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西湖边（那年今夜湖大不熄灯）

74年前的今天——

1945年8月15日

当日本投降的喜讯传到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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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中国大学的变迁一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时代烙印鲜明。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也阻断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进程。为避战乱，尽力保存已初步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资源，地处战区前线的大学纷纷内迁，继续坚持立德树人的伟大事业，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座丰碑。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湖南大学西迁辰溪，作为当时在战区前线坚持办学的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之一，广大师生共赴国难，奋志安攘，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延续中华文化血脉、推动民族教育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图1：湖南大学辰溪校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喜讯传到湖南大学。当时，国立商学院（1946年并入湖南大学）教务处职员王明善正在湖大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记录了湖大人欢庆伟大胜利的历史画面：

1945年暑假期间，学校自行招生。韶关、贵阳、沅陵设招生办事处。我随吴德彰训导主任赴沅陵设点，住在青年会，考场设在雅礼中学，前后不过一周就完成任务。八月中旬，学校又派我赴辰溪湖南大学，参加统一招生。八月十五日，考试完毕，胡庶华校长设宴招待工作人员。正推杯轮盏之际，附近小山头上，忽机枪声连珠响起，与会人员顿时大惊失色，以为又是土匪闹事。主人胡庶华校长也一脸狐疑，顿时起身说，各位稍安忽惊，我去打听一下发生何事？胡校长到他的办公室，一连打了几个电话，最后打到美军基地，原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胡校长一脸激动，一路跑回饭厅，传达消息时，话都说不出来了。并说美军官兵马上要来操场和我们联欢，希望各位先生全部参加。这时辰溪县城头，爆竹也不断响起。我们也无心继续把盏了，不约而同向河边操场走去，只见通向辰溪街的马路上，星星点点的吉普车灯闪闪烁烁向这边开来，操场上已聚集不少人了。Victory的声音不绝于耳。胡校长一到操场，就被留校的学生架起欢呼胜利。胡校长马上吩咐秘书长皮名振先生说：“今晚电灯房不停机，全校不熄灯，厨房师傅偏劳一下，准备宵夜，多买爆竹，我们要狂欢达旦。……”两天后，我带着试卷回校复命，所里（今吉首，当时国立商学院所在地）同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中华民族受百年屈辱，八载抗日战争之苦，我们是亲身承受者，也深知胜利来之不易。我永生难忘这一天。

图2：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报道日本投降新闻

1945年8月21日至23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为乞降使节飞抵湖南芷江，接受向中国军民投降有关事宜之指令，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分布图，史称“芷江受降”。王明善（国商会计统计系1944届，时任国立商学院教务处职员，兼任《中央日报》记者）与郑洞国（商专1923级，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先后参加芷江、南京、上海三地受降）、刘旋天（湖南大学土木系教授，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建筑科科长）、龚德柏（工专1913级，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顾问，先后参加芷江、南京受降）、严怪愚（政治经济系1935届，时任《中国晨报》记者）等湖大校友，共同在现场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

8月21日，中报社长匡文炳约我同赴芷江盟军基地采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仪式。沅陵的中央通信社、《国民日报》、《力报》和我们《中报》分乘几辆吉普，于头一天就经辰溪、榆树湾（今怀化）到达芷江。21日我们准时来到七里桥机场，会场上一片肃穆，除了站岗值勤的中美军警，就是一群举着相机和电影机准备拍下这一历史镜头的中外记者。我站在记者群中，目睹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瞬，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全权代表、今井武夫摘下自己腰间佩挂的长剑，双手举过头，呈交给萧毅肃将军的场面。这象征着日本侵略军彻底失败缴械投降的投降仪式被历史定格在这里了。我们扬眉吐气，我们欢欣鼓舞，更充满自豪。这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1945年9月15日正午，抗日战争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地区受降仪式在湖南大学科学馆205会议室举行，日寇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向王耀武将军呈递了降书。湖南大学作为唯一一所举行抗战胜利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见证了中华民族“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的历史荣光。

图3：抗战中国陆军第四受降区受降仪式在湖南大学举行

1945年9 月20 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湖南大学经批准迁返长沙，即着手复员工作。全校师生投票赞成，在自垫旅费等条件之下提前复员，于11月底之前全部迁回岳麓山原址，12月8日正式开始上课。湖南大学成为抗战胜利后最早复员原址办学的中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