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扶苏的命运（身为秦始皇长子）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天下的返程途中病倒。车驾行至沙丘，秦始皇病情突然恶化，不治身亡，终年五十岁。始皇临终前留诏于长子扶苏，要他赶回咸阳主持葬礼。中车府令赵高扣留诏书，说动丞相李斯、秦始皇幼子胡亥，伪造遗诏，逼迫皇长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即位，建立起二世政权，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要想成功，最关键的有两个节点。

第一点是丞相李斯变节，李斯此刻作为政府掌舵人不仅没有揭发赵高，反而与其结盟助其瞒天过海，使赵高的大胆阴谋有了朝臣系统的背书，获得了施行可能。

第二点无疑就是扶苏自杀，扶苏的自杀使得事情没有挽回余地，赵高、李斯、胡亥再无后顾之忧，蒙恬、蒙毅回天乏术别无选择，此后秦帝国像踩上失控的巨轮飞速滑向深渊，皇族系统、朝臣系统、内廷系统展开三轮残酷大逃杀，中央政府完全崩盘，最终同归于尽。

扶苏，身为秦始皇长子，拥有名正言顺的第一继承权，拥有朝野内外的声望，军事上有大将蒙恬拥戴，政治上有核心中枢蒙毅支持，身边还有30万帝国最精锐的大军，看上去一手好牌。

最重要的是，时间在他这一边。赵高等人此时正拖着始皇遗体和满车鲍鱼到处绕圈，惴惴不安地等待。只要时间一长，始皇已死的消息必然隐瞒不住。蒙恬就看出了事情的关键，力劝扶苏请求面见始皇复核，确认之后再死不迟。

然而，面对一纸赐死令，扶苏只说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毫不犹豫地自杀了，毫无留恋地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赵高等人都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闻讯大喜，得来全不费功夫。

扶苏自杀，是一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历史都将转向另一个方向。千百年来，后世很多人认为扶苏的行为不可理解。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崩溃灭亡。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陈胜吴广在起兵时，除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响亮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一项标志性的、然而却常常被忽略的举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目的是为了“从民欲也”，即顺从民望。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项燕是楚国大将，项羽祖父，在反抗秦军兵败后自杀。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故地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为什么会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表面上看，这两个人明明应该是对立方。

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在著作《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中提出一个大胆推测，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这个推测从逻辑上确实说得通。

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王室曾世代通婚，建立起了久远而牢固的联盟关系。从北宋年间出土的《诅楚文》可知，从秦穆公和楚成王到秦惠文王和楚怀王，秦楚两国间有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时间超过三百年。从秦昭王母亲宣太后起，楚系外戚也曾长期在秦国政坛树大根深、影响深远。

根据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中的考证，从扶苏很可能存在的楚系外戚背景入手，也许可以为解释扶苏为何自杀、秦始皇为何没有皇后等一系列谜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楚系外戚的关键人物：华阳太后

我们常说，自秦孝公起用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最终一统天下，实际这六位国君中主要起作用的只有三位，即秦惠文王（在位27年）、秦昭王（在位56年，终年75岁，熬死六国15个王）和秦始皇（在位37年），另外三位在位时间都很短，即秦武王（在位3年）、秦始皇祖父秦孝文王（在位3天）、秦始皇父亲秦庄襄王（在位3年）。

秦昭王赢稷在位时间最长，可以说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正是在秦昭王在位期间，以其母亲宣太后为首，楚系外戚在秦国政坛权倾朝野，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秦始皇前期。宣太后是一位“秦国武则天”式的人物（《芈月传》讲的就是她），她还有两个弟弟，其中同母异父长弟叫魏冉，后来封为穰侯；同父异母的幼弟叫芈戎，后来封为华阳君，秦始皇的养祖母华阳夫人，就是他的孙女。

魏冉身为楚国公子，在秦昭王在位期间一共五次出任秦国丞相，在丞相任上当政25年之久，成为秦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丞相。他推荐并任用大将白起，逐一击败各国，在争取统一天下的主导权过程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宣太后当政以后，芈戎也曾出任丞相，成为楚系外戚的另一位头面人物。芈戎、魏冉与宣太后三姐弟，成为长期主宰秦国政坛的三巨头，被称为“三贵”。

