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向更弱者举起了屠刀（总对弱者加标签）

繁华都市，高楼迭起，居住和穿梭其间的人乐于讨论土地价格、建筑师的设计理念、投资者心态，却往往忽略建筑工地的铁皮围墙之内，曾有这么一群人，靠双手和肩膀一点点筑起整座高楼。

从二十岁出头至今十余年，林立青一直在台湾工地做监工，负责整合技术部门、协调不同工种、替雇主监督施工进度。他既是工地工人、管理者，也是观察者、记录者。去年年初在台湾出版、今年四月引入大陆的《做工的人》一书，将人们的涣散已久的视线，拉回到工地，聚焦于一个个鲜活的人。

在台湾版的封面底端写着三行字：“这社会要求他人有尊严地活着的，几乎都是收入稳定的人。”封底写：“一个青年监工的批判与关怀，那些心疼他说不出，所以他写下来。”从决心写他们的那一刻起，林立青就明白要做什么——“翻转外界对工人迷信无知的误解”——哪怕他最终可能什么都没能改变。

《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 著 / 赖小路 摄影

版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年4月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记者采访了他。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一起读一篇他书中的故事。

走水路

（“走水路”，即是静脉注射毒品的意思）

作者 | 林立青

来源 | 《做工的人》

阿钦吸毒。

或者说，他只能吸毒。

阿钦是铁工，全家以前都是包小铁皮屋的铁工包商，人们俗称为“铁栋”。

然而，从阿钦的父亲开始，他们家的招牌已经变成一片白，实际上也无法再做铁工了。自从内地的钢铁低价销回台后，台湾的铁工厂慢慢凋零。还有规模的，找上设计师和建筑师往下游抢食工作，市区内的新屋或装潢，全都被这样的形态抢走了。像阿钦家这样的小铁工厂，只能修修旧屋顶。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阿钦兄弟俩还过得去。当初父亲还在时，送他们去参加职训的结果是拥有焊工资格，虽然接不到案，但至少是专业师傅。

台湾的传统习俗，兄弟中有一人会留在家里，以免父母无人照顾。哥哥阿祈留在彰化，阿钦则到云林的大工业区和几个包商的临时工厂内，焊接铁管和白铁管。

焊工有职业生命的限制。首先是眼睛的老化。从事电焊的工人们，在几年内就必须戴上有色镜片。接着是夜盲。刚从业几天，就可以感受到眼睛和眼皮中间似乎有了沙；再过几年后，眼睛内就如同有结石般地难受。反复发作的眼炎也使得焊工必须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取舍。但不做就没钱，阿祈就是这样，撑到一眼全瞎后，不得不退休。

接着是烂肺。电焊的工作是用高温将金属烧固。金属烧熔时的废气，会使肺部纤维化，焊工们在天冷时会喘不上气，就算带上支气管扩张剂也未必能撑住。常听说户外焊工昏眩晕倒，就是这个原因。这些有毒的气体，造成了工人的肺部受伤，甚至神经受损，又因为焊工的作业空间常必须蹲低爬高，保持同一姿势以做到焊点位置的完整，血液的不循环也使这些病变更为严重。焊工的脸部、手部也常常严重脱皮，像是蛇爬过一样，因为高温烧灼。

他们的老父亲走得很急，倒下去后，一周就在医院离世了，说是血液中毒，心肺功能全毁。那时候的台湾还不流行叶克膜（人工肺）插管。

阿钦是进了这个厂区后，开始用安（安非他命）的。这个厂区无法容许烟、酒、槟榔，进场前还要酒测，但吸毒难验。

他吸安后，工作如有神助。毒品最大的功效便是让人忘却酸麻痒闷热，所以他能够背负起完全符合安检的护具，并且毫无病痛、耐热耐重、做好做满、眼睛不痛，长蹲起立后再也没有晕眩。

吸毒的后遗症是变得只能专注于一点，这倒和阿钦的工作性质相符合。他的焊道又美又细，如同鱼鳞般地堆叠，相较于其他师傅在细节上的土渣，他的每一个焊点都干净美观，室内的氩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叠而出的弧形。这些成品被工厂内拍照后打印出来，作为验收的标准。厂区内所有人都说他是第一流的优秀师傅，焊道满铺，动作确实，并且几乎不用起来走动休息。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但这也引起了其他师傅的嫉妒。厂区内同做电焊的其他工人们，没有几人可以和阿钦有同样的技术，加上他不爱交际，人们也就在背后说他搞得大家都没好日子过。接着开始说他有吸毒，但这反而带来了保护──厂区内的工程师们认为这些纯属中伤，毕竟阿钦的工作成果比起其他人，实在好得太多。那些高学历的工程师总回：“你也去吸啊！”

