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白洋淀现在是哪里（白洋淀纪事宫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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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县的公园。现在的人民享受着安乐，也怀念着先烈。

作者：宫纪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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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七)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来劝，谁劝谁跟着伤心，谁劝谁跟着流泪。

我那心地善良多灾多难的娘啊，我那身体瘦弱，柔中有钢的娘啊，为国为民，深明大义，她把痛苦埋在心底，擦干了眼泪，又坚强地站了起来。

弟弟牺牲时的情况，我们几十年之后才从侧面知道了些。三舅家的表弟苑泰，比我小两三岁，解放后曾任固安县农林局局长。自打小时候分别后我再没见过他，他哪年当的兵，哪年退的伍，我也不清楚。1994年他来安新看我老姨（他老姑）时跟我姨家表妹说：石家庄村我大姑家鸿祥哥，阵亡在陕西临潼山了。我们十七团那时候从十分区一块儿去的路西，进了太行山，又去了陕甘宁。那一仗，我们部队都在临潼山上，听说鸿祥哥中了枪弹。我赶过去看他，他说：“你赶快跟大伙撤吧，我怎么也不行了。”还把仅有的一块钱（一个大子）给了我。这事直到我大姑死，我也没给她说，给别人我也没说过，因为我自从当兵后就再也没见过我大姑。

开始瞒着娘的时候，我把政府给得有些发霉的100斤小米放在村公所里撂了半年多，后来我们吃一顿小米饭，我就从心里难受好几天，那小米，一颗颗一粒粒，都渗透着弟弟的血和汗哪！

鸿祥所属的部队为冀中五分区（后来改为十分区）十七团，十七团净跟鬼子打硬仗，是冀中有名的主力团。因为俺家贫穷，他当兵前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入伍时给他登记的人把他的“鸿”字写成了“洪”，他也不知道自个是哪个“hong”字，人家给写哪个就是哪个吧，高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和抗战烈士碑上他的名字是“宫洪祥”。我们村出去当兵抗日的青年们，有不少是有文化的，他们牺牲时大都是一般战士，而我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兄弟，还当了班长，可见他平时表现得不一般和打仗时的忠勇。

弟弟阵亡在陕西临潼山上，不知道他的尸骨有没有人给收敛埋葬。

我们村南，千里堤坡下；村东，潴龙河沿上；都是当年抗日的战场，都有埋葬着的八路军。西良淀村南的潴龙河坡上，至今还埋着两名烈士：一个叫胡廷顺（俊），是北京大兴人。一个叫王花，是山西人。

那些埋在我们村附近的外地人，还有不知道姓名，不知道籍贯的，直到解放后也没人来找过尸首。

说到他们，我就不由地想起弟弟和我们村里十几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他们阵亡在抗日的战场上，未归故里，有的在县里的记录册子里埋葬地是“失踪”。他们大都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他们生在潴龙河畔，血洒祖国各地。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和平事业，奔赴战场，南征北战，英勇牺牲，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英雄的篇章。家乡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家乡的骄傲，是冀中人民的骄傲。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期，在日寇“铁壁合围”“剔决清剿”中，冀中的主力部队分散转移，撤出了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很快，一块块根据地就变成了游击区和敌占区。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化整为零，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转战游击之中，伤亡很大。地委、县委的党政机关领导也没有定点，在堡垒户家，在百姓中，在青纱帐里，在地道里，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冀中抗战陷于极为艰难阶段。

我正是在“五一”大扫荡前回到了家乡，扑面而来的是一片白色恐怖。我很着急，暗暗地打听了几天后，偷偷地去找地下党组织。

那天，我背着个筐，装作去拾柴火溜出村子，去了百尺村（当时属高阳县，现在属任丘县）宋鹤亭家（宋鹤亭是村干部）。在那儿，我找到了高阳县委书记丁廷馨。我把冀中军区组织部给我开的介绍信，交给了丁书记，后来把负伤证明交给了县民政科科长任分舟。

