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涉猎哪些领域（要是亚里士多德做过饭）

眼见心爱的人即将与姐姐结婚，蒂塔含泪为婚礼制作了恰维拉蛋糕。泪水滴入鸡蛋糊和糖浆，奇妙地改变了糕饼的质地，说不出的苦楚也被倾诉其中，在典礼当日唤醒了所有人心中失落的爱。

有这样一些文学作品，细腻讲述烹饪的动人故事：女孩在伤心时制作的蛋糕，意外地令品尝到它的人也落下眼泪；一位作家动员母亲一同写下她们的秘密食谱，细说汤羹如何表达伴侣的歉意，香料芬芳的炖菜又是如何唤醒恋人的爱；一个新婚女子初次走进厨房，架子上的食谱仿佛在喃喃低语，抗拒着她的到来……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传递喜怒哀乐的美食、《感官回忆录》中唤醒愿望的春膳、《烹饪课》中历经重重困难的牛排，这些菜肴从不同拉美文学作品的厨房里被和盘托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掌勺的手属于女性，制作的方式由女性传递，书写的文字同样出自女性。食物与女性之间的复杂联系交织着，凝聚在拉美作家的笔下，形成独具特色的“厨房文学”。

一，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

拉丁美洲文学中从来不乏对女性与食物、烹饪、厨房的涉及。早在殖民时期，修女胡安娜（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便在著作《回复费洛蒂修女》中讲述了她烹调鸡蛋与糖浆时所发现的自然的秘密：鸡蛋遇油煎则凝固，遇糖浆则散开；糖浆流动只需少许酸性水果的帮助；而为制作糖浆和其他菜肴，蛋黄和蛋白则需分开使用。她说：“要是亚里士多德做过饭，肯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锋，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并不认为文学与庖厨互不相容，她手稿中的36道食谱也流传后世，整理出版为《圣哲罗姆修道院烹饪书》。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对女性与厨房关系的理解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厨房以及烹饪活动对于女性而言的意义成为一大关注点，出现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1977年，墨西哥作家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家庭合影》，其中《烹饪课》一文聚焦了下厨这项传统的女性职责。“这里（厨房）就是属于我的地方。从存在我就在这里了。”小说中的女子一边准备晚餐，一边不无讽刺地说：“根据德国那句口号，女人的同义词就是厨房、子女、教堂（küch, kinder, kirch）。”随着故事的发展，一位年轻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女性在婚姻、家庭等场景下所面临的压力被展现出来，而她与烹饪之间不协调的关系也变得引人注目。传统上女性—烹饪的有机关系受到了挑战，维多利亚时期孕生的“家中天使”理想形象被颠覆，卡斯特利亚诺斯将矛头指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将主人公所面临的矛盾和抉择展现在读者面前。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

自劳拉·艾斯基维尔1989年出版小说《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后，西语女性文学中进一步诞生了一系列作品以食物为主题的作品，包括1997年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自传文集《阿弗洛狄忒：感官回忆录》、1993年由戈罗蒂舍尔（Angélica Gorodischer）和桑帕欧莱西（Ana Sampaolesi）发表于阿根廷的文集《为厨疯狂》（Locas por la cocina）等等。有学者开始称之为“厨房文学”，指出这类作品通常以厨房为中心场景，围绕食物的制作和食用展开，体现女性与食物的复杂联系，传递女性对于家庭生活的理解、自我身份的认同、情感的解放与抒发、与权力系统的对抗等等。厨房、食材、食谱、炊具、菜肴在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或推动剧情的发展，或反映人物的变化，对作品的结构和内容起到重要的作用。

伍尔夫曾提出女性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厨房文学则向读者展示，这样的房间未尝不可是一间厨房。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与烹饪之间不再只是一种限制性的关系，厨房也并未将她们局限在传统的家庭形象中：相反，这里成为了女性追寻自由，培养创造力和建立情谊的地点。曾经被边缘化的厨房转化为一种抵抗空间，使女性的烹饪活动重获意义。

