翰祥说:“这部电影就交给你了,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败电懋。”


果然,李翰祥没有让邵逸夫失望。


《貂蝉》一经放映,观影盛况空前,连续数月场场爆满。不久后,第五届亚洲影展,《貂蝉》独占鳌头,拿下五个大奖,十年无人知的李翰祥一举成名。借着《貂蝉》的声势,李翰祥又拿着邵逸夫给的50万巨资导演《江山美人》。影片还未拍完,邹文怀就放出大小花絮造势,搞得全港市民翘首以盼。这一次,《江山美人》进入香港最豪华的院线,连外国片都给它让出档期,一个星期就卖了40万,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邵氏迅速崛起。


能做到如此程度,全依赖于邵逸夫敏锐的市场眼光。《貂蝉》属于黄梅调电影,是从民间黄梅戏发展而来。开拍之初,李翰祥觉得黄梅戏不够昆曲美,邵逸夫则坚持道:“昆曲气韵确实独特,但普通老百姓听不懂它的唱腔,这是天然隔膜,黄梅戏则不然,与国语差不多,谁都能听懂。”


正是依了邵逸夫的建议,李翰祥在黄梅戏基础上加入自己的风格,这才有了风靡一时的黄梅调电影。而在剧本挑选上,邵逸夫从来坚持市民路线,绝不走什么高大上的精英主义。李翰祥有文人气,想拍艺术片,剧本交上去,邵就打回去,明确道:“我开公司是为赚钱,不是搞艺术。”


想当初,蔡澜在邵氏做监制时,也曾多次表示想做艺术电影。有一次对邵说:“我们也大可不必每一部电影都赚钱,可以拍9部商业片,一部艺术片试试。”邵反问他:“我能赚10部的钱,为什么要亏一部?”


比起大哥邵醉翁,邵逸夫有着更清晰的商人思维。艺术归艺术,生意归生意。综合当时香港市民的背景和趣味,他非常清楚只有拍出好看、有趣的电影才是王道,至于用来阐述现代人精神状态和情感困惑的艺术电影,绝对是小众的。相比之下,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在这件事上,就没有那么绝对。


陆运涛是星马巨富之子,曾留洋多年,一生醉心于文艺。一开始利用家族势力创立电懋之时,就没有太大的商业考虑。陆运涛先是做电影发行,机缘巧合下,将触角深入香港影业,正巧当时遇到一大帮在香港生活的剧作家、导演,逐步开始效仿好莱坞进行制片。当时电懋的剧本审委会中,大多是有家国情怀和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张爱玲。


可想而知,在挑选剧本这一关上,电懋就不单单是为了简单迎合小市民的审美趣味。那时,由一帮剧作家创作出来的电懋电影,多是出入高级酒店表现男女情感的时尚剧。就小市民看来,那些生活固然充满梦幻感,却离自己熟知的一切太远了。如此一来,邵氏崛起,电懋明显感到了威胁。


两个巨头的较量,从此摆上台面。


导演和死亡(下)


邵氏与电懋之争,是香港乃至中国影史上绕不过去的故事。而在双方短兵相接的过程中,谁也没想到,故事竟然会以死亡来结束。


邵氏发展到第五年时,已经拍出无数卖座佳片,并在亚展上大出风头。陆运涛见状,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开始亲自抓一个项目,那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既然你邵氏以拍民间故事为长板,那我也拍一拍,跟你掰掰手腕。那时,李翰祥因为执意要做艺术电影,正被邵逸夫“雪藏”,陆运涛正是瞅准了这个间隙,准备靠《梁祝》打开电懋的口碑,一雪前耻。


然而,消息很快传到邵氏。邵逸夫一听,什么?这不就是当初邵醉翁横扫上海滩戏院的题材吗?怎么能轮到你电懋来拍?二话不说,叫来李翰祥,一天写完剧本。由于邵氏有自己的影城,一切硬件无需外租,亭台楼阁都是现成的,连夜拍片的速度匪夷所思,不足半月,李翰祥便将影片杀青。