这个厂区每年需要造册列管，而且对于人员、机械的管制极严，由于阿钦卡死了电焊工的活，所有进场的焊工都需要经过多种测验才能进场。现在这些资格比起阿钦当年考试时难上太多，有些不重要的部分，工厂甚至引进外劳帮忙焊。阿钦倒是对这些语言不大通的外劳很好，在他的观念里，有了这样的技术就不怕被欺负，工厂也愿意派个外劳在他身边。

他也是少数人证合一，又都在现场工作的师傅。有些机械故障或设备损坏的外地包商只能找他。重新找人对这些工程师来说无疑是大麻烦，并且还需要审核。阿钦的电焊机、发电机、氩焊机以及气体钢瓶，则是每年都通过认证，在厂区内作为劳检标准。甚至在扫具区内，他还有独立的小隔间和充电插座。如此一来，工厂的人方便找他，他也乐得不用把设备拿来拿去。

他把老家工厂的发票带在身上，厂区内的维修安装随时可开发票。另外，他帮人代工的每日工资是四千，夜间加班加倍，一个月约有十万上下的收入，足以应付他每个月一万二的药钱，加每周召妓一次。趁着星期天休息，开着小货车回彰化老家时，面对兄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只能多给点钱来换取家里的宁静。

哥哥阿祈在彰化老家，原先生活还算过得去，毕竟两代累积下来的口碑声誉，使得他虽然没有每天上工，但修修屋顶、招牌每月都还能挣个四五万。

但阿祈的家里愈来愈不平静。他若是接了案，照顾老母亲的整个工作就落在妻子身上；但如果不接案，那更没有收入可言。阿钦明白，嫂嫂已经倦了。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大学。婆婆已中风三年，老人的身体只有愈来愈差，让嫂嫂连对自己的丈夫都逐渐失去了耐心。每一次，阿钦只能回家看看妈妈后给钱，一阵推托之后，总是硬让大嫂收下，接着他回到工厂继续工作，很累的时候就买安来用。

母亲在中风后第四年离开了。没想到哥哥嫂嫂在丧礼办完后，因为老人家临终前的疥虫而互相指责，所有恶毒话语尽出，最后还互殴且闹起离婚。嫂嫂气得北上去找女儿，同时寄回离婚协议书。夫妻俩两地僵持，谁也不让谁。

这样过了一个月后，遇上台风季，阿祈受雇到庙旁的铁皮屋上焊屋板时，突然就没有任何声音地倒下了。紧急送医后，确定是中风──下半身、右手连同眼睛，都没了作用。等阿钦赶回去时，嫂子早已回到家，和儿女们照料起阿祈。阿钦还是只能塞钱，大嫂这时候却对他客气了起来。

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不可能好起来了。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阿祈身体的所有病痛，在此时全部爆发开来，只剩一只眼睛在白天有用。他有想过自杀，试过用枕头憋气，看能不能就这样死去，但每次还是忍不住叫出声音，拍打身边的妻。两只脚全废了，焊工长蹲使得阿祈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下半身，每次妻子为他换尿布时，他便开始说话糟蹋自己，也不想让儿女看到自己的样子。只是在病痛下，人的尊严一再被击倒，即使每天吞下止痛药，依然痛苦。他为小事骂起妻子，在夜里梦见疥虫而惊醒，却又因看见妻子无奈的眼神而更加痛苦。他的体重逐渐减轻，手脚也变得愈来愈细。

过年的时候，阿钦回家了，他想着应该包个大包给兄嫂，也该问问侄子、侄女的学费、杂费、生活费，是否能让他帮忙。

两兄弟总算有机会私下相谈一番，没有旁人。哥哥却趁着这时候，用仅存的左手握住阿钦的手，慢慢地，挤出了一个要求……左边眼睛还流着泪。

阿钦吓到了，两个月再没有回来过。

当他再回来时，和哥哥谈了更久。

哥哥的儿子准备退伍了，女儿再没几天就毕业了，妻子照顾了妈妈四年，他不要再拖磨家里下去。他说，趁着他劳保还在，寿险也还有缴的状况下，快点解决。

说着说着，两兄弟只能哭。

阿钦对哥哥说：“你再等我一下。”

隔周，嫂子要北上两天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阿钦回来照顾哥哥。他带着哥哥到宫庙逛逛，开车带他去看兄弟俩以前去过的地方。

隔天早上，他拿出了那一对针头和两个注射瓶。这总共花了八万。

哥哥笑着千谢万谢他，他却悲愤难抑地对着哥哥哭了起来。

四万元全部打入了哥哥的身体。兄弟俩手牵着手，阿祈不停祝福着弟弟，两兄弟抽抽搭搭地哭。接着，阿祈的声音慢慢变小。

他脸上挂着笑容，再没有反应了。

阿祈没有进医院，这是兄弟俩说好的。宫庙的人直接找来了葬仪社，妻女赶回家时，邻居们都说阿祈大有福报，是在家中离世的，想是他撑到女儿毕业了，无牵无挂地走，安详的面容像是活神仙般。

