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火车的详细流程保定到石家庄 从保定到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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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会在20世纪内迁移11次,省政府迁移次数更是数不胜数,直到1968年尘埃落定。

河北省会在1968年春由保定市调整到石家庄市,省级机关随之搬迁。

省直机关干部王德彰在此前的省会天津、保定都生活过,比较之下,他对“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的石家庄非常满意,“切身感到这里比保定更有安全感,呼吸都舒畅”。

省城市建设局设计院的建筑师左家新另有一番感触。1954年,河北省计划将省会迁移到石家庄,他作为工作人员对这里的城建、路网进行过可行性研究,一年后计划暂停,没想到十多年后又会回到当初的轨道。很快,他就投入到新省会建设中去了。

河北省会在20世纪内迁移了11次,省政府迁移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终于在1968年尘埃落定,石家庄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至今已经有51年没有发生变化。河北省内名城众多,清代省会保定、战国赵都邯郸、工业重镇唐山……个个享誉全国,省会最终落在年轻的石家庄,虽有机缘巧合,却也是大势所趋,其间因果耐人寻味。

省会是只慵懒的候鸟

“李伯相使节定于本月初二日移驻保定省城过冬矣,并云二十四日作书时天未大冷,河水亦尚未冰云。”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1874年12月12日),《申报》的津门信息版块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李伯相”是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的个人动态能登上上海的报纸,与直隶省会的特殊建制有直接关系。

一群西方人聚集在保定府火车站站牌下,拍摄时间在1915年到1920年之间。

省政府在省外流浪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34年讨论河北省会驻地时,认为虽然北平是文化古都,天津商业发达,但是比起保定位居全省中心、交通便利的优势,仍然有所不逮,因此决定将河北省会迁回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初的判断成了先见之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保定设立行营,使保定在省会地位之上,又多了一重华北抗战军事中枢的身份。

好景不长,1937年9月24日,防守保定的中国军队第2师、第47师撤离,河北省会落入日本军队之手。在此之前,河北省政府已经随着省主席冯治安的队伍撤走。此后八年间,河北省先后五任省主席都由军人兼任,且都出自冯玉祥国民军系统,他们或回到河北省内游击,或者在河北省外抗战,而省政府也随着他们在省内外流浪。省会保定成了一个遥远的符号。

1938年6月,冯治安将省主席交卸给了老上级鹿钟麟,后者同时兼任河北游击总司令,担负着开辟敌后游击区的重任。鹿钟麟在湖北武汉搭起军政班子,到河南洛阳接收了冯治安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运出省外的1000万元河北省银行纸币,以此为基础开始征程。

鹿钟麟率领省政府从洛阳出发北渡黄河,绕过晋城、长治、辽县,向东翻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又趁夜潜过平汉铁路,在1938年9月抵达河北南宫,在北杜村开府办公。一时间,南宫成为河北敌后的中心,不仅得到八路军的支持,连另一位在敌后坚持的国府大员、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曾赶到南宫开会,共商敌后抗日事宜。

团结维持的时间不长,鹿钟麟与民政厅长张荫梧、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三方不仅各自办理学校,招收学员培养干部,还分别向各县派遣县长,加上伪政权的官员,冀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有4个县长的奇观。

日军也不会放任鹿钟麟的省政府在河北坐大,连续发动扫荡予以打击。鹿钟麟虽然有“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名头,但却没有多少能切实掌握的兵力。日军围剿之初,鹿钟麟尚能在南宫、冀县一带周旋,后来只能向西撤退,经过22天艰苦跋涉,又回到了太行山区。途中大小官员纷纷离队,最后整个省政府只剩下一个秘书梁霭然,立即被鹿钟麟提升为主任秘书。

随着国共摩擦日益白热化,国民党军敌后部队陆续被挤出河北,鹿钟麟也只能离开太行山返回洛阳,将省主席和省政府交给了庞炳勋接管。后者身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在河南林县、山西涉县与河北磁县之间的山区打游击。