更绝的是,拍片之前,李翰祥在片场偶遇一个小演员凌波,忽然心生一计,让她来反串男主。邹文怀借此大搞噱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邵氏《梁祝》一上映,引起万人空巷。电懋被打得措手不及。


经此一役,邵逸夫领悟到两件事,第一是原来一个无名龙套经过训练,也能成为大明星,凌波就是一例。此后,邵氏开始建立南国剧社。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来邵逸夫主掌TVB,创立“无线演员训练班”。多年后,从这个训练班走出来的一系列演员诸如梁朝伟、刘德华、周星驰、周润发、梁家辉……这些熟悉的名字,几乎撑起了香港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至于它为香港电影做的贡献,自是不必多言。


第二件事,就是抢拍。


抢拍《梁祝》得手后,邵逸夫时刻关注着电懋的拍片计划。得知电懋要拍《红楼梦》,邵逸夫又找李翰祥出马,迅速完成拍摄。电影抢先上映后,其他小公司见有利可图,也拍了好几部。市场流量被收割殆尽,陆运涛再看张爱玲的剧本,觉得电懋再拍已无意义,随即拍摄搁浅。为了《红楼梦》剧本,张爱玲透支了身体,到头来也只能怀着一腔遗憾离开香港。


随后,邵氏电懋两家展开恶性竞争,对方拍什么,我就拍什么,一连拍了《武则天》《七仙女》《杨贵妃》七个题材,搞得整个电影市场乌烟瘴气。


1964年3月5日,在港九影剧工会的调解下,两家公司才坐下来“握手言和”,达成“君子协定”,不再抢拍题材,不再挖墙脚,并在某些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上达成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


眼看峰回路转,死神却在这时挥下了镰刀。


1964年6月20日,一场空难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历史。


6月19日夜,亚洲影展开幕,开奖时,电懋与邵氏都在等结果。没想到宣布之前,电懋参展报名男女主角的候选人,居然被降格为男女配角。陆运涛愤怒至极,但为了脸上好看,不给影展闹事,先找人上台代领,再吩咐公司负责人准备退奖通稿。据说,要不是这件事闹得陆运涛焦心,他第二天还会和邵逸夫一样去金门参观,而不是气得乘坐飞机回台北。


一个本可以充满激烈交锋的大时代剧情的走向,竟然就变幻在这一念之间。


第二天,台中上空,陆运涛及电懋精英搭乘的飞机突遭空难,飞机上57人全部罹难。那一天,还是陆运涛50岁的生日。


知天命之年,一腔襟抱化作空无。


与邵逸夫独掌邵氏一样,陆运涛是电懋的绝对掌权者。他这一死,电懋顿时群龙无首。而在那之前,电懋几乎没怎么盈利。资金雄厚的陆家逐渐就失去了为电懋供血的兴趣。香港唯一能与邵氏抗衡的影业,就此衰落。


这一年,选址清水湾扩建到10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终于落成。


从此,邵氏独霸香港影坛。


这才只是邵氏兄弟挂牌的第六年。站在清水湾朝远处望去,邵逸夫满心欢喜。他心中那座雄踞东方的造梦工厂,已经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变成一只体量更大的猛兽,把故事播种到更远的地方。


而他绝对想不到,就在他以为邵氏将一直稳坐龙头的时候,身后的暗影渐渐从月亮下露出半张脸来,日后会成为邵氏最大的敌手。


那个身影,就是邹文怀。


两个大师


无敌是多么寂寞。


电懋陨落后,再无片厂能威胁到邵氏的地位。此时的李翰祥亦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导演,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可惜没多久,邵逸夫最珍视的女演员林黛因情自杀。邵氏折损一员大将,悲痛之余的邵逸夫,渐渐意识到以后邵氏电影还围着黄梅调转的话,总有山穷水尽的一天。


那时,邵逸夫经常看影评,只见一个叫何观的影评人老是骂邵氏电影不行。邵逸夫就去问何观,你说不行,到底怎么不行?何观说:“你邵氏坐头把交椅,影响香港电影风气,却总是以女星为主,拍一些阴柔的电影,这样下去,香港电影迟早会阴盛阳衰的。”邵问何解,何观说:“让我来拍!”