华阳夫人是华阳君芈戎的孙女，是宣太后为安国君（即孝文王）选定的正妻，安国君正是受益于华阳夫人背后的楚系外戚势力才得以成为王位继承人。华阳夫人与安国君无子，这才为吕不韦的一番政治操作提供了空间。下面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吕不韦通过一系列大笔投资和顶级公关，成功说服华阳夫人将远在邯郸为质的秦始皇父亲子异收为养子，由此使完全没有继位优势的子异成功成为王太子继承人，子异甚至改字为“子楚”。

从秦昭王开始，楚系外戚势力已经决定了秦国三代国君的归属，影响力不可谓不强大。除此之外，以秦国成例而言，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太后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选定王后呢？一般而言，太后为子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出生国的娘家。

那么问题来了，谁为秦王嬴政选定王后？即使秦始皇没有立皇后，但他做了26年的秦王，必定有王后。参考秦国成例来看，秦惠文王19岁即位，22岁行冠礼成人亲政，23岁大婚立后，这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秦王政九年，嬴政也是22岁行冠礼，由此看来，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23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

根据李开元先生的考证，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秦王政七年，嬴政20岁时，夏太后过世。秦王政九年，嬴政22岁，帝太后赵姬因“嫪毐之乱”被驱逐出京，迁徙到雍城，从此丧失了对秦国政局和嬴政的影响力。到了秦王政十年，嬴政23岁，这时唯一能够为他选定王后的人无疑就是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楚国人，她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系的夫人。

由此看来，秦王嬴政的正妻很可能是楚夫人，长子扶苏可能是楚夫人的儿子。扶苏不仅是嫡长子，身后更有以华阳太后为首的强大楚系外戚势力支持，在他人生的前半段，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可以说板上钉钉。

然而，是什么事件导致扶苏的命运发生转折，又是什么缘故致使嬴政王后消失且迟迟不立太子？这就牵涉到楚系外戚势力另一位重要人物，昌平君。

昌平君叛秦：从秦国丞相到末代楚王

秦王政九年发生嫪毐之乱，嬴政下令镇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由此来看，昌平君和昌文君应当是地位仅次于吕不韦、居于秦国政权中枢的重量级大臣，是全力辅佐嬴政亲政的权势人物。

吕不韦我们当然知道，他此时担任相国，是秦国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那么昌平君和昌文君是谁？

秦国官方史书没有明确交代。司马迁写《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是以秦国官方史书《秦纪》为参考，因此《史记》中也没有交代。幸运的是，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提供了有关昌平君身世的线索。《史记索隐》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攻毐令”条下说：“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

由此我们得知，昌平君是楚国公子，曾担任过秦国丞相。

《史记索隐》在为《春申君列传》作的注解中，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

嫪毐之乱这一年，以秦国年历计数，是秦王政九年；以楚国年历计数，是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这一年，楚国也有大事发生，第四十一代楚王考烈王熊元去世，儿子熊悍即位，成为第四十二代楚王，史称楚幽王。

也就是说，昌平君是此时楚国新任国君熊悍的庶兄。然而他此时不在楚国，却在秦国为嬴政亲政而领兵平叛，甚至当了秦国丞相。这是为何？

事情要从上一任楚王熊元说起。在嫪毐之乱发生的34年前，公元前272年，即秦昭王35年，秦国与楚国和好，身为楚国王太子的熊元到秦国做质子，一住就是十年。按照战国惯例，在外为质的公子通常会在当地娶妻生子，如秦始皇父亲子异在赵国首都邯郸娶赵姬生嬴政。而昌平君，或许还有昌文君，很可能就是熊元在秦国娶秦妻所生的儿子。按照当时两国关系和熊元身份，他在秦国娶的妻子还很可能是秦国公主。

由此，昌平君很可能是在秦国出生的楚国公子。由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可以了解到，秦国法律明确规定，秦国女性与外国男性所生的子女，其法律地位是秦国人。他在秦国的生活不仅没有顾忌，还很可能是秦国王室宗亲，更是华阳太后的近亲。嬴政13岁即位时，昌平君26岁，在华阳太后的影响力下，昌平君出任辅政大臣之一是不难想象的事。他的身份，非常类似于秦昭王时期的魏冉。