据省政府秘书长胡梦华回忆,当时国民党军在河北省仍有实力,“占领7区正定县、8区冀县、9区吴桥等几个零落的村庄及濮阳等几个县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相当衰微,“张荩臣、邵鸿基、张国基、丁树本4个行政专员都只带领有限的保安部队,东奔西窜,朝不保夕”。因此他向庞炳勋建议,“如果现在省府就随军行动,帮不了你的忙,反而增加你的累赘”,不如将省政府留在洛阳。庞炳勋欣然同意,直到他于1943年5月兵败被俘。

此后,接任庞炳勋第40军军长一职的马法五,也代理了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河北省政府仍然留在洛阳,一直延续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占许昌,威胁洛阳,河北省政府迁往陕西西安,继而疏散到眉县。

1945年7月,继任省主席孙连仲在眉县就任。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河北省政府先回到西安,又抵达郑州,但最终没能顺利衣锦还乡,国共冲突的白热化打破了他们的希望。1945年10月,准备接收河北的国民党军在邯郸被八路军击败,前代理省主席马法五率部起义。

集中在新乡的河北省政府人员无法通过陆路回省,只能等待飞机陆续空运北平,在城内铁狮子坟临时办公。直到1946年7月,河北省政府才再度在保定挂牌,结束了在省会外长达9年的流浪时光。但仅仅15个月后,随着国共战争局势的变化,河北省政府再度离开省会,转移到北平,最终跟随傅作义将军一道接受了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工业与历史的抉择

1947年11月,解放军华北军区野战军攻占石家庄,总司令朱德称赞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称此战“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

1948年9月,解放军占领保定之后,人民日报社论称赞“收复华北一大名城……不独人民的石家庄更加安如磐石,保定亦永远为人民所有的”。由此可见,保定与石家庄在当时便有相提并论的资格,石家庄的特点是“大城市”,保定则只是“大名城”而已。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是一省经济发展的带头人,选择什么样的城市作为省会,与一个省如何定位未来发展方向直接相关。1950年代,河北省委就认为拥有10万人口的保定“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从1952年起,接连请示华北局,希望将省会迁移到有27万人口的“典型近代工业化城市”石家庄,充分体现了河北省委对自身的期盼。

1954年,中央批准河北省会调整到石家庄,省内立即启动了新省会的建设规划。但一年后的1955年8月,中央因为经济困难,提出“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的指示,营建新省会和搬迁省级机关也在其中,河北省会在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搬迁企图至此告终。

但是,河北省对工业省会的追求不但没有结束,甚至更上一层楼。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省会张家口划归河北省。1955年,热河省撤销,省会承德划归河北省。但这两座省会地处边陲,论经济发展还不如保定,自然不是河北省迁移省会的目标。这一波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却启迪了河北省。

1956年4月,河北省委向中央提交《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的报告》,将目光瞄向比石家庄更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北省委的努力下,1958年2月,全国人大同意将天津市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辖市,4月河北省人大就通过了将省会迁往天津的决议。各种工程随之展开,左家新回忆道:“我院是工程的先行者,马不停蹄地到津后即接受了省会会堂、会议楼、宾馆等多项工程建设项目。”

河北省会设在天津9年,终于在1966年发生变化,天津再度成为直辖市,河北省会调整回保定。但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省各机关能够回到保定办公,全看自身实力。省委、省人委进驻了保定市区,其他单位则星散于保定周边,河北省档案局原局长冯世斌举例“如省卫生厅,驻涿县;省粮食厅,驻望都县;省教育厅,驻定兴县;省林业局,驻易县。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只好分散几个县办公”,省机械工业厅直接去了石家庄,省基本建设局无处可去,索性留在了天津继续办公。

这样的局面显然难以维持,终于有了1968年再次将省会迁往石家庄之举。虽然此后省会再无变化,但仍有未成的波折。1972年,河北忽然动起了念头,要求将省会再度搬回保定,最终因周恩来批示“省会不要再搬”而告罢,成为20世纪河北省会漂流记的最后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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