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精神和历史使命（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1915年，日本乘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五四运动的精神和历史使命?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五四运动的精神和历史使命

1915年，日本乘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一部分学生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见人数过多，立刻关闭大门，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学生们于是破窗破门而入。

当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会，曹汝霖、陆宗舆二人从后门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示威学生在感情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被捕学生有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1919年5月9日《晨报》“评坛”栏发表的这篇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

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知”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五四精神”的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

神圣的运动和可贵的民族精神

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运动”这个词；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给“五四运动”命名，并且将“运动”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给“五四精神”命名。

这三篇文献，前后呼应、各有侧重，又层层深入、开掘提升，其用意显然是要人们感奋起来。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镌入史册，“五四运动”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神圣的运动；“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这之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界定和阐释的文章越来越多。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傅斯年在这里所说的“北大的精神”，并不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是鲁迅所说的“求新”。

太空在1921年5月4日《晨报》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回顾》一文中，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他郑重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到底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打破黑暗势力，创造我们的新生命!

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刊登了汪典存的《每逢五四便伤神》，文中说：“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以忠恕立身忠者对己对人对事具十分热诚而负责任之谓。恕从旧解推己及人之意。二是涵养科学的精神遇事研究，判别是非，具自持不移之态度。

以上说法代表着“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五四精神”的界定和阐释。

(摘编自2017年5月4日《人民政协报》)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