二，食谱之于厨房文学

从厨房里拿起一个物件，也许是锅碗瓢盆，也许是瓜果蔬菜，抑或是搭在椅子上的一条围裙，都可以找到故事的载体，融入厨房文学的叙事之中。而烹饪时必不可少的食谱也走进文学，成为“书中之书”，形成厨房文学独具特色的一种元素。

翻开厨房文学作品，总有食谱出没其间。在《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12个章节开头的食谱均与情节紧密联系，如同咒语，推动魔幻的事件与冲突接连发生，不知道厨师与用餐者心意相通的到底是那一道道圣诞馅饼、辣烧火鸡、牛尾汤，还是催动它们的一段段文字。《感官回忆录》附“潘琪塔的春膳食谱”，都是母亲多年来精挑细选、严谨钻研的春膳，每道菜肴的引言是精华之处，介绍食材的奇妙功效，隐晦地点到即止，让人心痒难耐跃跃欲试。在《烹饪课》中，卡斯特利亚诺斯笔下的新妇弃笔从“厨”，面对架上的食谱，用颇具古风的语言饱含讽刺地提问：经验丰富的家庭主妇们，今日我应准备何等佳肴？而食谱的回答却是拒她于门外的艰深行话，让人压力倍增。在女性厨房文学作品中，食谱是烹饪过程的文字记录、也是文字指导，体现出了女性与烹饪活动之间和谐或矛盾的复杂关系。

为什么要有食谱？米歇尔·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说，烹饪实践需要用词语和文章记录下来，以便在实施烹饪的人中间传播，而实施烹饪的人有自己的语言和参考文集，就如同有自己的秘密和协议。他进一步总结，食谱的四个基本元素是原料、容器、操作、命名（并不包含消费），关注的是烹饪者和烹饪过程；食谱在记录食物的生产时展现了“幕后的”厨房劳动者的话语，尤其是由女性写作、面向女性烹饪者的食谱，更加能够使得女性在厨房中的声音被听见，使被认为必要但却不被重视的家务劳动获得意义。

食谱出现在厨房文学中，更是成为一种文学手段，尽管篇幅短小，但构成了另一个声音，可以叙述回忆，可以表达观点，也可以抒情。安娜·鲍尔在《阅读的食谱：社区烹饪书、故事与历史》一书中指出，食谱往往有自己的场景、角色、情节，所以也被视作是一种文学，而就像女性的其他诸多艺术形式那样，这种文学类型还没有被父权文学所认识到。厨房文学中的食谱元素也正是如此。《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每个章节都从一段切菜、烧水、和面的步骤指导开始，而后蒂塔“走出”食谱的书页，食谱的文字成为了小说的场景，蒂塔的人生故事也顺着厨房的劳作逐渐展开。而《烹饪课》中一本名为《堂吉诃德晚宴》的食谱则暗示了主人公内心的割裂感：她的文学素养告诉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从来不是什么美食家，甚至可以说饮食中透露着一股穷酸气；然而这些学术性的思考在厨房中都是无用的，她必须抛下这些杂念，接受家庭“煮”妇的心态。阿连德在《感官回忆录》则借助传说、历史、哲学讨论美食的奇妙功效，畅谈欲望之间的共通之处，全书的主旨即她的生命感悟。“如果我们把事件与经历都浪费在准备春膳上，恐怕就没什么闲暇来享受它们的效果”，所以阿连德挑选的都是配方简单扼要、食材轻松易得的菜肴，为的就是让读者亲身体验、全情投入。食谱由口授开始，落实到纸面，代代相传，女性成员则在相互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食谱中完成自我的文学表达。

兼具指导性、创意性与限制性的食谱，是厨房文学中女性与烹饪活动关系的缩影。从厨房文学的食谱中，可以提取出女性传递的经验，表达的愿望，树立的规则——包括烹饪和生活的规则。

三，传递经验的食谱

在《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主人公蒂塔从小在厨房中长大，印第安厨娘纳恰用传统的食物哺育她，同时将烹饪的经验与智慧传递给她。这份经验相应地由蒂塔传递给了自己的侄女，最终以一本食谱的形式来到了外孙女手中。在生前，“蒂塔是自前西班牙时期以来将烹饪秘密世代相传的女厨‘链’的最后一‘环’”；而在死后，“只要有人按她的菜谱做食品，她就仍然活着”。

