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中心（人类学家的家）

清华学子费孝通，去广西调研时误陷虎阱，其妻失足山崖。他一生有两个怎样的家——

《博览群书》之“人类学家的家”

徐平

费孝通先生有两个家：一是他的家庭，二是他的学术家底。

费家人永远的小妹

2017年新年第一天晚上九时，费孝通的独生女，他口中一直叫作“小妹”的费宗惠去世了。在经历了两年病痛折磨之后，费宗惠安详地追随费先生去了天国。

1987年春，我打算报考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一路打听找到了当时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院的费家，第一位认识的费家人就是费宗惠。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我们刚料理完费先生的后事，费宗惠和丈夫张荣华就庄重地委托我，重新接上广西金秀大瑶山的调查。当年夏天我就带学生做了第一次大瑶山追踪调查。2006年初春，他们夫妻两人又亲自陪同调查组第二次去大瑶山，我们沿着费孝通、王同惠70年前的足迹，走村过寨访问祭拜。费宗惠与王同惠当年“老同”的后人拥抱哭泣，和当地老乡亲人般的感情交流，让人深刻感受到费家与大瑶山永恒的情缘。2007年4月3日，我又专程陪同他们送费孝通先生骨灰回到吴江老家，将他安葬在离他出生地不远的公园里。2014年，当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之际，我再次率队去大瑶山追踪调查，费宗惠因病已经无力远行，她一再叮嘱向乡亲们问好，由她的丈夫张荣华和儿子张喆代表费家一同前往。

费宗惠走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结她的人生，我在费家写下了这样的挽联：“生于忧患，长于磨难，平和善良留人间；顺也雅淡，逆也安闲，雍容高贵自超然。”作为费孝通的女儿，她的一生紧密地和费孝通的人生联系在一起。

事情还要从1935 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说起。

费先生组建一个家

当年在清华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的费孝通和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三的王同惠，苦于在课堂上得不到真实的中国，立即抓住去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的机会，为此他们提前结婚，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大瑶山，一路走村过寨。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大瑶山的生活让他们“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为这对“能说能做”、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然而，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死一伤的悲剧。费孝通误陷虎阱，王同惠觅援失足山崖。生离死别，他们结婚刚108天。

圣堂山是广西第五高峰，海拔1979米，是大瑶山中的第一高山。当年费、王的主要调查地，就是围绕圣堂山周围的村寨展开。圣堂山下的学术和爱情，始终贯穿在费孝通以后七十年人生，一直在老人心中萦绕。费孝通1988年五上金秀大瑶山时，12月16日拜谒王同惠纪念亭后写道：“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九洲将历遍，肺腑赤心驱。彼岸自绰约，尘世惟蚁聚。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白鹤展翼处，落日偎远墟。”反映出费孝通对王同惠终身的怀念和牵挂。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一个“打不醒的噩梦”。

1936 年，费孝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从此将他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更加深刻。开弦弓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沿，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开拓了人类学本土调查和文明社会研究的新里程。在英国经历两年的博士学习之后，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回国参加抗战。

风雨同舟的一家人

费孝通从越南西贡绕道到达大后方云南昆明，他一边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任教，一边组建“魁阁”开始大后方农村调查，实践学术救国的心愿。生活上的艰苦和“李闻事件”后的白色恐怖，都没有改变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学术的执着。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他们疏散到昆明远郊的呈贡县，在当地摇摇欲坠的魁星楼上，费孝通组织一批青年人坚持实地调查，推出了《云南三村》等一大批科研成果，打造出学术史上著名的“魁阁精神”，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广泛赞誉。也在呈贡租借的狭窄简陋的农舍里，费孝通第二次结婚并在1940年迎来新生命，为纪念前妻王同惠在大瑶山的牺牲，他给新生女儿取名叫费宗惠。

在费孝通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费宗惠的身影。租住的农舍就在猪圈旁，既狭窄肮脏还多蚊蝇骚扰，新生儿“小妹”终日啼哭，洋博士却找不到原因而束手无策。后来房东太太帮忙，用手绢擦洗口腔才解决问题，原来是一种当地特有的病菌侵蚀，由此费孝通感叹乡土文化的价值。从一群文质彬彬的教授子女与一群乡村孩子玩耍和学习的对比，费孝通谈到文字下乡和法律下乡的困扰和艰难，引申出《乡土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变与不变的大道理。在教授养不活家人的困境下，费孝通茶馆摆摊写作，现场为各类报纸撰写稿件，靠微薄的稿费补充家用，从而练就“快手”本领，乐观地记录下那一代文化人的艰苦卓绝和坚忍不拔。费宗惠伴随父母度过了那段忧患岁月，给中年的费孝通带来天伦之乐。

