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爆棚的悬疑韩剧（韩剧向来敢拍这次是直面）

“听说不满14岁，杀人也不用坐牢，好爽。”

自上映以来，《少年法庭》在韩国社会引发极大反响，并连续多日在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Netflix排行榜上占据榜首。

（下文略剧透，介意者慎点）

文/陈华懿子

雪夜，霓虹灯闪烁，闹市区人头攒动。

路中央的圣诞树挂满装饰，新年快乐的标语尤其当眼。年轻人在空地上跳着街舞，小朋友被父母一左一右拎着飞下商店台阶，情侣腻在一起咬耳朵，街头洋溢着节日的氛围。

同个时空，有女孩从药店推门而出，点燃香烟。有男孩脖子被同伴环住，被推搡着前进。一个戴着兜帽的身影从无人处闪现，那人走得趔趄，衣服上、手上、脸上沾的都是血。昏暗小巷里，一群女孩围在路灯下，或蹲或站，有人手机里弹出对话邀请——

来自：10km附近的25岁男性

主题：现在见面吗？

内容：未成年？20万韩元？援交三小时可？

在圣诞颂歌飘响的日子里，一群少年犯的故事从这里展开。

小小年纪，怎么敢？

韩剧向来敢拍，《少年法庭》也不例外。

从军队霸凌到连环杀人案，由Netflix出品、新近上映的《少年法庭》延续了韩剧一贯的现实与大胆。该剧根据震动全国的多个真实案件改编，将镜头对准了此前罕少得到关切的边缘群体：少年犯。

片中的主人公沈恩锡是少年法庭的一名女法官。对于少年犯，她“厌恶至极”。

沈恩锡是惯犯眼中最可怕的法官，因为经她审理的少年犯，大部分会被判处少年保护处分中最严苛的十号处分。面对犯下凶恶罪行的青少年被告，她总是眉头紧皱，目光灼灼：“小小年纪，却怎么敢？”

但的确是敢的，而且越小越敢。

根据韩国《少年法》，受该法约束的“非行少年”包括三类人员：已满14岁、未满19岁的“犯罪少年”，已满10岁、未满14岁，且有违反刑法法令行为的“触法少年”，以及10岁以上有犯罪倾向的“虞犯少年”。

近年来，14岁以下的触法少年犯罪件数正稳步上升。韩国法院统计月报显示，从2017年的7665件到2021年的12029件，五年之间，这一数字增长了57%。

相较之下，14岁以上的犯罪少年案件数量则有所减少。受到刑事处分的犯罪少年案件从2017年的8.4万件降至去年的5.6万件，受到保护处分的相关案件数量也略有降低。

不难看出，韩国社会青少年犯罪正在走向低龄化。

剧中，沈恩锡履新后审判的第一桩案件，正是一起有触法少年参与的杀人弃尸案。

《少年法庭》剧照，白成友。

白成友是在那个雪夜前往警察局自首的。

由于供述明晰、证据确凿，案件很快进入司法流程。根据案卷描述，13岁的白某以电量不足为由，将一名向其借用手机的八岁男童诱拐回家，随后用数据线将其勒死，以登山斧肢解尸体并弃尸。白某在案发八小时后自首。此案经媒体曝光，引发公愤。多地民众抗议，呼吁废除《少年法》，严惩少年犯。

开庭后，白成友以“思觉失调症”为自己辩护，自称吃药使其情绪狂躁、幻觉严重。“我不是在说笑，谁要是敢惹我就死定了，我那天就是这种心情。”他在讲述作案经过时镇定自若，面对沈恩锡法官的质询毫不恐慌，甚至笑出声来，还有底气反问：

“听说只要不满14岁，即使杀了人也不用坐牢。这是真的吗？好爽。”