但阿钦违背了承诺。他没有如应允哥哥的那样收下自己该拿的那份遗产。他把房子全部让嫂子收租，哥哥的葬礼也全由他负担。

阿钦回到了厂区，继续工作。只有过年时，他才会回去发红包给侄子和侄女，也会去看看爸妈和哥哥。

他在祖坟里，留有一支针给自己。

林立青：为工人们写一本书，

即便什么都不会改变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林立青，本名林亚靖，毕业于台湾东南科技大学进修部土木工程系。后从事工程监工十年。《做工的人》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

如果我们判断人的标准，是用刻苦，是用勤奋，是用力争上游的努力和对于生活的认真，去决定一个人的品格，那我们不可能看不出来她们值得拥有尊敬，我们又怎么能够允许这个社会将她们分别列上不同的标签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再对弱者加上标签，那无疑是将他们推往这个社会的更边缘处。而一些谣传和政治的挑拨，使得这些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女子们，更成为社会上几乎无声无息的人。你看不到她们的无助，更听不见那些哭声。

——林立青《台湾媳妇》

”

到工地做监工，对林立青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必然结果。

国中（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理想，林立青不想继续读书了。老师和父母劝他去读五专，毕业后是大专生，学历比本科大学低一点。选专业时，电子、电机类的热门专业都被成绩更好的学生报满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城市建设趋缓，重大工程项目差不多已经结束，建筑行业不甚景气。选专业时，他不得已选了被人挑剩下的土木工程。2005年，林立青从五专毕业，之后又读了两年“二技”（两年制专科大学），服了兵役，在面包店烤过面包，搬运过包裹，在大卖场的生鲜部做工作人员，替卖场拆组过电脑。最终，七年的土木工程学习经历将他推向工地。

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在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师傅中间做起监工。在工地很苦，对身体损耗也大，林立青因为长时间双肩负重不均造成了“高低肩”。想去学做工，结果不管是贴瓷砖、抹墙壁还是刷油漆，都因为支气管炎和气喘作罢。直到《做工的人》出版，他还被高血压和头痛困扰。加上脚常闷在鞋子里导致的香港脚，长期被汗渍浸透、劳动期间过度摩擦产生“烧裆”，胯下和大腿内侧生癣，红肿瘙痒。他想过换一份工作，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在电话那头苦笑：“有点悲哀吧？”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虽是监工，但林立青并不像人们理所当然所想的那样，是个提着鞭子在工人后面敲打的狠角色，他更多把自己视作工人的一份子，一同劳作，一同玩乐。他也有身为监工的矛盾，有时被迫陷入“在施工进度和工人安危下挣扎求生”的困境；有时会说出“我永远不会配合警察办案抓外劳（外籍劳工）”之类的话。更多则是无可奈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恐惧。”“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变得怎样，也最好不要去想。”“一如现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林立青从未想过自己会写书出书，对每天和砖瓦泥墙打交道的他来说，这件事太过遥远了。

“读书读不好才去做工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网络上充斥着对做工的人的嘲讽和偏见。在大多数人眼中，最好的人生出路不外乎高考金榜题名、考上公务员，或是做企业家赚钱；而做工则是“底端的人”才会去做的事。连《商业周刊》这样的主流媒体也曾不无偏见地报道：“泥水工的周薪是10万块，比教授还多三倍”。

“根本不是这样的。”林立青气不过，和他们在网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吵到后来，他发现网络上的人对做工一无所知。“既然你不懂，我就写给你看，写到你懂。”他于是写工人如何同路边卖槟榔的姑娘搭讪（“亏槟榔”），写工地上去参加宫庙活动的年轻工人“八嘎囧”，写深受工人们喜爱、酒精浓度10%以上的药酒“保力达B”，写工地上不受人待见的拾荒者。为了“展现工人的真实状态”，他将一篇篇文章发到网上。其中流传颇广的是《做工的人》的开篇《工地“八嘎囧”时代》，专写那些爱去寺庙中跳祭祀舞的年轻工人，在别人眼中，他们不学无术、乏善可陈，林立青想为他们正名，“他们有信念和爱，代表一种可贵的青年亚文化”。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白天，他是工人师傅口中的“小林”，是位表情严肃的监工；夜晚，他变成“同情心没有泯灭的写作者”，把那些亲近的人、身边的事一一记录下来。

