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实行什么制度（天主教何以在元朝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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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里可温”是元朝对基督教徒的称呼，通常指天主教。

1、西方天主教在元朝的传播

早在蒙古军队入主中原以前，西方传教士柏郎嘉宾(John deplano Carpini)和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ck)已带上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先后到达和林，争取大汗信仰天主教，并劝告蒙古罢兵休战，但都遭到婉言拒绝。

真正到达中国本土的第一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约翰·蒙特·科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大约在公元1280年，他奉方济各会长波那格拉蒂的命令，出使东方，但没有到达中国，在波斯住一段时间，返回欧洲。

1289年，他又接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出使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多明我会尼古拉·皮斯托亚(Nicolas de Piotoa)修士。

皮斯托亚修士等从欧洲到达波斯，1291年又从波斯进入印度，在印度的圣多默使徒教堂居留13个月，尼古拉·皮斯托亚在此地病死后，他一个人独立闯入中国，于1294年抵达大都（北京)，向元朝皇帝递交了教皇的信件。

为了增强基督文化在东方的传播，教皇决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

但是，教皇派去中国的7名传教士中，真正到达中国的只有3人：安德烈·佩鲁贾(Andrew of Perigia),帕莱格林·卡斯特洛(Peregrine of Castello)和格拉德(Gerard)。还有一位根本没有出发，另3名在印度病死。他们在大都居住一段时间后，相继到泉州任主教，进行传教活动。

1328年大都总主教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去世。不久，泉州主教安德烈也病故，使这两个主要教区的主教位置都出现了空缺。罗马教皇得到这一消息后，派遣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汗八里总主教，继承科维诺的职业。

同行者有修士20名，平民6人，他们向东走到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国大汗的热情招待，可是后来，这一行人不知去向，始终没有到达大都。

1336年元顺帝派出16人的使团，由安德鲁·法兰克及日耳曼那梭人威廉和契丹国阿兰人施该带队去罗马教廷，要求互派使节。

教皇接到来信，十分高兴，盛情接待元朝的使团。1338年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二世任命专使约翰·马黎诺里等人携带教皇致元顺帝及给阿兰人的回信，前往北京。

1342年（元至正二年）到达大都，向元顺帝递交教皇的书信和礼品一骏马一匹，受到元顺帝的热情接待。

对此，中国史书上也有记载：

“至正二年(1342年)秋，七月八日，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马黎诺里在大都居住3年多时间里，与“犹太人及其他各派宗教人士进行多次辩论，皆辩而胜之，还使大汗国许多人灵魂得救，此为一大收获。”

1346年，马黎诺里谢绝元顺帝的挽留，从泉州由海路经印度回国。

1353年，马黎诺里回到亚米农城，向教皇呈交元顺帝的书信，要求教皇再派有全权之红衣主教迅速到中国，充当主教。

但当时教廷己发生分裂，出现两个教皇，互相攻击，无暇东顾。

同时，中国也开始发生朝廷更替，至正十年以后，群雄并起，争相割据，元顺帝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去接待传教士？

尤其朱元璋攻破北京，建立明王朝以后，由于：

“洪武君臣一意排外，凡蒙古所建设，与其所保护之外人，圣堂修院，悉遭摈斥，数万教友纷纷避难，不知所之。北京第三任总主教葛斯默，于1369年即洪武二年，迁居窝尔加江岸撒辣依城，从此北京无总主教。”

与此同时：

“中国东南漳泉一带教务，兵燹之余，亦大受影响，所有圣堂修院，盖自1362年即被乱兵焚毁，主教安德烈·佩鲁贾业已因病出缺，继佩鲁贾为主教者为雅各伯弗乐楞斯，亦于是年被乱兵戕害，教友之被难捐生者，更不知凡几，从此漳泉一隅，不复设主教。”

随着元朝的灭亡，第二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文化又消失了。

2、西方基督教何以在元朝兴盛？

为什么西方基督文化在元朝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呢？这是与蒙古上层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分不开的。

首先，从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到末代顺帝的历代皇帝，对外来宗教大都是欢迎的。

当元世祖忽必烈讨伐海都和乃颜的叛乱回到大都时，正好是复活节：

“他知道这是我们最庄重的宗教仪式之一，于是命令所有的基督教徒，捧上他们的四本福音的圣经，来到他面前，他显出庄严的仪表，命令用香熏圣经几遍之后，虔诚地对圣经行一个接吻礼，并吩咐所有在场的贵族行同样的礼仪。每逢基督教的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他总是照例这样做，即使是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节日，他也履行同样的仪式。”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忽必烈说：