这个何观,就是一代武侠名导张彻。


1965年,邵氏宣传刊物《南国电影》介绍了正在投拍的七部武侠片,并指出它们与以往武侠电影的区别,要的就是阳刚暴烈、打斗真实,而不是拿一些奇幻镜头来糊弄观众。得到邵逸夫支持的张彻选角儿,也是爱找桀骜不驯、身材健壮的男人,姜大卫和狄龙这两个“能打”的男星从此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选准人后,张彻找倪匡写一篇武侠故事改成剧本,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香港电影的阴柔之风,以《独臂刀》将中国武侠电影带入一个新纪元。


《独臂刀》上映时,引起全港轰动,最终成为港片历史上首部拿下百万票房的电影,张彻也因此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张百万”。


多年以后,一个曾在片场受张彻赏识的小副导演经张老师一番调教,亲自掌镜后,在张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将男人友情和暴力美学结合发挥到极致,拍了一部更加有名的电影,名字叫做《英雄本色》。


另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导演,则是胡金铨。


在邵氏,胡金铨拍出名作《大醉侠》,第一次为中国的武侠片注入了山水意境,将文人美学放在涳濛的电影画卷上。他拍摄的《侠女》不但拿了戛纳的最高技术奖,还影响到后来拿奥斯卡的李安。


李安曾坦言:“要是没有《大醉侠》,《卧虎藏龙》拍出来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张、胡二人,一个刚劲,一个气韵,直接把中国武侠电影送上了一座新的高峰。但归根究底,这都离不开邵逸夫慧眼识珠。只不过,再厉害的伯乐,也有错失千里马的时候。在1970年,邵逸夫就错过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人,直接导致另一家身单力薄的小公司迅速崛起,成了能和邵氏分庭抗礼的巨头。


这个人,就是李小龙。


那时,李小龙在好莱坞事业受挫,拿给华纳兄弟的剧本《无音萧》被无情地打了回来。李小龙只好回香港寻找机会。见到邵逸夫后,他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片酬不低于1万美金,二是电影拍摄周期不能超过60天,三是剧本必须由他审核满意才能开拍。”邵逸夫听完呵呵一笑:“那你走吧。”


我邵氏的头号男星姜大卫才1万港币,你要1万美金,这怎么可能?而且邵逸夫向来大权独握,基本上不会把制片权释放给演员,你姓李的凭什么就能插一腿?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拒绝李小龙不久,嘉禾就跑到美国去请神了。


而嘉禾的创始人,正是邹文怀。


说起嘉禾的建立,也是邵逸夫自己“作孽”。


作为老派商人,邵向来不擅长分享。再大的导演,再有名气的演员,本质上都是为邵氏打工,无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电影上映,从来拿不到分红,更别提持有邵氏的股份。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邹文怀都想将邵氏推行成为“独立制片人拍摄制度”,让公司与导演、演员的雇佣关系,变成合作关系,一起承担风险,一同分享收益。连文艺片都不会砸钱的邵逸夫听了,不为所动。


别说什么导演,当时邹文怀已是邵的左膀右臂,公司的二号人物,照样是拿薪水没股份。拿导演张彻的话说,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公司里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然而这一等人才、二号人物,拿的却是普通薪水,而且一干就是13年。如果说钱能忍,那大权旁落,便不能忍了。干到第十三年时,邵逸夫令亲信方逸华进入管理层,掌管财务,一步步拆解了邹文怀手中的实权。加之邵有心进军电视业,邹便打算自立门户。


多年后,连邹文怀自己都感叹:“四十年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我会跟邵老六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在发神经。”


就这样,邹文怀一边上班,一边说服自己的帮手离开邵氏,甚至暗中敲定了《独臂刀》的男主角王羽。正如在他踌躇不决时,张彻写给他的那句话:


“知己酒千斗,人情纸半张;世事如棋局,先下手为强。”


1970年,“邵氏”双十酒会。当着在场记者的面,邹文怀突然宣布,自己已辞去职务,创办公司“嘉禾”。据说“嘉禾”的名字是胡金铨帮忙起的。想必胡大导演预料不到,多年后,这两个字会随着盗版碟进入内地录像厅,成为80、90年代大陆人关于香港电影最深刻的记忆。相比之下,他们对邵氏电影反而不那么亲切。一提及“港片”,大家都会想起片头那熟悉的发出“登登登登”声响的四块金。


待那时,邵氏电影,早就成了过往云烟。


啊打——!


邹文怀要走,邵逸夫自知是留不住。令邵逸夫感到气愤的是,这小子走的时候,居然挖走了邵氏许多人才,甚至私下和王羽串通,很快嘉禾就与日本合作拍摄了电影《独臂刀大战盲侠》。这显然触碰到了邵氏的利益。


拿今日的话说,“独臂刀”是邵氏独有的IP,岂是你嘉禾想拍就拍的?邵逸夫二话不说,一纸公文将嘉禾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掰扯了整整一年,最终以嘉禾败诉收场。这对以200万港币起家的嘉禾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就在这时,李小龙出现了。


得知邵氏放走李小龙,邹文怀立马派人前去商议,开出7500美元的片酬,愿满足他的一切制作要求。随后,李小龙回到香港,拍摄了开启香港功夫电影新纪元的《唐山大兄》,创下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票房纪录。濒临绝境的嘉禾一夜间起死回生。《唐山大兄》还没拍完时,李小龙就找到当初写《独臂刀》的倪匡,要他再写一个同样厉害的剧本。一天,倪匡翻报纸,突然翻到与霍元甲徒弟有关的事,脑子灵光一闪,就捏造了一个叫“陈真”的人物。


紧接着,李小龙主演《精武门》,声势根本挡不住,再次打破票房纪录,20万的成本拿到440万的票房。两部片子拍完,李小龙不但拿到了片酬,还能得到票房利润的分红,自然愿意继续跟嘉禾合作。只是这一次,李小龙的胃口更大,他要自编自导自演,全方位地打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这要是放在邵氏,邵逸夫估计听得大牙都笑掉了。邹文怀一听,却说:“这事儿简单,不如我们在美国合资一家公司,你的电影从拍摄到发行都由它来负责,你来主导公司,最后赚钱,大家一起分!”


这件事的格局上,邹显然略高邵氏一筹。与腕儿们一起开卫星公司,而非邵氏一言堂,才能为电影创作拓展无限可能。自李小龙始,后来嘉禾还跟洪金宝成立“宝禾”,支持成龙成立“威禾”,与徐克的“电影工作室”陈可辛的“UFO”深度合作,除了片酬和制作费,票房最高可以达到五五分账,在数家公司之间建立起演员、导演、资金的深度联系网,大家平等互利、共谋发展,这才有了后来香港电影真正的黄金时代,有了我们看到的无数经典。


所以说,幸亏有邹文怀站出来开拓了制片制度,使嘉禾能够撼动邵氏的霸主地位,才有之后港片的绚烂多姿。常有人说邹文怀高瞻远瞩,是教父级的人物,要不是他懂得分享,香港电影不会有那么蓬勃的发展。


邹文怀听了一笑,说:“其实我只是觉得,大家少赚点,总比没得赚强吧!”


