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抗日英雄人物(1939年河南许昌三星舞台)
话说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1939年,时至华夏儿郎抗击日寇惨烈之际。却不想,在河南许昌竟发生一桩令人愤慨之惨案。究竟此案如何一个来龙去脉,且听“大狮”娓娓道来。
彼时,许昌洋街中段路北有一家“三星舞台”,其前身为“华顺舞台”,东家原是家住奎楼街的财主王相臣,后因经营不善,只得低价转让给李喜胜、陈栓、王略三人,更名为“三星舞台”。
李、陈、王三人也不是经商的材料,买卖打着“舞台”的幌子,干的却是传统戏曲的营生,偶尔偷偷演几场被国民政府严令禁止的“粉戏”,却依旧难以支撑舞台的开销。以至于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舞台内外充满破败气象。房顶损坏也舍不得用瓦,仅用草席遮蔽日头。赶上雨天,乐子大了,外面下小雨,屋里下大雨,看戏的只得到外面避雨去。您说,这样的买卖干着还有啥意思?
可偏偏三位东家信心百倍,坚定地认为只要熬过了苦日子,买卖就会火起来。桌椅不是坏了么,好办,拿砖头垫着照样能用;茶碗茶壶虽然缺把少嘴,不影响喝茶不就是得了么。观众到这里是看戏来的,不是摆谱穷讲究来的。凑合着吧,一切都能凑合着吧,只要房子塌不了,买卖总有一天会变好!您瞧,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你还别说,三位东家经过一番重新布置,三星舞台还真就有了那么一点儿大买卖的意思了。他们把座位分成四等,左面若干排是“免费席”,专门接待在后方疗养的伤兵;右面三排为“卖票席”,接待普通的观众;中间三排为“贵宾席”,专门接待有头有脸的爷们儿;最后面一排是“弹压席”,留给那些白看戏不花钱,但可以帮助东家维持舞台秩序的社会闲杂人员专用。
经由这么一折腾,您猜怎么着?买卖一下就变好了。但是,麻烦也不请自来了。
说话间,到了开头所说的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的一天,三星舞台上演经典剧目《追韩信》,登台献艺的两位“老板”,一位是名冠许昌的辛丽君,一位是女武生李少峰。由于这二位都是“角儿”,爱看戏的爷们儿自然要去捧场。这一天,所有的坐票都卖不出不说,还临时加了一百多号站票,就差跟说相声地说的“卖挂票”了。
诸多看客当中,有个国军排长,提前派人知会了三星舞台的三位东家,必须给他留下座位若干,他的老父亲要来捧场,能哄得老太爷开心,往后多多来关照。可要是有谁敢让老太爷一阵子不顺心,他就让谁一辈子不顺心。听听,多恶啊?没辙,光棍不斗势力,谁让人家腰里面别着“撸子”(手枪)呢。不听话,能成么?
开演前,该排长陪着老太爷在舞台对面的羊肉馆吃了一桌羊肉席。吃饱喝足,一家老小十几口子,外带四个耀武扬威的马弁,簇拥着老太爷进到了场子里。
座位早就预备好了,老太爷坐的那张椅子跟别人坐的椅子可不一样,那是一张红木打造的圈椅,铺着软垫子,摆在当中间儿最显眼的位置,显得那么的高贵,那么的不可一世。
老太爷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三星舞台的三位东家赶紧像服侍自己的亲爸爸那样,忙前忙后地伺候着,生怕一个不周到,让老太爷挑了眼。那样的话,三星舞台的买卖也就甭想开张了。
如此不一样的待遇,让左面伤兵席的伤兵们不高兴了,立时污言秽语地吵嚷起来,有几个伤兵故意堵在老太爷坐的那张椅子的前面,手舞足蹈,嗷嗷乱叫,摆明了不拿老太爷当人物看待。
这一下,可算是得罪了那位排长了。他那四个随行的马弁,同时拽出系着红色流苏、配备20发子弹的“大肚匣子”,威胁伤兵赶紧滚开,不然就别怪他们不客气!
伤兵人多势众,又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的大阵仗都见过了,岂会怕你四个小小的马弁。他们虽然手里没枪,但谁也不惧,越发地不甘示弱,有个领头的伤兵叫嚣:“老子在前方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摆谱,耍什么狗熊威风!老子的热肚皮敢对你们的冷枪管子,你有本事,就一枪崩了老子!”
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当儿,排长的儿子“不长眼”地跳了出来,指着那个领头闹事的伤兵的鼻子尖儿,嚣张地说:“好你个贼丘八,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管你爸爸是谁!”领头的伤兵一把抄起板桌上的茶壶,朝着排长儿子的脑袋砸了过去。
“啪”一声,茶壶崩裂,碎瓷乱飞,老太爷的身上溅满了碎茶叶,排长的左眼皮也被碎瓷割伤。最惨的是那个“不长眼”的儿子,挨了一茶壶之后,先是惨叫了一声,紧跟着捂着流血不止的脑袋哇哇大哭起来。
老话说得好,打狗要看主人,何况打得不是狗,是排长的宝贝儿子,这还了得!刹那间,场内大乱,杯碟茶壶乱天飞。“弹压席”上的“江湖好汉”一见势头不妙,先行来了个风紧——扯呼。
不多时,三星舞台外面来了一辆铁甲车和一辆吉普车,荷枪实弹的军警冲进混乱的场子,强行将双方分开,并及时将排长父子送往西关一家美国人开设的医院治疗。
此事,很快传到了师团部。师长是那个受伤排长在黄埔军校时的同窗,两人还是拜把子的兄弟。盟弟受伤,身为盟兄的不能坐视不理。于是,策划报复行动,要帮盟弟出了这口恶气!
事后第三天的晚上,伤兵们照旧来三星舞台看“白戏”(免费看戏的意思)。而进行报复的军队早就在洋街南北两端的隐蔽处架设了机枪,布置了兵力。师长有令:见伤兵就打,不必顾及同袍情义。出了什么事情,由他一人负责。
晚上八点左右,伤兵们从三星舞台出来后,刚走出没多远,突然枪声大作。伤兵们具备战场经验,立时明白遭遇到伏击,赶紧往三星舞台里面跑。但人的双腿哪能快得过子弹,想要回头,为时已晚,只得四散奔逃。
枪声响了一个多钟头才终于停下,究竟打死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详细数字。事后据目击者称,仅南顺河街大沟,里面堆积的死尸就有50多具。整条洋街上,到处是死尸,有伤兵也有平民,来不及清点,就被运走了。
事发后,霸陵桥伤兵医院的院长就此事电告武汉行辕公署,与当时的许昌专员胡伯翰及县长刘焕东。随后,武汉行辕公署派来专员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均无结果。
为了了结此事,胡伯翰与一众军界大佬,与伤兵医院、军队师部周旋说合,并在寇家巷的“万福楼”设宴,请双方的头头碰杯。冤家宜解不宜结,此事就此作罢。
可怜那些伤兵,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却丧命于同袍之手,只能说是时也、命也、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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