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有什么讲究和忌讳（日本茶道的另一张面孔）

文 | 獬执事

作为日本茶道史上的巅峰，千利休因丰臣秀吉的赏识而“出町入相”，将其茶道精神弘扬至天下；又因为其町人身份不容于士农工商的新秩序而被打入冷宫，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决定艺术的绝佳范例。丰臣秀吉长期以千利休为师，最终却对千利休的弟子——同时也是一位俸禄达三万五千石的大名——古田织部提出了以下命令：

“利休之茶为堺城的町人之茶，你乃战国武士，务必将其改为武家风格之茶。”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千利休的町人之茶被否定，他所制定的茶道标准自然也随之被推翻。那在“后千利休”时代，茶道的掌舵者们会是些什么人呢？

千利休之后，茶道中最具影响力的弟子被称作“利休七哲”，但这“七哲”之中却并没有包括千利休的首席弟子和得意门生山上宗二——并不是因为山上宗二茶艺不精，而是因为他与其师一样也是町人出身，而“利休七哲”均是出身于“士”阶层的贵族，其中织田有乐斋长益其至是织田信长之弟。这一番冷暖，一方面反映了千利休得势时是何等的如日中天、桃李满朝，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日本世事变迁过程中的无情，很多事在出身之时就已经注定，万千努力也不能改变分毫。

考虑到贵族阶层的确拥有着更为良好的教育基础，这也不算太奇怪——台子点茶法的创始人能阿弥不也曾是一名武士么？所以偏废了町人之茶的武家茶道同样能够支撑起日本茶道的天空。不过武将出身的古田织部的确也称得上是一位“天才艺术家”。他精通书法、陶艺，其风格均怪异而华美；对茶道的追求也与其师不同：古田织部嫌之前的“侘”茶过于孤寂冷清，于是对茶室的布局构造进行了颇多改造：茶室外的“露地”种上了蒲公英，茶室里添了台目榻榻米、笔墨窗，茶室本身的面临也进行了扩充。古田织部的审美受时代所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时代。直到大正、昭和年代，依然有不少茶人营造起古田织部风格的茶室，茶道虽然尚“侘”，但也着实有太多人钟爱着人间烟火的撩人气息。

日本茶道诞生伊始追求“众生平等”，这一精神在千利休时代最终确立成了“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而在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完全确立，茶道中的“众生平等”思想自然也难容于社会——茶道本身，经历了由佛而儒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千利休之死及町人茶的没落实在是大势所趋。

“侘”茶发展到江户时代，又出现了另一种“寂”的境界。最早提出“寂”的是片桐石州——同样，这也是一位贵族出身的茶人，其叔叔是赫赫威名的“贱岳七本枪”之一片桐且元。片桐石州认为，与各自身份相符合的茶道才是“寂”，大名应当有大名的样子，武士应当有武士的样子，町人自然也应当有町人的样子。如果说古田织部只是打造了武家茶道的躯体，那最终为其注入灵魂的便是片桐石州无疑了，从此茶道中的等级制度有了足以与“侘”旗鼓相当的哲学理论与审美取向，千利休之死经由片桐石州之手终于划上了句号。

还是那句话：因权势而兴盛之物，也形容因权势而衰亡。千利休之死带来了早期日本“佛系”茶道的衰亡，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的没落同样带来了武家茶道的消亡。脱离时代主旋律——或者说是政治——谈论茶道的独立，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能主动迎合权力的茶道很难发展壮大，这是所有艺术形式共同的窘境。

由此，日本的民主化自然而然地带来了茶道的民主化。时事变迁，珠光的“侘”最终战胜了片桐石州的“寂”，日本茶道经过千年的起承转合，又回归到了最原始的状态。经历了万千茶汤名人的润色，茶叶如故，茶汤如故，“喫茶去”里的禅机却不再与旧时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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