秦王政九年嫪毐之乱过后，秦王政十年，吕不韦被罢相，贬斥出京，后自杀。吕不韦罢相后谁来接任？史书又没有交代。从秦王政十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一统天下，这中间是谁担任秦国丞相，秦国史书留下了空白。

幸而新的出土文物为这段空白作了注解。1982年，一批废铜烂铁从河北蓟县运到天津，将被回炉销熔。天津市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从这批废品中发现一件残破的铜戈，上书三行铭文：

十七年，丞相启、状

造，郃阳

嘉，丞兼，库隼（有月字旁），工邪

这是一件典型的秦国铜戈，上面记有秦国兵器制造责任管理体系。秦国类似有铭文的兵器，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丞相，是监督该兵器制造的最高责任者，“启”和“状”，是两位出任丞相的人的名字。

秦国铜戈

据李开元先生考证，秦武王二年才设丞相，在秦武王至秦王子婴的103年间共7位秦王，在位超过17年的只有秦昭王和秦始皇。而秦昭王17年时，以魏冉为相国。因此“丞相启、状”只能是秦王政十七年时出任丞相的两位人物。

其后，在秦王政二十六年的“始皇诏铜方升”中，记载“乃诏丞相状、绾”。这里的丞相状为隗状，丞相绾为王绾，他们的姓名是见于史书的。由此可见，“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中的“丞相状”和二十六年“始皇诏铜方升”中的“丞相状”应是同一个人，就是隗状。

已知昌平君为楚国公子，熊姓，曾任秦国丞相；又知“丞相启”为秦国丞相，姓氏不明。结合秦王政十七年这个时间来看，这两个人物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即此时的秦国丞相就是昌平君，他的名字应为“熊启”。

秦国丞相通常任期较长。如果昌平君从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起接任秦国丞相，一直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的秦王政二十一年被迁徙到郢陈，那就意味着他以平叛功臣的身份出任秦国丞相十一年之久，辅佐秦王统一天下，先后攻灭韩国（十七年）、赵国（十九年）和燕国（二十一年），可谓功高位重，权倾一时。

昌平君的身份虽然与魏冉类似，但却有两个致命的不同：第一，嬴政的母亲不是楚国人，他对楚系外戚没有血缘上的感情；第二，时代环境变了，此时嬴政正在开足马力一统天下，当秦军攻向楚国，昌平君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选择？是背叛君主还是背叛祖国？

秦王政二十二年，昌平君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年，嬴政派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打楚国，结果遭遇秦国历史上罕见的惨败。此时的昌平君正在郢陈。那么问题来了，李信为何会大败？

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和田余庆先生的研究，秦王政二十二年，正当李信和蒙武所率秦军在郢陈南部和东南部大败楚军，准备乘胜进攻楚国首都寿春、一举攻灭楚国的时候，身在郢陈的昌平君起兵反秦，攻占了郢陈，切断了李信军后路，使攻楚的秦军陷于前后受敌的苦境。于是，李信军不得不停止攻楚，回师进攻郢陈，结果被楚军腹背夹击，大败而归。

昌平君郢陈起兵，导致李信军攻楚失败。

秦王政二十三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荆”就是楚，因嬴政父亲字为子楚，秦国史官避讳，称楚为荆）

此时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再次攻楚，攻克楚国首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坚守郢陈的昌平君得到消息，回到楚国，在大将项燕拥立下继承楚国王位，领导楚国军民继续抗秦卫楚，成为最后一代楚王。

秦王政二十四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项燕兵败自杀，是在淮北蕲县（今安徽蕲县），也就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地方。王翦攻克楚国首都寿春以后，主力移师北上。楚王熊启（昌平君）与项燕退守淮北，在蕲县与王翦军决战。决战的结果，楚军战败，楚王熊启战死，大将项燕自杀，楚国灭亡。

