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早期文明的四个重要发祥地（扫盲运动）

1949年12月23日－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开展扫盲运动就是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落实。

扫盲形势：刻不容缓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有300多户人家，全村仅有9个人识字，找了其中7个人做记账员，由于识字不多，连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结果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最后成了一笔糊涂账。

无独有偶。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进县城参加大会。到了县城，看见有个人从拎着几根麻花走过来，便上前打听“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就顺着手指的方向去了。

走着走着，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一些人进进出出，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径直往里走。 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的？！”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

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事件。

1949年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一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真实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扫盲运动：轰轰烈烈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各类学习组织应运而生，例如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学习内容也是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文提到的高家柳沟首先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初春时，忙着春耕和送粪，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杀红蜘蛛的时候，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

没有统一的扫盲教材，各地各行各业都自行编写。这些教材教学对象不同，教材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大都能够结合实际，深入生活，非常实用。

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第一课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教学进度的不断深入，在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科学常识的内容。

北京市妇联编写的《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量身打造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没有专职教师，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

扫盲步伐：也曾“大跃进”

　　1958年春，中国掀起了一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扫盲运动自然也不例外。

　　1958年2月，全国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

于是，扫盲高潮快速形成，扫盲“卫星”竞相升空。黑龙江省宁安县于1958年1月率先宣布基本消除文盲，黑龙江省随后提出“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要经过3个月的大干快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份。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也纷纷“放卫星”、“坐火箭”。

1958 年国庆节，《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宣称当年前八个月的脱盲人数已达 8900 多万……。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做出过批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

拼音扫盲：实现突破

1960年4月5日，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推广万荣注音扫盲经验的报告，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８月，万荣县率先推行当年2月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选取青谷村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1959年底，万荣县80%以上的文盲脱盲，业余教育运动已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参加业余高小、初中班的青壮年已达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五，群众性的看书、买书、借书、写作形成了社会风气，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小组达到三百二十二个。

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报告拟题，并指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实践证明，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大规模的注音扫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也就是说，10年间先后有近一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如此大规模且成效显著的扫盲运动，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