“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测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

但从大汗陛下对待他们的态度看，“他显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实而且最好的，因为他看出这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担负的使命，都是充满着道德和圣洁。”

为了使基督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他对尼可罗和马可波罗说：“你们回到教皇那里去，要用我的名义，请求他派一百名通晓你们教规的人”，来我们这里传教。

可是，当教皇尼古拉四世命令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到达大都的那一年，他就去世了。不过，他的继位者元成宗铁穆尔仍然执行忽必烈的方针，友好地接待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准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和开设教堂，甚至“皇帝陛下也颇喜欢听他们（指唱诗班）歌唱”，使科维诺的传教十分顺利。

1318年安德烈·佩鲁贾修士到达大都，这已是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但仁宗待他们仍然十分友好，并给于种种优厚的待遇。

他在写给沃登神甫的信中十分高兴地说：

“幸有天主保佑，据我所记，终于在我主纪元1318年抵达大汗帝国城汉八里，来此后，我们遵照罗马教廷训谕拜总主教后，在此居留约五年。在此期间，尊贵的皇帝赐阿拉发(Alafa)供我们八人衣食之用。阿拉发系皇帝赐与王公使者、外国使臣、武士、百工、术士、贫民和各种不同等级之人之俸金，此俸金之总额超过罗马国王的收入和支出。”

后来，他去泉州时，元仁宗仍然同意他领取阿拉发，并带着“皇帝准许的八匹马十分隆重地出发”。到了泉州，他利用皇帝给的钱财，“建造一所舒适而华丽的教堂，堂内有各种办公室，足够二十位同事使用，另有四室可供任何高级教士享用，我的确一直住在此处，靠钦赐俸金生活，据一热那亚商人估计，我每年俸金约值一百金佛罗林。”

对于元朝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德烈很感激，他在信中十分动情地说：

“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

元朝中期的各个皇帝继续推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对西方宗教仍在物质上给予很大的支持，据1330年成书的（大汗国纪》记载：

“大汗支持国内服从罗马圣教会的基督教徒，其所需者无不供应，大汗十分尊重他们，恩待他们。凡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教堂、十字架和圣殿需要装饰之物，只要他们提出请求，大汗颇愿供应。但大汗要他们求神保佑他健康，特别是在他们布道时，他很希望所有基督教徒皆为他祷告，他乐于允许修士们去异教徒的教堂即浮屠寺传道，也乐于允诺异教徒去听修士们的传道，而异教徒也很乐意去听，而且常常很虔诚，并给予修士们大量施舍。基督教徒若有所需或有求于皇帝者，皇帝总是欣然遣其臣仆周济。”

元朝末年，尽管国力衰弱，财政拮据，但元顺帝对方济各会修士还是尊为上宾，尽量满足他们的各方面要求。

至正二年(1342年)，当马黎诺里抵达大都时：

“大汗看见战马、教皇的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看见我们极大喜悦，赞不绝口，对我们尊重毕至。

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唯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们被送至宫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仆从皆由宫廷派来，彼等侍候我们约四年，始终毕恭毕敬，随员皆着贵重衣服，我对所用作了精确计算，大汗供给我们的费用竟达四千余马克。”

大都城内的其他所有教堂的经费和传教士的生活费，“皆由皇帝供给，十分丰富”。

后来马黎诺里回国时，元顺帝又给他“三年盘费和礼物”，临行前，“皇帝赐予大量食物和马二百匹”，使他顺利回到意大利。

从上可见，元朝的历代皇帝对西方来的传教士都是十分宽厚的。

其次，在赋税徭役上，元朝政府对也里可温信徒也实行各种优免政策。

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蠲除也里可温徭役的命令：

“节该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先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法休教著，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著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教著者，告天祝寿者，钦此。”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中书省奉旨重申了这一法令。

到元仁宗时，继续坚持徭役之蠲除政策，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钦奉圣旨：

“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教当差发，告天咱每根底祝寿者道来…今后依著圣旨体例，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在前不曾教当的差发，休教当者，管民官休教他每当里正主首者，休倚气力者。”

