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生活的年代（老舍生日是腊月二十三）

老舍的生日很特别，农历腊月二十三，恰好是“祀灶日”，民间俗称“过小年”。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老舍在《正红旗下》里这样写道：“那的确是良辰吉日！……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

老舍重庆北碚故居

老舍济南大明湖纪念馆

老舍出身于北京正红旗一个旗人之家，父亲舒永寿“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这是老舍对父亲外貌的唯一印象，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那时老舍还不足两岁。

舒永寿是每个月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从老舍的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父亲）没有嗜好，既不抽烟，也不赌钱，只在过节的时候喝一两杯酒。他最爱花草。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他只出来进去，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一刷米缸。……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

舒永寿是和八国联军巷战时受伤的，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死前舒永寿遇见了一位亲戚，他让亲戚把自己的“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转交给家人，至于他是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的，无人知道。大劫难后，家人为舒永寿制作了一个简陋的棺材，里边没有他的遗骨，只有受伤时穿的那双布袜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许多年后，他的“老儿子”老舍的骨灰盒里同样也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

老舍母亲是正黄旗人，41岁时才生下老舍。老舍晚年回忆说：“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母亲昏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 母亲是位能干、勤快的满族妇女，在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中威望极高，是亲友家娶媳妇或聘姑娘时当然的“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因为“只有堂堂正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妇人才能负此重任。”老舍后来在谈到母亲时曾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母亲最终在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古都高寿辞世，只可惜她最疼爱的“老儿子”当时远在陪都重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

老舍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赶集》

老舍出生在老北京护国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从没向人提起过他生在哪里，直到1979年春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家人才根据小说的描述找到了他的诞生地小羊圈胡同。

小羊圈胡同恐怕是北京城最窄小的胡同了，最窄处不过一米，最宽处不过一米半左右。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非常窄小隐蔽，仅有大约三块方砖宽窄，另一端的出口也很逼仄，人们往往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正如老舍在小说中所说：“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型的空场，非常宽阔，大概是因为这种格局颇似羊圈，所以就起了个这么奇怪的名字。

找到老舍生活了十几年的小羊圈胡同后，人们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早就在老舍的笔下“见过”了。对于自己在贫寒中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的地方，老舍怀有无法割舍的情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小羊圈胡同的影子，在《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中更是几乎完全把小羊圈胡同作为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

老舍早年不怎么过生日，因为这一天总是让他想起母亲所受的苦楚。后来拗不过朋友的热情，常常被拉着“庆生”。对于其中的缘由，老舍在散文《生日》里有过解释：“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彩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增长一岁的庆祝。”老舍的忘年交汪曾祺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中也记述了老舍过生日请客的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

据老舍家人介绍，老舍还曾把自己的生日送给了他最喜爱的评剧演员新凤霞。有一次过生日去听新凤霞的戏，老舍特地包了一包糖瓜儿到后台，分给大家吃：“过生日，请大家伙儿吃糖瓜儿。”听到这话，新凤霞不住地抹眼泪。老舍问她哭什么，新凤霞说自己从小悲苦，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老舍听了连忙安慰说：“别哭别哭，你的生日就是腊月二十三，跟我一样。”后来新凤霞还真的就把腊月二十三作了自己的生日。

“文革”中老舍不堪其辱沉湖而死，一向敬重先生的新凤霞非常伤心，后来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悲愤地质问道：“是哪一个狠心的强盗杀害了老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