外籍劳工们薪酬低廉、待遇恶劣，被用背心后面的数字来称呼。户外的钢筋板模工常在烈日下负重切板，太阳底下晒过的钢筋和皮肤一接触，便起了水泡，晒伤、中暑是家常便饭。如遇大雨，做室外防水、洗石的师傅不得不在雨后收拾残局，抽水，与泥泞争斗。外墙砌砖的工人为了保证砖与砖之间水泥砂的黏性，需用水浇红砖，水流到人行道或水沟中，又被环保局开罚单。电焊工大多饱受眼疾的困扰，视力退化，金属烧熔时的废气会使肺部纤维化。水泥工因为长期和水泥、沙、喷固精接触，易患皮肤病。打墙工的手部肌肉关节损耗严重。还有举着广告牌推销楼盘的看板人，日薪最低五百台币（约合人民币107元），当天领工资还会扣掉一百，没有买水、上厕所的自由，大多是游民、身心障碍者、受伤的工人或年老体衰的人。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得知他在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有师傅会特地找来，对他说：“你快来问我，我全部都告诉你。”然后从35年前第一天上工工资只有300台币讲起，“我听了快十年了，他们讲得不亦乐乎”。有的师傅不善言谈，不知从哪里讲起，却希望被问到，有问必答。

书出版后，有师傅找到林立青，问他为什么不写他，为什么写得这么少。还有的师傅得知自己借钱的故事是用化名写的，不无惋惜地碎碎念：“要是用本名就好了，用本名大家就知道我活得很辛苦，就知道我已经尽力了，是因为世道生活不容易，我才变成这样的。”

有个师傅每年都会关心他什么时候结婚，帮他求姻缘签，听说他要写书，就去寺庙里求了一个“文曲签”：“你出书卖得太好，把我多年求的姻缘签的神力都用光了，所以要求文曲，才会卖更多、赚更多钱。”师傅忘记了，林立青其实是基督徒。

工人们的反应让林立青惊讶，也让他发现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多么不一样。“所以我只能用诚实的文字、诚实的主观才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你用太多虚假的客观，反而大家连看都不愿意看。”在他看来，文字和真实的力量恰恰就在这里——“有人的地方，文字就一定会有力量，它让我们重视，让我们聚焦，让我们看到应该要重新去理解、认识并且珍惜的情感、生命。”

《做工的人》繁体版书封

版本：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7年2月

2017年2月，这本以工地工人为主角的书一经问世，便引发台湾读者们的强烈反响。虽然只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处女作，却受到评论家纷纷盛赞，称他对工地工人的刻画“拓宽了台湾文学的向度……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作家顾玉玲评价其“破墙而出”，她期待这本书的出现和林立青的书写能打破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金石堂“十大影响力”好书、Openbook好书奖“美好生活书”……一个个颇具声望的奖项也纷至沓来。

第一次尝试写作的林立青从没想过这本书会引发讨论，更没想过会得奖，他甚至“有点白目”地跑去问出版社：为什么这些奖没有一个是有奖金的？有人邀请他上台领奖，他会在颁奖当天特地跑去买新衣服，但上台领奖时还是难掩尴尬，“会全身发毛”。

荣誉称赞之外，批评声不断。有人质疑他的写作立场，认为他身为监工，无法真正平视工人们，夸大了苦难的成分。林立青了解这些质疑，他坦言自己有能力上的局限，“我不会比铁工更懂铁工，也不会比水电工更懂水电工，我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极限”。他叹了口气，反问：“到底这样的文字应不应该写？能不能写？没有人可以回答。书写到底是要质疑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的角度，还是书写本身？”

《做工的人》全书以“我”串联，毫不避讳主观的介入。用书的序言作者、作家房慧真的话说，就是“他身在其中，也得分担那悲恨怨怒的一部分”——林立青想明白了：“与其为了保持客观中立、政治正确，不如诚实地把我的局限、我的视野、甚至我的偏见都直接掺在一起”。

“你说一支笔、一本书、一个人能改变社会到什么程度，我是觉得太难了。可能问题会被人知道，但是真说改变，我不觉得自己有那个能量。我更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台湾对于劳工阶级的观点，那不可能，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

唯一的改变可能是，《做工的人》出版后的翌年，一位铁工师傅出版了《做铁工的人》，他原来不敢写，怕没市场，现在敢了。

《做工的人》的扉页，林立青郑重写下一行字：“如有雷同，请哀矜而勿喜。”

这话来自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孟氏任命阳肤做典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回答说，在上位的人离开了正道，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你如能弄清他们的状况，就应当怜悯他们，而不要自鸣得意。

林立青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从这些故事中看到真相，即便得知了做工的人的苦衷，也不要高兴。因为，“这并不值得高兴，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高兴”。

我是农民工，我在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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