解放后，费孝通顺风顺水，担任了国务院专家事务局副局长等要职，1952 年又负责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民族大调查，热情洋溢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父亲很忙，有母亲孟吟的悉心照料，费宗惠的童年十分快乐。但在1957年风云突变，父亲瞬时就成了著名的大右派，家庭生活社会氛围都陡然变化，更使费宗惠1958年的高考面临危机。最后高分低就，“幸运”地被北京农机化学院录取，与张荣华成为同学，1963 年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吉林农业机械化学校教书。他们从相逢、相知到相爱，在东北黑土地上共同生活了13年，直到 1976年因为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才按政策调回北京八一农机学校工作。在“文革”困难时期，费孝通甚至以六十多岁的年龄，还到“干校”下大田学种棉花。风风雨雨中，全家陪伴费孝通走过了艰难的 20 年蹉跎岁月。

改革开放后，从二上大瑶山调查开始，费孝通重新焕发学术青春，承担起重建社会学的光荣使命。以后，他又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行政职务。他又将开弦弓作为学术标本，连续追踪调查26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从镇到全国一盘棋，将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沿着城乡和边区两个路径，不断进行类型加比较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出主意，想办法”。他先后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张荣华在1985年调到北京市农机局担任领导职务，但为了照顾和配合费孝通繁忙的学术和行政工作，1990 年正式调任费孝通生活秘书。费宗惠也在1993年从单位办理病退手续，专职照顾已经瘫痪的母亲。作为一名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费宗惠也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事业追求，她有时也自嘲“讲师”身份和感叹退休金太少，但面对长期患病的母亲和日益繁忙的父亲，她只好牺牲自己成就家人，乐观坚强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费孝通年过八十以后，身体发福最高时达到96 公斤，又有哮喘等慢性疾病，行动越来越不便。夫妻俩人悉心照料和陪伴着两位老人，特别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是在医院度过，一直到高寿才先后送走他们。

永远的人类学家

回顾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我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费孝通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学术大师，他被人们称作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为后人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作品，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宝贵记忆。

在费孝通去世12年后的今天，我们眼看着伟大祖国日益强大，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一直活在人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展开、兴边富民工程的步步深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自贸区试点，无不包含着费孝通区域发展理论的思想火花。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减少贫困人口、生态文明建设等成为国家战略，回应着费孝通关于自然和人文“两个失衡”忧虑。文化自觉的思考，引发了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的讨论，同志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央领导人经常引用费孝通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态度；以中国梦为目标的文化重建，正在回答费孝通“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提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而不同”“美好世界”的理念更成为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强大思想动力……

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正因为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

学术遗产托起的大家

费孝通无疑是一代学术大师，他更是一位好老师，“但开风气不为先”，一辈子都在开风气、育人才。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也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特别是今天的中国日新月异，发展辉煌下也带来各种社会问题，需要后辈学子与时俱进地调查研究，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弄清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真正树立起中国学派，建立起强大的“四个自信”来。

费孝通的学术遗产，首先是他在1983年提出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赚钱后要回归故土，可以继续当农民；当进入第二代、第三代后，就开始回不了村，也留不了大城市，他往往会选择县城和乡镇一类的小城镇作为创业和生活的地方，是不是下一步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点还要转回小城镇？应该重提或者重新研究小城镇大问题，切实落实中央提出的“三个一亿人”的战略设想。

二是费孝通在1984年就开始的边区开发研究，当时他就提出“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共同发展模式，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的构想。今天回过头来再读费先生的自然和人文两个“生态失衡”，“互利互惠、共同繁荣”，“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能力”等见解，就会意识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上，也面临着新的历史转型，需要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三是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到后面的中国乡绅这条线的研究，到1949年以后就基本断掉了。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彻底改造了传统社会结构。当今天面对基层社会组织松弛，有的甚至是瘫痪半瘫痪状态的时候，我们不断强调要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加强社区建设，但总有些见制度不见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改变基层社会的软弱无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头来理解中国的乡土性质及其变迁，重视中国基层社会重构和文化重建，特别是乡村和基层精英的培养问题，需要结合新的时代发展进行创新研究。

四是广受重视的文化自觉问题。费孝通从边区少数民族研究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接着提出社区研究要上一个台阶，要从社会制度看到人，注重人文心态研究，明确提出社会学要扩大研究边界。在他八十岁生日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包容发展思想，晚年反复说到的就是文化自觉。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我们要获得文化转型上的自主能力，必须不断做到文化自觉。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自信”，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深刻领会发掘。

五是知识分子定位和责任问题。费孝通20世纪50年代亲身经历了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曾经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为发挥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奔走，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沉默二十年。改革开放初期他一被“解放”，就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而鼓与呼。费孝通学贯东西却扎根乡土，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一生从实求知、志在富民，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更需要思考如何在人生实践中，找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光明日报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