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春秋战国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思想如何发展的)

墨家在春秋战国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思想如何发展的)(1)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之一,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为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因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故而这一学派被称为墨家学派。墨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显学,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墨家学者早在秦献公时期就来到秦国,得到重用并逐渐发展出秦墨学,在秦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在关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思想原因中,很多学者们多从法家、儒家等角度加以探讨,而相对忽视了秦墨学。但墨学对秦国统一天下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墨家概说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而不知别亲疏。

因此说墨家出自清庙之守,即巫祝,巫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的人,也有说墨家出于武士。其实,墨家主要来源于社会中、下层手工业者,墨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家是从儒家分出来的,但墨家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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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不仅是一个思想学派,还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为“巨(钜)子”。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去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

墨家讲究“任侠”,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墨家尤重艰苦实践,以自苦励志。“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以裘褐为衣,以跂(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是墨家的真实写照。

墨家纪律严明,相传墨家的法规中,墨家之人杀人会处以死刑,墨家伤人则处以刑罚。墨子教授弟子时,让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因而形成了墨子弟子中“谈辩”“说书”“从事”三大派别。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支,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相里氏近于秦,是西方之墨,多为“从事”之徒;“五侯之徒”当在伍子胥之后,居齐,为东方之墨,多授徒讲学之人;邓陵子等无疑是南方之墨,重于谈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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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学在秦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墨学并非只有“从事者”一派。关于墨学在战国中后期的发展,《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等文献早有提及。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阶段,墨学不可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可能在某个地域只发展墨学某个方面。个人认为,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墨学不仅有“从事者”,还有“说书者”“谈辩者”。这些墨者对秦统一进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活跃在秦国的墨者不仅学派众多,并且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墨家自秦国朝廷公开宣扬并执行墨家私法,也未见任何反对之声,亦可见墨家与秦国统治阶层有关系之密切。因此秦国的西方之墨,也吸引了其它墨家流派西行入秦。秦国墨学中“从事者”对提升秦国军事能力有直接帮助。

关于他们的军事防御活动和贡献,在《墨子》城守诸篇中有详细记载。这些篇章被确认为战国中晚期的秦墨者所作,并在云梦秦简里得到了有力印证。“说书者”在秦国宣扬墨子思想,在秦国的军事防御、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墨子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墨子十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

其中,兼爱、非攻思想学说转化为秦国积极防御、主张偃兵的外交策略;尚贤、尚同思想对秦献公、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什伍连坐制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便是墨学中“谈辩之士”也来到秦国并产生影响。《吕氏春秋·去宥》记载,东方有一位墨家“辩者”的代表,被时人尊称为谢子,他也来到秦国,秦惠文王与之见面。

其一、尚贤思想对秦国的影响

墨家认为,国家要得到有效的治理,必须依赖贤士。有了贤士以后为了让他们为国效力,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自任用贤士的时候,不分地位,不论贫富、不论血缘,只论本人是否具备才能以及取得的成绩,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贤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帮助国君更好的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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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从秦穆公时期就开始注重招揽他国的贤士,例如百里奚、由余、邳豹、蹇叔等,就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身份。他们在本国都属于失败者,才华也被埋没,只有在秦国,在秦穆公的信任、支持下,他们的能力才得到充分发挥。他们齐心协力辅助秦穆公开疆拓土,称霸西戎,在东方也取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秦孝公时期,为了能让国家富强,更是向各国广泛发布招贤令,吸引魏国的卫鞅西行。卫鞅在秦国开始了变法,制定了变法条令,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且收复了河西地,最终使得秦国,在与魏国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之后又将尚贤的思想,通过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了一种制度。

由于秦国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传统,所以墨家的“尚贤”思想,也易于得到秦国统治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并在政治上得到贯彻实施。在受到墨家影响最大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面临着“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的艰难时局。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秦惠文王任命异母弟樗里子领兵攻赵、攻楚,取得汉中,樗里子因军功被封为严君。

并积极招纳六国贤人,魏人张仪在秦惠文王的信任和支持下,破除了六国合纵且让各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仰秦之鼻息。同时任命军事家司马错攻占巴蜀,自此秦国富甲天下,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秦国开疆拓土、统一天下的过程,也是墨家尚贤主张被应用到政治实践并取得成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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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尚同思想对秦国的影响。

墨家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没有行政长官管理,没有上下统一的思想认识。要治理好天下,就要设立天子、三公、诸侯、乡长、里长等不同等级的官员管理百姓。同时,各级官员要将自己的思想意志,与天子的思想意志相统一。要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只有举国上下达成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才能确保国家政策得到高效深入和实施,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战国时期,秦国对思想的控制在各国之中最严格。在商鞅变法时期,他认为百姓不应该随便议论法令。只要法令已经制定,无论是说法令好坏都是不被允许的,这种强硬的态度有助于统一舆论。

墨家的尚同理论强调通过统一思想认识,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和观念。确保国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集中统一,从而实现和平。秦国统治者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以“商君之法”作为天子的思想意志,设置官吏积极宣传,使其深入民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意志和行为规范。

其三、非攻思想对秦国的影响

墨家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的不义战争,对于讨伐桀、纣之类祸国殃民的暴君,他们非常赞成,并将这一类战争命名为“诛”。秦国对于战争的目的,也有以上的观点,秦国在战国时期频频发动战争,但在开战前,也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占据大义名分,做到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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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说,战国晚期的战争大多数是由秦国主动发起的。即便可以说出各种缘由,但其实质并不总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任何墨家弟子阻止战争的记录呢?其原因,也可能一则是战国晚期的局面,墨家后学对于墨子“非攻”观点的理解有所变化。秦国的墨者在秦国社会长期磨合中,到了此时,对“非攻”的理解可能更侧重于“义战”注重战争效果。从战争的结果看,秦国对被占领地区的管理应该是卓有成效、深得人心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学派,墨家或许希望通过与秦国的合作,实现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墨家尚贤、尚同等主张在秦国由理论变为实践,也让墨家学者看到“非攻”成为现实的曙光。

三、总结

总之,墨家“尚贤”学说与秦国招贤传统一拍即合,从理论上、实践上彻底打破了等级观念和亲亲观念。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史,为“尚贤”学说提交了一份不容反驳的论据。“尚同”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思想统一的途径,秦国凭借“商君之法”统一了国内思想。人民各司其业,社会安宁,国家稳定。非攻学说中对于“诛暴”的赞同,让秦国惯于在开战前寻找战争缘由,占据大义高地。

战后对于被占领地区卓有成效的管理,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客观上达到了墨家“非战”学说的目的。当下,墨学研究重新启动与深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墨家思想在当下仍具有极大的影响与意义,墨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成分之一,未来必定将以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和普世价值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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