除了镯免徭役之外，也里可温的各种租税也经常得到元朝政府的优免。

自元定宗到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

虽然从中统四年(1263年)开始，部分实行“种田入租，贸易输税”的政策，但到至元年间又一度取消纳税制度，元贞元年以前，也里可温可免除田税，特别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之前，所有“常住地土”，一律免税。

同时，买卖的商税也不必缴纳。

第三，设置专门掌管也里可温的政府机构，加强对各地也里可温的管理。

元朝政府对宗教十分重视，设立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集贤院以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

至元二十六年设置了崇福司：

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内设司使四员，从二品；司知两员，从三品；副使两员，从四品；司丞两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两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两人。

延祐二年(1315年)，改崇福司为崇福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事归之”。延祐七年又恢复为崇福司。

崇福司各官员的俸禄为：

司使，俸禄82贯6钱6分6厘，米8石；司知，俸禄70贯，米7石5斗；副使，俸禄59贯3钱3分，米6石；司丞，俸禄39贯3钱3分，米3石5斗；经历，俸禄28贯，米3石；都事，俸禄26贯6分6厘，米2石5斗；照磨，俸禄22贯，米2石。

从崇福司的设置和各级官员的地位，表明也里可温已得到元朝政府的官方承认和重视。

由于元朝政府的保护和器重，使也里可温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有较高的地位。

经济上因可享受一系列的优免政策，在也里可温中出现一批经商致富的商人。

大德四年(1300年)，“省官人每河南省、江浙省、陕西省。官人每奏将来，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大钱开张店铺做买卖”。

如扬州的奥剌憨，“也里可温人氏，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系扬州之豪富，市井之编民。”

除经营国内贸易外，还有一批也里可温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公布的市舶则法》二十三条中，有一条云：

“议得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影射避免抽分。今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等，过番兴贩，如无执把圣旨许免抽分明文，仰市舶司依例抽分。”

也里可温只要有元政府的批文，就可以有免除抽分的优惠在政治上，也里可温担任政府的各种职务，成为元朝官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仅载于《镇江志》就有10人，如：

镇江府路总管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

总管兼府尹安震亭，也里可温人，嘉议大夫，至元二十年七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代。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少中大夫，至大元年(1308年)八月六日至，皇庆元年(1312年)十二月九日代。

从也里可温担任的各种官职看来，他们在元朝的政治地位是相当高的，既有各路的达鲁花赤，也有正议大夫、中宪大夫、嘉议大夫等文臣学士，还有明威将军、忠翊校尉等武职。

3、元亡后何以消亡?

元朝也里可温虽然兴盛一时，但明朝初年，基督文化再度消失，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当然与朱元璋实行文化禁锢政策有关。

朱元璋上台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巩固新建王朝政权，对妨碍明朝统治的异端进行残酷镇压，抛弃元朝对世界文化兼容并纳的做法，禁止外来宗教的传播，甚至对本土宗教也加以限制和控制。

洪武元年(1368年)一月设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撤销元朝主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僧、道二司，在京日僧录司，道录司，总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设僧纲司，道纪司，分掌其事，并规定凡僧道有犯，从本司审理，有司不得干预，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

在朱元璋的文化政策下，也里可温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只能跟随元顺帝向北逃亡。

另一方面原因是与中国本土宗教的矛盾。

大德八年(1304年)，温州也里可温与道教产生冲突，据：

“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

法箓先生即道士，这是道教控告也里可温招收民户，诱化道教徒，甚至殴打道士之状，此事引起元朝政府的重视，并提出解决办法：

“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

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掺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自此，礼部规定了朝贺班次之先后，也里可温要排在和尚、先生祝赞之后。对于各教互争高低之事件，在《至元辨伪录》中也有记载：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即耶稣基督），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

也里可温除与道教产生争论外，与佛教也发生矛盾。

如镇江丹徒县西江口有一座坚土山，至元二十年(1283年)马薛里吉思任本路副达鲁花赤时，在此地建云山寺和黎明寺，因与金山对峙，故易名为银山，但到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后，被佛教徒夺走，易名为金山下院。

元朝也里可温虽然在中国本土广为传播，“甚至倚势修盖十字寺”，“绾监郡符，势张甚”，但长期以来不能与汉族人民普遍信仰的道教和佛教所相容，而只局限在阿兰人、蒙古人和色目人中流传，因此，随着元朝帝国的倒塌，到明朝初期也里可温再次绝迹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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