长期以来，嬴政及其父亲子异都曾受制于楚系外戚势力的影响。秦王政十七年，嬴政30岁，华阳太后去世；秦王政二十一年，嬴政34岁，昌平君被放逐出京。秦王政二十三年，昌平君反秦、立为楚王。可以说，嬴政对于长期控制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势力的反感和反抗，形成于他独特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在华阳太后死后开始显现，在昌平君反秦后定形。

在秦国灭楚的关键时刻，曾任秦国丞相的昌平君为楚叛秦，给秦军带来惨重损失，最后以末代楚王的身份战死沙场。这给嬴政带来的震怒可想而知。因此，嬴政有充分的理由对秦国朝廷内外展开楚系势力大清洗，也许他的王后，以及昌平君的丞相经历，都就此消失于秦国官方记载。

如果从秦王政十年嬴政大婚开始算起，到秦王政二十三年昌平君反秦，此时的扶苏大概十二三岁的年纪。他从万众瞩目的嫡长子一夜之间沦为风暴中心的惊弓之鸟，华阳太后不在了，母后不在了，昌平君也不在了。他身上的一半楚国血统原本是巨大的权力加持，此时却变成无比沉重的枷锁，让他不得不承受父王的暴怒。

从后来的情况看，嬴政并没有真正放弃扶苏。嬴政有20多个子女，始终只有扶苏有参政记载。然而，纵使嬴政没有迁怒于扶苏，扶苏对自己和父王的信心却已不可避免受到巨大冲击。

这就意味着，在扶苏心里，自己被父王赐死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他亲眼目睹母后被赐死、一众楚系外戚被清洗，在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迟早会轮到他的。而嬴政也并不知道扶苏内心的崩塌，正所谓“子不知父、父不知子”。这就为日后扶苏和秦帝国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始皇的选择：太子册立与遗诏真伪

秦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很早就已经确立。在位的秦王，正式册立王太子，王太子的继承人也预先确立。秦王去世，太子即位，太子继承人成为王太子，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在制度上保证了秦国政权的长期稳定。

以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为例，他还在位时，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嬴柱就被册立为王太子，同时，秦始皇的父亲嬴异被确立为王太子继承人。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嬴柱即位，嬴柱去世，嬴异即位。尽管有种种不测和意外，比如安国君即位三天就死去，嬴异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但都没有出现继承人的纷争。

因此，秦始皇没有立太子一事，不但在政治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是一件不合秦国制度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异常。正是迟迟不立太子，导致秦始皇猝然崩逝之后权力交接出现巨大真空，给赵高等人的趁虚而入提供机会，种下了亡秦的祸根。

那么在秦国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继位之争呢？有，秦昭王的上位就是。

秦武王嬴荡喜好武力竞技，举鼎而死，年仅23岁，去世突然且膝下无子。围绕王位争夺，秦国宫廷爆发了一场为时长久的政治动乱，史称“季君之乱”。以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集团拥立公子壮（号为季君）为秦王，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拥立赢稷为秦王，秦国政局陷入大混乱。

这场王位继承之争是如何解决的？关键人物是魏冉。魏冉的父亲是魏国王族，母亲是楚国王族，他同时拥有魏楚双方的背景，且身居高位手握重兵，他站哪一边具有决定性意义。最终，魏冉决定支持楚系，与姐姐宣太后联手拥立赢稷继位。魏冉亲自出任将军，统领军队控制了首都咸阳，诛灭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新婚的魏夫人被遣送回国。在魏冉的一手主持下，秦昭王赢稷即位，秦国政局安定下来，秦国由此进入长期稳定、繁荣强盛的扩张时代。

由此可见，秦昭王的王位之争最终依靠太后和将军等外戚势力平定下来。问题是，到秦始皇时，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秦国内部的外戚势力也基本被一扫而空，华阳太后、夏太后已死，帝太后赵姬早已失势，根本无人能主持局面。

秦始皇后期没有皇后、没有太后、没有外戚、没有太子，除扶苏以外的皇子无权无势，皇族势力缺位，秦始皇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真正的“孤家寡人”。所以，一旦秦始皇崩逝，扶苏自尽，再无人捍卫秦国王族，皇位之争变成了内廷官员和外廷官员的火并，轻而易举就把皇族屠戮殆尽，嬴秦帝国的崩塌也就在所难免。