制度上的弹性,确实有利于创作。若没有邹文怀的支持,李小龙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名扬四海。大权在握后,李小龙自导自演《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不但再次打破《精武门》的票房,还把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乃至美国。凭借一己之力,李小龙独自把中国功夫片带到了一个新境界,此后,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每个街区每家武馆,无人不知李小龙的大名。


然而世事无常,1973年7月20日,邹文怀和李小龙在丁佩家中讨论剧本,李小龙忽然说头疼,便去卧房休息。邹文怀离开后不放心,打电话到丁佩家中。等丁佩去卧房查看时,李小龙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巨星陨落,嘉禾的根基却并没有被切断。


只要“独立制片人拍摄制度”还在,就会有无数有才华的导演、演员找上门来。


李小龙横扫影坛时,邵氏如临大敌。邵逸夫赶紧请李翰祥出马,拍了《大军阀》《一乐也》这样的风月喜剧,但怎么也挡不住李小龙的拳头。在《大军阀》中,有个叫许冠文的演员,李去世后,他把自己的剧本《鬼马双星》拿给邵逸夫看,希望能分账拍片,邵逸夫怎么可能答应?许冠文扭头就找到了邹文怀。邹文怀当即决定由嘉禾出资,协助许冠文成立公司。


结果,《鬼马双星》票房高达625万元,打破了李小龙生前所有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纪录。此后,嘉禾就有了与邵氏正面对抗的资本。全香港有才华的导演都知道,只要转投嘉禾,拍出杰作,就能名利双收赚大钱。


许冠文之后,洪金宝、吴宇森、成龙等各路大牌纷纷加入。待到这时,邵氏一家独大的格局彻底被嘉禾粉碎,港片迎来百家争鸣的时代。


多年后,邵逸夫懊悔,当初不该放走李小龙和许冠文,否则哪儿来什么嘉禾?香港电影的历史,也将会被改写。可就事实来看,邵的经营理念,并没有留住二人的说服力。就拿后来他入主TVB的情形来看,依旧是把邵氏理念带入无线,对艺人、导演严加管控,你要不服,那我就“雪藏”你,刘德华、蓝洁瑛和后来靠《西游记》大红的张卫健,都中过雪藏的招。


沿着时间的坡路往回看,邵氏电影之所以逐渐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邵逸夫“一手遮天”式的经营观念。实际上,自黄梅调电影开始,李翰祥就多次想离开邵氏,以获得更加开放的创作环境。当初胡金铨在邵氏拍山水武侠不受重视,拿只有36场戏的剧本给邵逸夫看,邵不信36场戏能拍成一部电影,让胡金铨滚蛋。胡一怒之下去了台湾,拍出《龙门客栈》,一下子就成了经典。


从创作起,到收益止,邵逸夫希望一切都以公司为主导。长此以往,导演、演员和公司之间,自然会产生裂隙。邵逸夫向往好莱坞那座巨大的“造梦之城”,却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走向国际的梦,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那些年,邵氏也曾有心向海外扩张,与外国合作拍摄电影。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影响过世界影坛。比如一个叫昆汀·塔伦蒂诺的人,就对邵氏片分外狂迷,还专门在《杀死比尔》中致敬。而纵观世界影史,邵氏还干过一件很靠谱事,就是投资《银翼杀手》。虽然当时票房亏得一塌糊涂,口碑低到令人发指,多年以后,这部电影却成为了世界科幻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2017年10月,《银翼杀手2049》上映。而这时,“邵氏电影”四个字,早就化作中国影史中一个蒙了些许灰尘的旧梦。


秦汉经行处,万千宫阙都作了古。


留给后世的,唯有一片清凉的月光。


如果我再年轻20岁


随着香港经济起飞,从大陆迁徙而来的居民老去,新生代逐渐建立起“香港人”的心态。邵氏电影那些民间、传统的故事,彻底不吃香了。试想一下,假若陆运涛没死,电懋的时尚电影撑到70年代,香港电影会是怎样一番景况。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后来我们记得的许多港片、港星,都产自嘉禾。


1974年,吴宇森加入嘉禾,1979年,成龙加入嘉禾,一上台就靠《师弟出马》把票房纪录提高到了1000万港币。之后,《A计划》《警察故事》相继问世,这个给李小龙跑龙套的人,成了继李小龙之后最有名的动作巨星。


