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暗黑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血受）

从《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到《高大霞的火红年代》，郝岩大连剧的地域风味愈来愈浓烈，看着越来越过瘾了。地域特色对于电视剧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大了说，地域特色有利于打造电视剧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内影视文化的抗同化性，同时也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地域文化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创作来源于生活，地道的地域生活与文化书写，让作家和编剧充盈着把握叙事的自在感和自得。所以郝岩编导干脆骄傲地告诉大家：这是个“血受”的大连故事。

我们说，地域特色有风土人情、建筑、语言与美食等表征。编剧郝岩给观众设置了津津乐道的、帅得流鼻血的男主“夏家河”、“傅家庄”。他端出了热气腾腾“海麻线包子”、“海肠子饺子”。他让西岗子、南山小楼、铁路医院这些大连地标一次又一次涌入全国观众的视野。尤其那些要了血命的、浓郁海蛎子味的大连地方语言，估计又让“大普”（大连普通话）吸粉无数。正如《白鹿原》浓浓的陕北乡音土语、大碗的宽面；《四世同堂》里的京片子、四合院、猫耳朵；《七十二家房客》的吴侬软语，挑竿弄堂。地域符号与文化表征的运用，让文化“在场”的熟悉者会意欣然，让陌生者倍感神秘有趣之妙。

但是硬币也有另一面。倘仅满足于此般地域性表达与处理，仅表现地域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和地方语言，则编者郝岩就囿于地域符号窠臼里了，地域就浮在了故事和情节的面上了。用咱大连话说，就“写呲了”。很显然，郝岩的《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展现了别样的地域诉求，作家以地域入筋骨的磅礴的叙事抱负愈发清晰。

其一，发掘地域文化影响下人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探讨地域精神品格对革命信仰选择的必然。如果说，郝岩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以情节设置与戏剧张力，讲述一个英雄的先偶然性后必然性，巧妙传达鲜明的主旋律价值观。郝岩《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则写出了群体英雄诞生的必然，并深深挖掘必然性的本质成因：革命历史的必然与地域精神品格的必然。地域与地域文化的呈现，超越了符号功能。通过地域精神品格的楔入，郝岩意在塑造一个合情合理、合乎人性逻辑的革命历史空间，以及空间里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们。只有读懂吃个海菜包子、都美得“狗嘎”的大连人；才能理解为何人间烟火的诙谐与喜性，可以与意义叩问与血色坚守相辉映。只有读懂简单呆萌酣畅快意的老大连精神，才能体味爱恨、欢颜、血泪交融的大连革命书写的轻灵与沉重。

其二，实现了个人革命虚构性向群体革命非虚构性的真实对接。《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要讲的是一个妇人的革命成长。描述个人的虚构性成长，无论就线索的铺陈推演、还是情节的设置，相对而言要好把控很多。《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则不然。郝岩反复强调旨在记忆“1945-1949年间大连重大革命事件”。于是，作为事件的历史如何进入写作？非虚构到虚构的元素融合如何实现?　这些无一不考验编剧的真功夫。地域文化的巧妙设置成为重要叙事的手段与情节隐形推手。“大事不虚，小事更不虚”，民俗与地域生活以细节性完成了逻辑合法性。“搬家运动”、大连建新公司（523厂前身）军工革命、《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及开国大典礼炮运输等革命大事件，在《高大霞的火红年代》火热、豁达而细致的大连生活底色中，随情节的推动被重新钩沉。地域生活又做了一次关于“历史”的真实性强注。

翁杨曾评价《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是抗战谍战剧的新标杆。这一次，不论是对地域精神品质与革命选择必然性的挖掘，还是对非虚构性革命史的地域性呈现，郝岩无疑又为自己和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立了一个新标杆。优秀的编剧家是不惮飞翔的无脚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是他冷风傲飞的宿命。期待他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文字：大连外国语大学 纪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