这也就是扶苏的老师、儒家博士淳于越提议分封的原因所在。不幸的是，淳于越的预言全部成为事实。而汉朝在全面继承秦制的同时，改为郡县分封并行，终中国两千多年王朝时代都没有真正废除。诸王的存在对于王朝既是威胁也是守护，这实在是个死结。

如果以魏冉做参照，秦始皇死后最有可能力挽狂澜的是蒙恬。当时，上郡是秦国首都的北部防区，北部军不仅抗击匈奴，还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如果扶苏没有自杀，蒙恬发现始皇已死赵高矫诏，有没有可能像魏冉一样率军控制首都咸阳，拥立扶苏继位呢？

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秦始皇派扶苏去上郡监军，真的是流放吗？

秦始皇迟迟不立太子，也许是对扶苏的楚系背景始终心有顾虑，不愿看到楚系势力卷土重来；也许是秦始皇晚年与扶苏发生多次政见上的冲突，最终使他对扶苏警告一次；也许是秦始皇确实动摇过对王位继承人的选择，想再观察观察，比如在最后一次巡游时带上胡亥。

但秦始皇与扶苏的关系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秦始皇虽然未立扶苏为太子，但也并未限制他培育势力。扶苏是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内有秦始皇身边机要重臣蒙毅的支持，外有大将兼首都地区军政长官蒙恬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始皇与扶苏虽有口角，但没有剪除他的羽翼，相反把他派到离首都不远的蒙恬身边，既是警告也是保护，更是给他熟悉军队、获取秦国极为看重的军功的机会。

第二，秦始皇与扶苏的冲突并非所谓儒法根本理念冲突。秦始皇坑杀的是术士而非儒生，从现有材料中没有看出秦始皇有反儒实锤，相反，秦始皇在秦廷特意设立70名儒学博士名额，令其传授儒家学业。譬如汉初独授《尚书》的伏生，就曾经是秦廷的博士。叔孙通原也在秦廷任职，率“儒生弟子百余人”归汉以后，刘邦也拜他为博士，重又出任了前朝的旧职。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原本就并非泾渭分明，秦始皇也知道，在讲礼制方面，儒生是“百家弗能易”的最佳人选。并且，扶苏的老师淳于越就是大儒，这一任职必定是经过秦始皇首肯的。他让扶苏师从儒家，未必不是出于安定天下的长远考量。

第三，秦始皇临终前究竟是否传位于扶苏。近些年不少人对此有所质疑，质疑的角度包括：沙丘之谋既然是密谋，太史公如何得知？新出土的《赵政书》和秦二世诏书称“朕承遗诏”，是否说明秦始皇原本就传位于胡亥？

问题的回答可以简单概括为：沙丘之谋的具体内容见于《李斯列传》，明显是站在李斯立场所写，很可能出于赵高与李斯因分赃不均闹崩后，李斯对家人或门客的抱怨，或者是他下狱后的控诉和申辩，总之，不管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信息均出自当事人李斯。

至于《赵政书》，内文存在多处纰漏，很可能是六国贵族出于教化目的所写，且其中部分语句与《史记》在《蒙恬列传》和《李斯列传》中的记载有雷同，作者很可能与司马迁参考过同一份材料。至于秦二世自称“朕奉遗诏”，这个更不能当作证据，因为历代得位不正的君王都是这么说的，这只是个套路。

重要的是，我们来看看离秦朝很近的西汉初年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当刘邦想要“以赵王如意易太子”时，叔孙通劝谏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

《史记》中西汉初年的多处材料表明，赵高背弃秦始皇旨意而阴谋诈立胡亥，是西汉开国诸臣和高祖刘邦所共同认知的秦二世继位史实。叔孙通更是本来就供职于秦廷的儒学博士，亲见亲闻胡亥登基即位的情景，应更有值得信赖的依据。

赵高、李斯等矫诏诈立胡亥，不是司马迁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司马迁在包括《赵政书》的多种材料中所做的甄选，乃是当时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实。汉初看秦朝，正如建国之初的人们看民国一样，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过接触、甚至亲见耳闻，很难说他们与事实的距离比两千年后的我们更远。

