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工作专项整顿大讨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读毛年谱（229）】1941年，毛泽东48岁。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但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

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

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报告提出三点建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这个报告，究竟是在什么场合做的呢？据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而王明来到延安之后，继续拿他的一些错误思想路线干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作了一个即兴演讲，题目是《饮水思源》，他把王明一行比作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带来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在演讲期间，曾三次将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

但在几天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抗战胜利呢? 》的报告，否定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和游击战的思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而他的主张，居然得到众多干部的支持。 如彭德怀后来反思：“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 ”

此时再次使得毛泽东孤立起来。他后来回顾道：十二月会议就是欺负老实人的会议，十二月会议后“鬼都不上门”。还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但就在3月，王明未经中央同意出版了他在1931 年发表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宣传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相对抗，在党内引起了空前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对主观主义作风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此，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随即党中央在 1939 年设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等条例，开展大规模的干部教育活动。

真正让毛泽东下决心“发一河大水”的是皖南事变的爆发。 皖南事变对新四军造成的损失是毛泽东所不曾 料想的。 这使毛泽东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刻认识。

早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 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该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

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新四军失败的教训：项英过去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过去认为这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 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 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是机会主义。 有些同志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 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转到右，则说明 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党内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变的”，“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后，延安整风“三管齐下”，初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