通过食谱、像链环一样传递的不仅是厨房中的经验，还有女性之间的情谊。虽然生母埃伦娜妈妈对女儿专横跋扈，处处限制着她的幸福与自由，但是蒂塔在厨房中补足了生命中缺失的母爱与温情。厨娘纳恰不仅教会了蒂塔如何搅拌面糊，还在她沮丧的时候接过搅拌的勺子，给予她拥抱。多年后，当她着笔写下自己的食谱时，记录下的便是纳恰对她的指导和关怀。

电影《浓情巧克力》剧照

相反，当人物之间存在权力的隔阂、难以建立交流时，烹饪经验便无法顺利地传递。这一点在蒂塔与母亲埃伦娜关于食物的交流中有所体现。当掌管庄园的她出现在厨房时，往往是为了下达备餐的命令；而在食物的选择上，比起厨娘纳恰从幼时对味蕾的培育，母亲会强迫女儿选择她认为合适的食物，例如早餐时温吞的鸡蛋。权力由上至下，形成隔阂，实则反映了母亲在父权社会影响下成为了变相压迫其他女性的角色。相应地，母亲对于食物口味与搭配的知识并没有展现在蒂塔的食谱中。

反观姐姐罗绍拉失败的做饭经历也可以发现，食谱经验的传递不仅需要一方提供，还需要另一方的接受。在“玫瑰鹌鹑”一章，蒂塔的姐姐试图夺过主厨大权，结果午饭“米饭水太多了，肉太咸了，饭后甜点糊了”。罗绍拉继承了母亲的角色，为了维护自身在家族中的主导地位，试图将权力延伸至厨房空间和烹饪活动，但是她始终对蒂塔和纳恰保持着疏离的态度，对她们的烹饪知识不屑一顾。这导致她无视了蒂塔为她提供的食谱步骤，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烹饪，最后彻底失败。事实上，知识的传递和情谊的建立在她幼年时期并没有缺失，蒂塔曾经和两位姐姐看水滴在饼铛上跳舞，然而，罗绍拉不小心在锅子上烫伤了手、又在母亲的教导下远离了厨房的游戏，自身意愿和外在影响让她疏远了厨房和其中的女性。食谱所传递的经验与智慧因而也无法像影响蒂塔那样触及到她。

四，表达愿望的食谱

《感官回忆录》里形形色色的食谱是书中女性表达的媒介，帮助她们接纳和抒发自己的欲望，比如作者本人就说，“春膳是连接贪吃和好色的桥梁”，在无法直抒胸怀时，菜肴成为了沟通爱人的桥，而食谱便承载了这种隐秘的愿望表达。阅读食谱的人，带着与书写者共同的愿望，寻求心照不宣的帮助：如何通过菜肴勾起伴侣心中的爱意，拥抱欲念，一同享受生命。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的食谱同样也体现出了表达愿望的功能，通过巧妙的技巧，材料与制作方法以聪明又隐秘的方式表现出了蒂塔的心愿。收到爱人佩德罗送的粉玫瑰时，花刺扎破了胸口的皮肤，使得花瓣被意外染红，蒂塔将花瓣碾碎制成一道玫瑰鹌鹑；不知是因为玫瑰的特质、血液的力量、还是爱人的心愿，佩德罗在品尝这道菜肴的时候感到了魔法般的冲动，竟不顾自己已经与罗绍拉结婚，在餐桌上对蒂塔当众示爱，大姐赫尔特鲁蒂丝也受到连带的影响，因为这道菜而欲火中烧。