随着调查深入，沈恩锡发现，案情并非如此简单，还有第三人未浮出水面。那便是16岁的韩睿恩。她与白成友通过网络结识，两人对犯罪早有预谋。将男童拐带回家的其实是韩睿恩，案发后，韩睿恩劝说白成友一人将罪顶下，利用法律漏洞，使两人都能逃脱制裁。直到韩睿恩被带到庭前与白成友对质，两人联盟才瓦解。白成友发狂大喊：

“她用斧头砍了那孩子，看见血喷出来就开始跳舞。”

与2017年的仁川东春洞小学女童被分尸案相比，除了涉案者年龄和性别、是否自首等细节与现实存在出入，《少年法庭》并未夸大案情血腥程度。

据韩联社报道，仁川女童案的两名少年犯为一对通过推特认识的同性密友，分别是17岁和19岁。筹划数日后，她们“猎杀”了一位8岁女童并残忍分尸。

仁川东春洞小学女童碎尸案两名犯罪少年参加二审。图/韩联社

下调刑责年龄就可以了吗？

2017年的仁川女童案在全民关注中审结。金某因犯案时未满19岁，受到《少年法》保护，仅被判处20年监禁，朴某则在二审中身份由主犯转至从犯，刑期也从无期降至13年有期。

这一判决在韩国社会引发极大不满。人们质疑，难道一条人命只值20年刑期？有关《刑法》和《少年法》的争议也愈发激烈：法律保护的究竟是谁？当保护受害者的法律同时也在保护施虐者，社会正义该如何体现？

2018年，仁川一名13岁的女童被两名同龄男生轮奸，受害者在半年后自杀。

2020年，八名初中生从首尔一家租车公司偷走车辆，并在肇事后逃逸。

2021年，大邱一对18岁和16岁的兄弟因不愿听到唠叨，杀害77岁的祖母。

随着韩国低龄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发生，要求严惩少年犯的呼声越来越高，触法少年的年龄问题也成为今年大选的焦点之一。3月10日当选韩国总统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就在选前承诺，将把触法少年的最低年龄从14岁降至12岁。

与此同时，相关议案在国会一再被提起。根据国会议案信息系统，第20届国会（2016-2020）提出了42个有关修订《少年法》的议案。第21届国会（2020-2014）会期将近过半，已有16个相关议案正在审议中。多个提案建议下调触法少年年龄，将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排除在少年保护案件（与少年刑事案件相对）之外。

韩国《刑法》第九条规定，未满14岁者为刑事未成年人，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根据《少年法》，少年保护案件可被处以少年保护处分，其中最严格的十号处分为移送少年院两年，且不会留下任何前科记录。

当犯罪成本如此之低，法律的确可能成为一种纵容。

韩国法务部称，过去10年来，由于青少年人口减少，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在下降，但累犯率和重罪率却一直在上升，前者从2019年的35.1%上升至2010年的40%，后者从3.5%上升至5.5%。

在中国，未成年人犯罪同样引发社会关注。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5万人。此前5年，这一数字均保持在5万人以上。

少年犯的低龄化和暴力化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丽颖曾对该群体进行专项研究，她表示，“好多少年犯自己知道，14岁之前要大干一场，16岁之前你也可以干，但是到16岁之后就要收敛点。”

2019年，大连男童杀害10岁女童案令舆论一片哗然。因强奸未遂，13岁的蔡某在家中用水果刀连捅多刀、将一名住在同一小区的女童刺死，并抛尸至家附近的一处灌木丛。根据新京报对受害人母亲的采访，警方来到现场勘查时，蔡某还在班级微信群内自导自演，谎称手上有伤，凑热闹时可能将血和指纹留在女童身上，担心警察就此认定自己是凶手，又马上提及自己“虚岁14”。

因在作案时距满14周岁仍差两个月，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蔡某最终被判处三年收容教养。

《少年法庭》剧照。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等罪的，应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修订通过。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据最高法副院长杨万明介绍，目前，全国共有独立建制或通过加挂牌子方式设立的少年法庭2181个，员额法官6000余人。