然而，正如李开元先生所说，历史上关于遗诏的问题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在历史学看来，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

在秦末的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这份遗诏导致了长子扶苏自杀，幼子胡亥即位，最终埋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祸根。

扶苏自杀：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如果说“灭秦三人组”赵高、李斯、胡亥的沙丘之谋还停留在“谋”的阶段，那么扶苏自杀真正推倒了秦帝国垮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上文已提到，蒙恬作为大军统帅兼首都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原本是最有可能力挽狂澜的人；而蒙毅恰巧被始皇派出去替他向山川祈福，因此在始皇临终的最关键时刻蒙毅不在场，这就为赵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蒙毅是随时可能回来戳穿他们的。如果蒙氏兄弟联手皇长子扶苏，这个组合既有继承权又有军政大权，力量绝对比弱势皇子胡亥 没有军权的李斯 没有声望的赵高的组合强大得多。

然而扶苏并没有给他们机会。也许扶苏不知始皇已死，真心认为自己被父皇赐死是早晚的事；也许扶苏猜到始皇不测，不愿引发帝国内乱。总之，在这个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他连等待都拒绝了，毫不犹豫拔剑自刎，决绝得不可思议。

扶苏死后，蒙氏兄弟先后难逃一死，从此开启了大逃杀版的魔鬼节奏。扶苏之死打破了秦帝国皇族系统、内廷系统和朝臣系统的平衡，三者之间上演三轮火并后同归于尽，秦中央政府土崩瓦解，再也无力抵御外部潮水般的冲击，只能献玺投降。

第一轮：内廷 朝臣VS皇族，皇族被灭

赵高和李斯联手赐死皇长子扶苏后，嬴氏皇族再无强势皇子，只能任人宰割。赵高唆使弱势皇子胡亥屠尽自己兄弟姐妹，将秦公子十二人戮死于咸阳，公主十人矺死于杜县，财产一律没收，亲近多被株连。戮死，即杀死后陈尸受辱。矺死，即分裂肢体而杀之。血腥残忍闻所未闻，恐怕千古一帝秦始皇不会想到，自己的子女会成为中国王朝史上最惨皇族。

如今在始皇帝陵封土东大约一里远处，有一村落叫做上焦村，在村外树林间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东向西，南北纵列，面向始皇帝陵展开。其中有八座墓葬已经发掘，在陪葬品中，考古学者发现了皇室用品。八座墓中，出土七具尸骨，五男二女中，六人身首四肢分离，显然是被酷刑肢解而死，一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是被屠杀的秦公子公主之墓。

第十八号墓只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考古学家推测这很可能是扶苏的衣冠冢。千年往事，引人唏嘘。

第二轮：内廷VS朝臣，朝臣系统灭

蒙恬蒙毅死后，朝臣系统实力本已大打折扣。就在秦帝国已然朝内无人的情况下，秦末之乱已遍地狼烟，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几个月内六国纷纷复国。

是陈胜吴广推翻了秦帝国吗？显然不是，陈胜吴广起义军只有几百人，秦末之乱进展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在于，刚建立短短12年的秦帝国根本还没捂热山东六国，统治主要依靠与六国地头蛇合作，六国贵族实力保存还很完整，有人振臂一呼立刻趁乱复国。

天下大乱，显然是朝臣系统失职，因此他们报喜不报忧，想方设法在二世面前隐瞒，而胡亥最终得知时甚至将报信者下狱，进一步鼓励朝臣谎报军情。一番瞎操作后，等回过神来周文军队已经打到了函谷关。这时内廷系统推出少府章邯，率骊山四十万邢徒东出函谷关击败周文军，除项梁部以外，六国复国起义军基本都已被镇压。

内廷系统由此对朝臣系统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赵高等人进一步将李斯冯去疾冯劫等全部清洗，又玩了一套指鹿为马的把戏，逼中下层官员站队，继续一轮接一轮的清洗。至此，秦帝国朝臣系统基本覆灭。

第三轮：内廷系统内讧，团灭

在朝臣系统覆灭后，内廷集团终于大权独揽。本来章邯领兵反击形势一片大好，没想到又遇上了火速崛起的项羽，王离率三十万北部军终于赶到，虎狼之师却莫名其妙突然战五渣，在巨鹿之战中被全歼。

