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北朝时期五胡内迁的影响（安土重迁与衣锦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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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明欢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

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离开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一时引起许多中国同行的惊诧，因为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边缘地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

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国人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接受了这一说法。然而，孔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实指出，虽然明清时期曾多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禁”，但是，这一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

无论当时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险冲破禁忌的沿海普通民众需要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中获取实际利益，而执政沿海的地方官吏们基于当下本乡本土的利益，或对违禁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或打着执行禁令的旗号，向底层民众索贿受贿，强征豪夺。

由此可见，“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民众的基本需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源自中央最高部门的一纸政令而被完全阻止；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科层体制中各级官员之间为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同样贯穿着最高政令从制定、下达到真正付诸实施之始终。

的确，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性迁移，或是出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地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地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

因此，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

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孔教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

孔教授指出，在中文当中，无论是在严格的词汇意义上，或是在百姓的日常口语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准确对应的词语。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从自己的所在地迁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个地方”；但中文“移民”的语义虽然指人的流动，却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而且，在中文历史典籍中，“移民”还包含英文中所没有的“依照国家命令迁移人口”的含义。

时至今日，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和理念，形成了华侨、华人、华裔等由海外移民派生的系列名词，且各有其约定俗成的特定意义。中英文语义上的不同，恰恰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折射。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联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初级群体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连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

由此，“安土重迁”与“迁移发展”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着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16年4月18日，原标题为《一位汉学家对“安土重迁”的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