从此，厨娘纳恰留下的古老食谱“玫瑰山鸡”被蒂塔改写为“玫瑰鹌鹑”，原料是“玫瑰花，最好是红颜色的”，制作方法则是“很小心地从玫瑰花上扯下花瓣，别扎了手指头，因为除了疼之外，花瓣还会沾上血，不但改变菜的味道，还会产生化学反应，是很危险的”。被血染红的粉玫瑰被改成红玫瑰，前后不一的指导能奏效吗？还是说，血的喷张已经暗含进红的象征，必然会带来冲动和回应，同时，去掉伤痛也意味着借菜传情这件事的合理化、被允许。

食谱所表达的不仅是可及的愿望，更是无力的自救，有时在欲望之下隐藏的是对另一种精神慰藉的渴求。阿连德回忆，在女儿因卟啉症过世后的某个晚上，梦见自己跳进一个装满米布丁的游泳池，儿时最喜爱的甜点将浓郁的甜香渗进体内，使她在梦醒时分一改常态地兴奋，阴郁灰暗的生活中重新迸发出欲望的火花。“我说不出何时我看到第一抹彩色，但自从开始梦见食物，我就知道自己终于抵达漫长哀悼的隧道尽头，来到了出口，重见天日，恢复了非常强烈的再度吃喝与拥抱的欲望。于是，在一点一滴、一斤一两、一亲一吻中，这本书诞生了。”全书以米布丁为开端，以米布丁为结尾，在最后这则食谱中，阿连德为这道简简单单的甜点起名为“心灵的慰藉”。在向家庭、友谊、医学、宗教求助无果后，食物成为了她哀悼的出口，食欲也与她对新生活的渴望重合。当她写下这则食谱时，文字也表达了不断在未来重现过去经验的愿望，保持不变也是一种对时间的胜利。

五，树立规则的食谱

虽然厨房中的女性可以通过食谱传递经验和表达愿望，但是食谱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地由一双手递向另一双手。为女性而创作的食谱毕竟是一种指导手册，原料、容器、操作、命名四大基本元素树立起了烹饪的规则，不遵守便会做出“不合格”的饭菜。这些规则不仅涵盖了食材选取与准备、器皿使用、操作过程技巧等，更是包括了烹饪的目的与心态。食谱在字里行间告诉烹饪者，“喂饱你的家人”、“节俭持家”、“用食物表达爱”、“均衡营养”……从这一角度看，虽然食谱可以发展自主性与创造性，但也具有着限制性，是厨房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与要求。在制定规则的同时，它也势必会激发矛盾，引向反抗。

“我的守护神灵在上，那一位位备受赞誉的奇人，在食谱书里让水火不容的概念相互共存：纤瘦与食欲，精美与节俭，速度与趣味。还有无数种排列组合：纤瘦与节俭，速度与精美，趣味与……”这是《烹饪课》中的女性叙述者走进厨房，看向书架时所说的话。而食谱的作者本身是“经验丰富的家庭主妇，过去与现在母亲的启发者，传统的代言之声，超市里喧嚣的保密人”，那些相互矛盾的形容词与概念更显得根深蒂固，束缚着一代代的女性烹饪者。厨房中的女性不仅要保证自己的美丽、能干、顺从，还需要将家庭的需求时刻放在心上，从厨房端出令人满意的菜肴，之后清洁灶台，让桌面一尘不染“宛如医生的手术台”。烹饪俨然成为了一场严谨的仪式，展现了限制女性的厨房规则。

食谱陈列的规则不仅具有限制性，还隐藏着排他性：虽然食谱承载了女性经验的代际链接，它也将家庭主妇的角色进一步固化，使得厨房空间与公共领域的隔阂进一步明晰。比如，制定家庭的菜单对《烹饪课》的主人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为此她不得不诉诸家庭主妇的智慧。但是，书中的话语早已自成体系，容不下一位已经步入社会的女子重归厨房。“假如我知道什么是龙嵩、什么是凤梨，我就不用来查这本书了……但是你们都默认我们都知道秘密是什么，都只说不解释。”她为婚姻抛弃了未来的、属于自己的事业，坦言自己“在教室、街道、办公室、咖啡馆中误入歧途，浪费时间学习的知识如今要尽数忘却，才能学会其他的技能。”她学习如何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却始终感觉自己从未触及过家庭妇女的秘密智慧，“像个傻瓜一样站在这里”。食谱规则给她带来的排斥感与挫败感并存，将这位女性角色置于尴尬的境地。