在章邯领兵对峙的半年时间中，赵高和章邯继续内讧，最终章邯索性投降项羽。

这时秦帝国手中的牌已经打光，刘邦军已逼近关中。赵高心知大势已去，回过头派弟弟郎中令赵成和女婿咸阳令阎乐领军攻入望夷宫中，逼迫二世自杀。以为再无敌手的赵高，又猝不及防被子婴截杀。

至此，内斗成一团乱麻的秦帝国中央政府，“沙丘之谋”的所有发动者、参与者、受害者和受益者，通通随着大厦将倾的秦帝国一起覆灭。

这时的子婴无人可用、无兵可用，别无选择，连退守关中、改称秦王都做不到了。子婴仅做了46天秦王，在刘邦军进入关中后身着丧服献上玉玺和兵符，亲自至刘邦军前投降。一个多月后，项羽也率大军到达关中，入咸阳城后杀子婴，火烧咸阳宫。秦亡。

历史的如果：刘据的另一种选择

面对一纸赐死令，很多人认为扶苏太傻。人们常进行设想，如果扶苏没有坐以待毙就地自杀，而是联合蒙恬起兵反抗，大秦帝国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在沙丘之谋过了119年之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汉武帝太子刘据就做了另一种选择。

汉武帝晚年多病多疑，江充声称武帝之病是因有人暗埋小木人诅咒。武帝信以为真，就派江充专门治理巫蛊之狱。江充在长安城内到处抓人，后来又入宫搜查，把皇后和太子宫殿挖得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江充诬告称，太子宫中挖出的木人特别多，并且附有谋逆帛书。

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中养病，太子曾数次请见父皇都被内侍苏文拒绝。太子又气又怕，去找太子少傅石徳商量对策。石徳担心追究起来自己也难逃干系，就怂恿太子起兵捉拿江充，并劝道，“皇上在甘泉宫养病，生死未卜，奸臣如此凶狠狡猾，秦公子扶苏的教训，怎能不吸取！”

扶苏的遭遇在西汉常被提起，一直都被用来提醒引以为戒。太子一开始继续想前往甘泉宫找父皇分辩，但被江充缠住无法脱身，万般无奈之下决定铤而走险，派人假扮成武帝使者前去捉拿江充。太子痛骂江充离间他们父子，亲自监斩杀了江充。

苏文等逃回甘泉宫向武帝报告太子谋反，武帝起初不相信，派遣身边内侍去召唤太子前来问话。没想到，这名内侍害怕被太子杀害，直接在外面晃了一圈就回来告诉武帝：“太子真造反了！他还要杀我，我只好逃回来。”于是汉武帝勃然大怒，亲自主持平叛。太子兵败逃亡，卫皇后自杀，武帝下令追杀太子。

此时，壶关三老令狐茂冒死上书武帝，认为“太子受到江充迫害却不能与父皇沟通，忍无可忍才起兵杀江充，兵败逃亡；子盗父兵，以求自免，并无其他邪恶之心。”汉武帝此时已经清醒，但举棋不定没有立刻收回成命。

太子刘据藏身于一户农家，被追捕官兵发现，刘据自认无处可逃，关紧房门自缢身亡。

遗憾的是，刘据虽然选择起兵反抗，结局却与扶苏并无不同。

与扶苏相比，刘据的前半生相对顺利，他是武帝29岁时才好不容易获得的长子，7岁即被立为太子。

痛失爱子后，汉武帝追悔莫及，诛灭江充全族，在太子兵败的长安修建“思子宫”，在太子逃亡自尽的湖县盖起“归来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

此外，武帝痛定思痛，停止连年征伐，将政策重点转移到重视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负担、恢复民力上来；临终前顾托得当，下诏立幼子刘弗陵为皇太子，任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为辅政大臣。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也许扶苏从头到尾都是清醒的，父赐子死，子确实不得不死。然而大秦帝国，就这样在权力继承混乱引发内讧的偶然性和外部多种矛盾激化的必然性中，短短15年便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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