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亚克式爱情 凯鲁亚克你告诉我

在文学批评领域有一个很经典的观点：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

这个观点尤其适用于《在路上》，如果不了解凯鲁亚克在什么时代背景下讲述了这个故事，那几乎没可能读懂他。

《在路上》是凯鲁亚克29岁时完成的作品。1951年4月，凯鲁亚克花三个星期，使用他独特的“率真文体”（本书译者李继宏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写作时不推敲，写的越快越好，写完后不审查不修改，最大限度呈现真实的自我”），写完了这部12万单词的作品。作品主题则是关于1947年到1951年间，凯鲁亚克和朋友们三次横穿美国和一次南下墨西哥的真实经历。

凯鲁亚克完成《在路上》之后，最初因为不愿修改而拒绝出版。但最后他不再固执，打算修改之后继续出版，但连续遭到11家出版商的拒绝，出版商方面给出的理由是“难以理解感情充沛但情节松散的率真文体”（李继宏语）。

直到五年之后，1957年9月，《在路上》终于出版，距离小说中首次横穿美国的经历已经过去十年了。

《在路上》出版之初，《纽约时报》就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就像海明威的《太阳依旧升起》，定义了迷惘世代一样，凯鲁亚克这部作品定义了颓废的一代”。

“颓废的一代”是1948年，凯鲁亚克参照海明威对“迷惘世代”的建构，给自己那一代人贴上的标签。随后在1952年，作家约翰·克勒兰·霍姆斯借文章《这就是颓废的一代》，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了这个概念。

具体来说，“颓废的一代”指的是出生于1920年到1930年间的青年，亦即在二战前后成年的那一批人。他们身上烙有深刻的二战痕迹，李继宏形容说“命如蝼蚁的惊惶和末日降临的恐惧。”这一点在《在路上》的情节中有强烈的显露。

但李继宏还强调，“颓废的一代”最鲜明的特征不单单是“消极悲观”，还有“及时行乐”，这一点来源于二战之后美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在路上》始终笼罩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中。

上述就是凯鲁亚克创作《在路上》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李继宏译本在本书的开头详细介绍了这些内容。

但即便知道了这些内容，我们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真正理解这个“悲伤的故事”（李继宏语）。

《在路上》发表之后，虽然得到了《纽约时报》的盛赞，但同时也遭到了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抨击，他们不理解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像《在路上》引入我们国内之后，许多读者同样不理解一样。

甚至，《在路上》故事中的人物，也显露出这种不理解。

故事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加拉提雅对主人公萨尔及其朋友狄恩说，“你从来没想过生活是严肃的，没想过人们想要好好过日子，而不是像你这样整天瞎搞。”加拉提雅不理解狄恩他们那种“在路上”的生活。

甚至主人公萨尔也不理解，他在故事里说，“我没有东西可以送给任何人，只能送出我自己的困惑。”

那到底《在路上》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以至于让人如此难以理解？

其实故事情节本身并没有任何理解上的难度，真正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情节和行为背后传递出来的意义。

正如上面所说，《在路上》讲述的是凯鲁亚克和朋友们四次真实的旅行经历，他们“在路上”的旅行中，充斥的是酗酒、飙车、滥交、吸毒、嫖妓……

这下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理解这个故事。这样荒谬的故事真的有意义，有价值吗？

意义。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当我们拼命想从《在路上》这个故事本身寻求某种意义的时候，故事中的主人公萨尔也在寻求某种意义，他始终在路上，也始终在寻找，因此他才会一次次地向不同的人问出那个相同的问题：“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萨尔和他的朋友们，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也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凯鲁亚克7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70年后的我们，或许这可以视为是《在路上》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

说回故事本身，只看情节，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故事的意义在哪。因为在我们看来，小说中萨尔和狄恩这群人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乃至于荒谬无耻的事。

但是读到这里，我们还需要继续拷问一下，为什么萨尔和狄恩们要干这些无意义的事？

事实上，萨尔本人对于这种“无意义”是心中有数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在浪费生活。小说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日子其实困苦、疯狂又暴戾，我们走的其实是一条毫无意义的噩梦之路，这一切全在无始无终的虚无之中。”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萨尔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噩梦”有所察觉，那他为什么不改变呢？他为什么不去试着爱上生活呢？而不单单是及时行乐，浪费生活？

问题的答案在上面已经提到了，恰如李继宏所形容的，以凯鲁亚克，或者说以萨尔和狄恩为代表的“颓废的一代”陷入了一种命如蝼蚁的惊惶和末日降临的恐惧之中。

这种惊惶和恐惧彻底摧毁了他们热爱生活的能力，他们不是不热爱生活，而是“爱无能”，“生活无能”，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而摧毁他们这种能力的，是战争，是原子弹，是“生命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死去，而且死得毫无尊严”这种残酷的真相。

小说中多次暗示了这一点，比如小说中老牛说“那些狗杂种现在只对怎样炸毁世界感兴趣”。

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萨尔哀叹道，“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现代文明其实很可悲，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早已破碎的幻想。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一种炸弹能摧毁所有的桥梁和道路，将它们变成乱石堆。”

凯鲁亚克的这些文字毫无疑问是对刚刚结束的二战的控诉，二战中首次出现的原子弹摧毁了一代人对于人类文明的理解。在原子弹面前，世界末日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时刻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人们可能在无知无觉中就会走向毫无意义的死亡。

生命的意义被消解了，正常生活的能力同样也被消解了。于是消极悲观和及时行乐就成了逃避生活，逃避现实的唯一良药。

但事实上，《在路上》真正想要传递的并非是这种逃避的思想。无论是现实中的凯鲁亚克，还是故事中的萨尔，毫无疑问都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这一点在小说中也都有暗示。

萨尔说，“因为我觉得只有疯狂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们疯狂活着，疯狂说话，疯狂想要得救”，萨尔梦想着“得救”，梦想着重新获得这种“疯狂”和“热情”。

但最终他求而不得，于是他又说，“你无法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卡洛。没人能得到最想要的东西，我们能够活下去，靠的就是有朝一日得到它的希望。”

为了得到这种希望，他们一直在路上，在路上就是生活。

到小说结尾，他们一直在路上，但路上已经没有了希望。

萨尔发出最后的，可怜的哀叹，“谁也不知道谁的将来会怎样，只知道那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正在慢慢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