六，丰碑与泉源：厨房中的女性力量

学者哈伯与阿瓦基安在《从贝蒂妙厨到女性主义食物研究》一书中指出，烹饪是高度性别化的活动，女性对其各种场景下的性别构建进行着再现（reproduce）、抵抗（resist）与反叛（rebel）。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化”并不意味着烹饪是独属于女性的活动。相反，男性和女性都参与其中，但采取的形式与包含的意义却有所不同，这一点更能体现出女性所面对的困境。

再看厨房文学中的女性烹饪者，不难联想到“厨房中的男性”和“厨房中的女性”形象也差别巨大。在普遍印象中，女性可以成为像纳恰这样的厨娘，也可能是蒂塔这样掌管食材与草药的魔女，或者是哪怕不甘成为的主妇与“家中天使”；但是，很难想象她们戴着白色的高帽，站在餐厅厨房的中岛旁边，下达指令，被响亮地回应“yes chef!”的模样——厨神、行政总厨的形象往往是属于男性的。这种联想并不稀奇，因为烹饪作为公共领域的行业时，对女性并不友好，从业的男女比例显著失调。而在家庭环境中，会做饭的男人反而会被认为是稀奇的，甚至像《感官回忆录》所说的那样，是富有吸引力的。假如整日与锅碗瓢盆作伴是一位家庭主妇，那当然不会被认为魅力四射了。

《感官回忆录》

除了社会形象，从烹饪写作、美食学科、日常分工也可以讨论男女在烹饪活动中的差异。米歇尔·德·塞托在研究中指出，家庭中的男性烹饪通常是随心所欲的，比起日常饮食更偏好在特殊场合大展身手，不像女性一样有一日几餐的义务。在学科领域，美食学自18世纪末诞生开始始终是排他的、男性的事业，阻碍女性的加入。而在食谱写作上，男女作家对作品的命名体现出两个群体极为不同的诉求：男性作家往往署上全名、打造个人IP，以宣示能力、创造性与所有权，而女性作家则常用简单、“接地气”的昵称，带上母亲、祖母的亲属衔，创造个人记忆的氛围——《感官回忆录》中“潘奇塔的春膳食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厨房中的男性力量是丰碑式的（西语词monumental）：男性掌勺人通过烹饪与烹饪写作，希望建立名声，取得成功，留下遗产。在家庭的小厨房中，他们施展拳脚，做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佳肴，以让家人和宾客心悦诚服；而在社会的大厨房中，正如食谱的命名法所展现的那样，他们下厨房往往离不开名利心。然而，女性的同类型作品通常是在谈论家庭运作、管照日常事务、讲述私人生活。如果说男性的成果时刻希望被看见、被铭记，那么女性的烹饪与烹饪写作则被认为是次要的、上不了台面的，即便有着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也难以进入视线所及之处。一方面，她们存在于丰碑的阴影之下，长期被遮挡着、掩盖着；另一方面，她们自身的愿望往往也并非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但是，正如厨房文学所展现的那样，在摆脱信息、维生功能之后，出自女性之手的食谱和食物还有着共情、审美功能等，值得关注和发掘。

可以说，女性用她们泉源式的（西语词manantial，跟“丰碑”押头韵和尾韵）力量生生不息，润物细无声。她们在长期被人所忽视的厨房中承担着压力，也运用着她们朝夕相处的厨房、食物、食谱等来进行抗压。在食谱所陈列出的烹饪规则之上，女性可以超越代际的指导，进行创造与表达、传递经验、建立情谊，在男权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展开自己的写作与实践。厨房文学所展现出的是压迫面前女性娴静的反抗、无声的躁动：她们对抗男权意识形态，也对抗内部殖民，使厨房成为了挑战霸权的众多场景中之一。文学的手搅动厨房，触及水面处，水波向外扩散。泉水的流动可能受人左右，但无人能截断；柔情莫过于水，但仍见得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