浪潮更迭,邵逸夫见大势已去,在接手了TVB的同时,邵氏电影逐年减产。1986年,寄托了邵逸夫无数畅想的清水湾片场,已经变成了无线拍电视剧的主要场所。在整个香港电影进入一个新纪元,各种资本大量涌入的时候,“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正式宣布停产,一代霸主,就此隐匿于江湖。


纵观这半生风雨,邵逸夫算是铸就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史上难以复制的光辉。甚至可以说,在某个时间点上,邵氏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张彻在《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中提到,邵逸夫一天至少工作14个小时,连劳斯莱斯都改造成工作室,每天要看6部以上的电影,恐怕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也正因为如此,邵氏才能留下1000多部作品,达成其他公司无法企及的兴盛。


从上海滩起家,到悬命南洋,再到辗转香港从寸步难行走到独霸一方,邵家兄弟数次易权,历三人而成霸业,这本身就是传奇。虽然在时间的洪流中,邵氏一族的电影事业难逃衰落的命运。但它曾经的辉煌,依然值得被仰望。


不敢说前无古人,至少是后无来者了。


毕竟邵氏退出历史舞台后,嘉禾并没能像它一样一家独大。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各路英豪都争相进入市场,香港的票房纪录也是一次又一次被刷新。80年代,新艺城、德宝相继出现,嘉禾虽然贡献了一大票经典电影,但实际上大体呈现的是三足鼎立之势。等到90年代,更是群雄并起。随着港片市场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导演还是演员、武指,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文隽4天就写一个剧本,周星驰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明星们的片酬更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同时,这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待到1993年,香港电影迎来了最后一个高峰。这一年,徐克拍出《青蛇》,程小东拍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周星驰出演《唐伯虎点秋香》,成龙出演《城市猎人》,李连杰继续“黄飞鸿”,远远看去,一片盛景。谁能料到,很快,因为拍片政策和投资环境,香港先后失去了台湾、东南亚和部分内地市场。不足四年,整个行业每况愈下,时至1997年,嘉禾已经是债务缠身。


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挡不住时势。


于邵逸夫如此,于邹文怀亦然。


1998年,嘉禾的斧山道片场被政府收回。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彻底结束。虽然日后寰亚拍出了港片绝响《无间道》,那也只是片刻回魂。2003年,成龙离开嘉禾,与杨受成联手创立英皇电影。港人北上,香港失落。


2007年,邹文怀将手中持有的股份卖给内地的橙天娱乐,公司更名“橙天嘉禾”。


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在岁月中改换了模样。


据说2011接受采访时,垂垂老矣的邹文怀一度感叹道:“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一定能够重振香港电影。”


但时间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两个多月前,2018年11月2日,邹文怀在香港去世。在港片几乎成为前尘往事后,这突如其来的告别,仿佛是给一套早就不再光鲜的家具覆上一层罩子——终于是再也不会发光了。


至此,所有的争斗、纠葛,每一个被创造又被抛下的孤独的时刻,都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周润发和刘德华合作几部电影(栽培周润发捧红刘德华)(2)

周润发和刘德华合作几部电影(栽培周润发捧红刘德华)(3)


沿途回望,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1958年,“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在香港正式挂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就是一个甲子。回头看去,雄图霸业、情仇恩怨,也不过就是一片浮云,风起而聚,风吹又散。


当年,张爱玲在文学评论《红楼梦魇》的《红楼梦未完》中写道:“人生有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时隔多年,再看邵氏沉浮、嘉禾兴衰,也恍若一场旧梦。所好的是,这梦不单单有遗恨,也有情怀、有幻想、有希望。无论是造梦的人,还是观梦的人,都付出过真心。


而谁又能知道,这一梦不会朝着更远地方,生出许许多多别的梦来呢?


彩云易散琉璃脆,古来万事东流水。


但水流淌过的地方,总会留下新的河床。


也许某一天,我们还能有更鲜活的梦。


部分参考文献:

《香港电影史记》,魏君子主编

《邵逸夫全传》,詹幼鹏著

《中国武侠电影论》,陈墨著

《50年重看邵氏》,三联生活周刊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分享
    投诉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