但究竟是否应该调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论在法理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道难题。

大陆法系认为小孩天性纯良、可以改造，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均设置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随着物质的丰富、网络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下一代日渐早熟，犯罪已呈现出低龄化趋势，过去的标准还能继续适用吗？

在韩国，一派意见认为，有必要修改法律，降低入刑门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如东国大学警察行政系教授李允浩表示，“只要敞开大门，降低触法少年的法定年龄，就可以起到抑制犯罪的效果。”

另一派则持保留态度，韩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少年法庭法官、大邱地方法院部长法官千宗湖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作出假设，如果我们将触法少年最低年龄降至12岁，当有一天10岁或11岁的少年犯下重罪，舆论再次愤怒，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下调这一标准？“一旦开始降低，就没有尽头。”千宗湖指出，必须放弃修改年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他同意加强少年保护处分的惩戒力度，但强调应更注重“恢复性司法”，同时改善教化环境。

少年之恶谁之过？

世上有千万种恶，少年之恶最易被渲染。

孩子往往被视为纯真的代名词。当稚嫩双手沾上猩红鲜血，对比足够鲜明，感官也足够刺激。但很多时候，这种冲击盖过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往往只是惊惧、喟叹、惋惜，然后手指一刷，这一页便翻过。

但少年之恶并非出生之恶。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实际上是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等多重教育的失败。

韩国非盈利组织“青少年自治研究所”所长郑建熙指出，青少年犯罪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在与青少年打交道的20多年间，我见过许多家长，电视剧（《少年法庭》）中出现的那种父母出乎意料的多。只有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韩国压迫性的入学考试环境也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动机。从厌学辍学到触犯法律，可能只在一线之间，常有学生在高压之下做出过激行为。郑建熙说，至少需要一种社会氛围，让青少年“成为被尊重的人，而非应试机器”。

此外，脆弱的矫正体系和社会福利系统使得本该在青少年犯罪中扮演兜底角色的保障措施漏洞百出。韩国仅有一个少年教导所、10个少年院，这些设施通常超额运行。大邱地方法院部长法官千宗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对此感到担忧，称这“简直就是助长犯罪”。而韩国青少年保护机构等儿童福利设施的预算来自地方政府，根据各地财政状况的不同，资金支持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少年法庭》剧照。

临近结尾，《少年法庭》终于揭开主人公沈恩锡的秘密：作为少年法庭法官，她审判少年犯，但与此同时，她也是青少年犯罪的受害者。

多年前，她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被两名孩童从高空抛下的砖头砸中，当场死亡。身为母亲，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两名刑事未成年人从法庭上甩手离开。而这两名孩童在逃脱法律制裁后，尝到“甜头”，随着年龄累积，犯下更多可怕罪行，包括轮奸致人死亡、诱骗胁迫女性拍摄色情片等。这或许足以解释沈恩锡对少年犯的憎恶，为何她总是面容冷峻，每每誓言要令少年犯知道，“法律到底多可怕”。

沈恩锡的设定取材于现实生活，剧中提到的八岁男童被分尸案、虞犯少年被家暴案和青少年保护机构集体霸凌案同样如此。通过这些真实案件，《少年法庭》从更贴近少年犯的视角出发，对这群少男少女的生存境况进行了剖白。

翻开每个少年犯的案卷，家庭状况一栏总有事由：遭遇家庭暴力，母亲多次改嫁，被继父性侵。家里有钱的父母不管，家里没钱的父母同样不管。而进入福利机构，也并不意味着教化就会到位。这些真实的痛苦让观众得以重新审视这个群体，也抛出了掷地有声的诘问：在未成年罪案中，有罪的真的只有少年犯吗？面对少年犯，是否每个冷眼相向的人都是加害者？

“环境不好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犯罪。而少年不是一个人长大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少年法庭》是对少年犯背后每一个大人发出的当头棒喝。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