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无为之治(无为之治一朝盛世)
春秋战国时期,七国战乱纷争,后秦统一天下,再到秦亡,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前后历时近300年。此300年间,社会动荡,局势混乱,民间百姓深受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压迫,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权的更替必然是多年战争所致,而有战争就会导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打天下易而守天下难,汉高祖刘邦过世后,朝廷为推翻“诸吕之乱”又进行了一轮暴动,而此时已岌岌可危的江山如天崩一样压到了西汉第五代皇帝-刘恒的身上。
诸吕之乱
汉文帝是刘邦的嫔妃薄姬所出,乃刘邦的第四个儿子。虽是庶出之身,但是刘恒从小就生活在母亲薄姬身边,得母亲谆谆教诲。之前提到过薄姬,是一个性情寡淡,低调且聪慧的女子,刘恒平顺谦和的性格也是完全继承了母亲。继位之后,汉文帝刘恒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下诏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后汉文帝根据群臣建议,册立嫡子刘启刘太子,刘启便是后来的汉景帝,景帝的性格虽然不如文帝那般温厚,但也是一个爱憎分明,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为了恢复民间耕作,巩固国力,父子两代人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史上俗称“文景之治”,是几百年君主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
政治上:无为而治,皇室顺从民意,进行了改革,与民休养生息。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另一种种角度看,却透露出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
修改刑法: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军事上:
对内:强化皇族军权。汉文帝深知自己在朝廷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贵族势力庞大。于是他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虽分权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是景帝初年还是发生了“七国之乱”,但诸侯实力已经分散,后经镇压,所有军权被景帝收回,实行了“中央集权制”。
对外:安定边疆为主要目的。但是文帝已经显现出对匈奴的“我们不想靠和亲维护和平的态度”。但是受制于国力、统治思想和马匹、武器等具体物质基础,文景时期对待匈奴的入侵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经济上:以减轻苛捐杂税,鼓励农耕生产为目的。粮食的生产量上去了,朝廷鼓励富商购买农家的粮食,维持粮米的高收购价,随后富商用粮买官,而粮草用于国家边防的军队守备。保障农民收入,富商家族发展,以及充裕国库可谓一举三得。
提倡节俭,文帝生活作风朴实,从上到下讲究节约,他在位期间,基本上没有修过什么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朝。做皇帝的以身效行,朝廷百官,黎民百姓自然也就跟风了,所谓上行下效无非也就是这样了吧。
无为之治
就这样,汉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到达了空前的强盛。无为而治,与民生息大力重农,积蓄国力,经过爷爷和爸爸的积攒,已经给我们千古一帝汉武帝留下了足够挥霍的家底,汉武帝才可以真正的放开手脚,去跟之前提到的骚扰边疆的匈奴打一场硬仗。汉武帝也是一个人才,他携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三破匈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敌人的牛羊全部抢光了。农耕的稻米半年就能长一次,而牛羊没了对游牧民族是很大的打击,半年长不出那么多牛和羊。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的支持,才能胸有成竹的去应付外敌,古往今来,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出过错。
三破匈奴
所谓的“无为之治”,并不是真正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放任野蛮生长,西汉的这种无为正是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一切以群众为中心,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的劳动和利益。真正做到了“民强”才能“国强”,一朝繁荣之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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