抗战时期，条件残酷，人员复杂，地下党联系非常严密，没有组织上的介绍信，地方党不会轻易相信哪个人。闹不好，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那天，我与丁书记等领导呆了会子，丁书记先给我介绍了我区眼下的抗战形势，给我布置了当前的工作任务和重点。从此，我走上了抗日的新的岗位。我先后任村青会主任，游击组长，青抗先队长，村长，武委会主任，民政主任等职。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我们组织、发动群众，扰敌、毁桥、破路、挖交通沟、剪电线、拆城墙、清查敌特，筹集抗日物资，掩护区队干部，几度涉死，坚持了对敌斗争。

扰敌 挖地道 挖地窨子 破道

当时，我们的武器都不行，只有一把六轮子，外国造的，装六个子，搂一下打一个子。有三、四把独撅，独撅是自造的，辛立庄村歪八荣就会造独撅。独撅的枪管有手指头粗，七、八寸长，打“三八”、“七九”子弹。里边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弹簧，一个撞针，顶在子弹的后屁股上，撅开，装上子，用手指一搂，子弹就打出去了，样子像个苕帚疙瘩，能打二三里远。

我们用这些简陋的武器，经常在傍晚时朝着旧城鬼子的岗楼打几枪，这叫"扰敌"。岗楼上的鬼子就朝着枪响的方向打一阵子机枪，打一阵子小钢炮。我们的目的，一是迷惑敌人，二是消耗敌人的子弹，三是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告诉日本鬼子，中国人是压不垮打不服的。

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与鬼子进行更隐蔽更有效的斗争，我们党领导的对敌斗争向“地下”发展。奉上级党的指示，我们开始组织率领村里的青抗先队员和共产党员挖地道、挖地洞、挖地窨子和交通沟，配合、保护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坚持抗日。

1938年，村与村相连的道都挖成了一人多深的交通沟，使村村相通，人和套两个牲口的大车都能在沟里走，远处望不见。

后来，我们组织村民把村与村相连的交通沟进行了改造，在交通沟的土墙壁上，每隔一段掏一个洞，我们形象地叫它“蛤蟆蹲”，万一鬼子来了，敌机来了，作掩体用，既掩护八路军又掩护老百姓，既安全又便于与敌人周旋或作战。

1942年秋后，迫于斗争的需要，我们开始挖地道。我们村挖了两处地道。一处是村东的地道，一处是村西的地道。村东的地道是郝同勋、张祥负责组织挖的，村西的地道是我负责组织挖的。

村东地道的走向：进口在抗联主任郝同勋家，他家住土坯房，穷得不得了，抗日的堡垒户。中间过张祥家，张祥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家，住土坯房，任村治安员。最后通到东河套赵家坟，出口在坟堑子里。地道长几百米。

村西地道的走向：进口在我家东邻雅尧叔家磨棚里，磨盘底下是洞口，中间过宫家庙（宫孟才家），往东南通到杨舟子家的夹坯墙里。地道长约二百多米。

选择地道的进出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有一次，敌人包围了村子，三区三小队田保珍钻了良村的地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地道口被鬼子发现了，地道被挖开，鬼子把田保珍抓住，砍了。

为什么把地道的进、出口选在这几家呢？这是我村地下党组织反复考虑研究后，经上级党组织同意，又经过反复作工作，认为万无一失后才这样做的。

第一，得找可靠的人家。对党有信仰、有抗日热情的。

先说村西地道进口雅尧叔家。雅尧叔的弟弟雅元叔在北边教学，跟北龙化梁福章（外号小耳朵）是同学，他俩是保定培德中学毕业，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又有抗日热情。粱福章是三区的抗日干部，常到尧叔家来，后来调高阳县党委当了秘书。

第二，尧叔家的地理位置好。

一来住村西头较偏僻，二来他家两面环道，三是他家有前后两个大门，特别是朝北开的大门，过了东西道就是赵家坟。赵家坟有不少浓密的小树和隆起的大坟头，是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第三，我与尧叔家为邻。

