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首示众的意思是什么（斩首示众断头台）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公开处刑”，你也可能看到过以下两篇文章：《穿假鞋被发现是当代生活的公开处刑》，以及《有一种公开处刑叫“我妈晒我的童年照”》。

在今天，“公开处刑”的含义，更接近于“在公众面前出丑被曝光”，据说这层意思还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而在过去，“公开处刑”顾名思义，说的是“公开地被处刑”。古代有个酷刑叫“枭首示众”，或者说“斩首示众”，就是把犯人的头砍下并挂起来给众人看，这就是一种公开处刑。

为什么要公开处刑呢？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分析，“处刑”对应的是“暴力”，而公开指的是向公众示意“我拥有施行暴力的权力”。

不光中国有公开处刑，国外也有。拿法国举例，我们知道法国是有“断头台”的。在上断头台之前，犯人要被五花大绑丢进囚车里游街示众。等到上了断头台，被砍下头颅之后，犯人的脑袋还会被拎起来向围观群众展示。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认为，18世纪之所以要搞公开处刑，是要“使犯罪者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无论犯人仅仅放枷示众还是受火刑或轮刑，他都要用肉体来承担他的罪行和对他施加的司法正义，从而使这种罪行和司法正义昭示于众。”

不要认为公开处刑离我们很遥远，即便在今天，还有一些国家保留着“石刑”这种死刑执行方式。所谓的石刑，是指挖一个坑，将犯人置于其中，行刑者再往坑里埋上沙土，男性一般是腰以下被埋，而女性则是胸以下。之后，行刑者向犯人一起投掷石块，直至将其砸死为止。

这种公开处刑带有浓郁的宗教意味，手段极其残忍。有一部电影叫《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它就是根据发生在1986年的一件真事改编的。这次处刑的地点就在村子的广场上，索拉雅被包括亲人在内的行刑队活活砸死。

福柯说，“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那些仍未废除石刑的国家，每一次动用石刑，并不是在昭示这是正义之举，而是想重振政府与宗教的权力。

除了石刑、断头台和斩首示众这些死刑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公开处刑，比如中国古代的“刺配”。所谓的刺配，是指在犯人脸上刺字并发配到偏远地区。

一提到“在犯人脸上刺字”，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水浒传》。这部名著里写道：“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徒的，那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像宋江、林冲、武松、杨志等人，脸上都被打过金印。

《水浒传》里写“旱地忽律”朱贵第一次遇到“豹子头”林冲时，就提到了这金印的作用。

正饮之间，只见那个穿皮袄的汉子向前来把林冲劈腰揪住，说道：“你好大胆！你在沧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这里！见今官司出三千贯信赏钱捉你，却是要怎地？”

林冲道：“你道我是谁？”

那汉道：“你不是∶豹子头林冲？”

林冲道：“我自姓张。”

那汉笑道：“你莫胡说。见今壁上写下名字。你脸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赖得过！”

朱贵的意思是，你林冲嘴上骗我没用，你脸上可是有金印呢。也就是说，有这金印在，别人都知道你是犯了事，这就相当于往自己身上挂了个明晃晃的大牌子：我是罪犯。

现在的人犯了罪，个人档案里会留下案底，但刑满释放后走在路上，至少陌生人是不知道你曾犯过事的。金印就不一样了，不管你走到哪儿，你的罪行都是公开的、藏不住的。

武松当年杀了人逃亡，怕金印暴露自己。张青说，你贴两块膏药在金印上，不就没人知道了吗？孙二娘怼张青，你当那些当差的都是傻子吗？她拿了头陀的衣着装备，给武松全套换上，把他打扮成带发修行的“行者”，这才放心。

“金印”这种“烙下罪行”的物件，不光《水浒传》里有，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里也有。所谓的“红字”，指的是一种证明你是通奸者的标志，戴上这个红字行走，就相当于向众人展示自己犯了通奸罪。

在“公开处刑”中，犯人是受刑者，刽子手和背后的政府（或宗教）是行刑者，而大众则是见证者。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示众》。这篇小说没有写处刑，写的是各种围观处刑的群众，小说中没有第一主角，每个围观者的笔墨都是平均的。这篇小说的意图很明显，它探讨的是“看客心态”。

公开处刑之所以会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作为“看客”的大众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当大众被公开处刑所震慑时，政府的权力就因此得到了巩固；而当大众被这样的处刑方式所激怒时，政府的权力则很可能受到质疑乃至颠覆。

《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激起了观众的怒火。而当实施石刑的国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谴责时，这些国家的权力就受到了威胁。

不过，即便传统意义上的公开处刑正变得越来越少，我们也依然会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此类现象。比如有的教师会让犯错误的学生到讲台前或走廊上罚站，这种惩罚方式本身就是借助了“示众”的力量。

“罚站”和“在众人前罚站”是两回事，这就像“留案底”和“打金印”的区别一样，前者是惩罚，后者则是借由他者、借由大众来加深惩罚的力度。

你应该见过带着孩子的老人，当孩子哭的时候，有的老人会说：“你丢不丢人啊？你看看有多少人在看着你呢。”这种下意识的言语背后，反映了这样的心理认知：哭这个行为，由于他者的存在，而变得不正当了。

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为了不打扰别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大众的存在，“孩子因何而哭”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即停止哭泣”。

鲁迅当年写看客心态，担忧的是在群众眼中“革命者因何被处刑”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处刑这一行为的完成”，因为“完成”就意味着看了一场好戏，意味着可以从刽子手手中买到人血馒头。

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下，很可能会分别扮演受刑者、见证者和行刑者三种身份。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有自觉性，你是否能意识到你在某一刻扮演了其中一种身份。

当你小时候，非常不情愿地被父母要求在众人面前表演节目时，你就是受刑者。当你作为亲朋，目睹了孩子带着尴尬的表演时，你变成了见证者。当你有了孩子后，同样这样要求他时，你就成了行刑者。

当代人的这种公开处刑，比起过去的丢掉一条命，简直就是小儿科。只是，身体的惩罚虽然被免除，但精神上的创伤仍然不可避免。

当代生活中，很多人就在这三种身份中来回游走。像网络暴力的本质就是一种公开处刑，只不过有的人是看客，有的人是刽子手。然而，人们很难意识到这一点，除非有朝一日自己成为受害者。

这样来看，萨特在戏剧《禁闭》中写下的那句话，是何等的睿智：“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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