县区村里的抗日干部经常到我家来秘密开会，我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个小过道与尧叔家院里通着，万一有情况，我们好躲藏。

我和三区的抗先队长苑勤、三区的书记田苓、青会干部王聪商量后，就找尧叔谈了。我对尧叔说：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一定要保守秘密。尧叔说：你就放心吧。我一辈子感谢尧叔，感谢他对抗日工作的全力支持。

再说地道出口杨舟子家，杨舟子他爹叫杨玉国，是老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是爱国的。杨舟子的三间北房东头，盖房时就盖出了5尺多宽的夹坯墙。从外边一看，一门两窗三间屋，但里边多了一间屋，外边看不出来，房顶上也看不出来。能隐藏不少人。我们在夹坯墙的东墙根下头，掏了个出口。用用高粱茬子、烂柴禾伪装起来。出了洞口就是杨乱家的院子，杨乱当时在冀中十分区当兵，家里也是老实巴交的户儿。这地方四通八达，万一有情况，可以往东、往南、往西、往北跑，都很方便。综合考虑后,我把想法给杨玉国说了，他对我打了保证，说：“我要是泄了密，你砍我的脑袋”。

地道的进出口和走向确定后，我们开始挖地道。

晚上，等人们都关门闭户睡觉了，我们往怀里揣上俩饼子或窝窝头，就下地道了。我们在洞壁上挖个龛儿，龛儿里放个粗瓷碗，倒上黑油（棉花籽油），黑油碗里放个棉花搓的灯草，用火镰打着引燃麻杆里的瓤，吹着了再把黑油灯点着，就这样照个亮。前头的用小镐子和短锨刨土，后头的用土篮子往外倒土，干到鸡叫三遍快天亮了，赶在老百姓开门之前，我们就出地道收工。干一夜从洞里出来，弄得跟个泥猴似的，肚子早就空了，又渴又饿又累,没吃的没喝的，没任何报酬，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家。

为了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心甘情愿，就是再苦再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

挖地道，既要隐蔽又要不影响交通，地道要挖到离地面一人多深处才不影响地面上的活动。为了使地道不掏偏了，我们白天要看好走向，用铁棍子砸到底下去，为晚上在下边挖作个标志。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分段挖。为了缩短运土的距离，我们挖一段就留一个出土口。

村西地道出土口在宫虎家院子东南旮旯里，运出的土弄到杨仲良家房后头的三角毛子地里，那片三角毛子地长满了一人多深的小榆树，倒的土不易被人发现。等地道挖好了再把出土口堵上。为使地道里的空气好一些，我们找隐蔽的地方掏些气眼儿（通气孔）。

当时挖地道的党员干部、青抗先队员和进步青年有：我、刘庆生、张祥、郝同勋、王征祥、赵锡珍、王月等。

我村的地道掩护过很多抗日干部，为开展对敌斗争做出过贡献。高阳县公安局长牛秀章（南马村人），高阳县公安局干部王春林（西留果庄村人，我姑父），高阳县公安局干部郭冬（拥城村人），三区抗先队长苑勤（西教台村人）；三区区委书记曹禺、区长王红、王侃、周兆之、何策勋、段法勤、张殿武、傅金荣，三区抗日干部董信农、李五申，九分区政治委员李治南等，他们经常到我家，然后钻地道去杨舟子家夹皮墙开会，也经常在我家和尧叔家吃饭。

一天晚上，高阳县公安局抗日干部王春林（我姑父）、郭冬和局长牛秀章，在地道里躲了一宿，看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早上在我家吃了棒子面粥和高粱面饼走了。他们都带着抢，是来抓叛徒王觉先的。王觉先是辛立庄村的，原来是三小队队员，后来当了汉奸。他们在我们村南抓住了王觉先，在北龙化召开的三区抗日干部会上，把王觉先弄到北龙化村西崩了。战争年代叛徒对革命危害极大，一旦有人叛变，就要想法除掉。就连一家人也不袒护，王觉先的哥哥王觉民后来当了八路军的干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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