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情感之女怕嫁错郎（你在高原第六部我的田园评点）

《我的田园》点评：

本小说同样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当下的情节，主要是种植葡萄园的故事，其中夹杂着作者始终离不了的情爱的纠葛，另一部分是一个历史的疑团或者叫谜案。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同样的标题的小说，早就在作者的作品里出现过。“我的田园”，有一本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只有十九万字左右，主要情节只到了十六章，后边就没有了，据作者的介绍，可能是一部长篇的上部分。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叫《我在高原》的小说，里面的情节，与本小说绝大多数都相似，也是种植葡萄的经历，字数也相差无几，但里面没有毛玉的情节。

因此，与作者过去所写的这个同一内容的小说相比对一下，作者在把本部小说纳入到他的十部作品中的时候，加入了由第一部“家族”中决定的历史的因素，使小说统贯到一个家族的整体情节中去。

这样一来，小说中的后加入的这一段历史的部分，便显得相当突兀，令人感到有一种编造的痕迹。

在当下的情节中，作者主要写了自己如何种植葡萄。这里，他比上一部更强烈地表达了对肖潇的爱意。文中我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继续像前几卷一样，反思着自己为何要不停地奔走，而在本集中，直接道出了奔走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对死亡的恐怖，一直想通过不断地奔走，来获得人生的充实。

这也是他回到家乡去种植葡萄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种植葡萄，根本无法弥补内心的空虚，我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女人的不断的滋润。联系起整个长篇小说来看，作者一直需要与索求的是女人的爱。

从小时候的音乐教师在床上的爱的启蒙，到小菲在破帆船上进行的肉体的尝试，直到流浪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各种形态的色欲勃发的女人的对自己的侵扰，直到在大学里柏慧与自己的爱，作者的所有的环节里，都少不了女人的爱与滋润。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我依然抱着一种对女人的想象的兴趣，把自己所从属的年龄，认定为老狐狸，交待出了自己本质上的色欲的真相。

所以作者的奔走中获得了葡萄园，而小说似乎也在暗示着，之所以到葡萄园来，是因为在园艺场里，见到了可爱的女孩肖潇，这个原因，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小说中。当我把葡萄长成功的时候，觉得可以向她展示自己的能力了，于是就发出了向肖的邀请。

开始的时候，我对肖一直掌控在友情的角度，尽力把这种忘年交，想象成是一种志同道合，但男人的欲望，迟早要露出狰狞。这时，小说中另一个后插入的重要人物毛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她让我与肖喝了喜药，一种近似于春药的东西，立刻两人的欲望如火如荼，走出房间之后，就激情拥吻起来，然后来到肖的房间里，在黑暗中，她脱了一个精光，下面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这时候，突然拉亮了灯，于是，理智战胜了情欲。

作者在这里把两个人的相差近二十岁的不伦关系，通过一个春药的外在刺激元素给激发起来了，推卸了自己的理智的责任，这反映出作者对自己投身到非道德的情欲之中的时候，采取了一种自恋式的辩护。

而书中提及的其他的诸多首长、村头对女人的跨年龄的侵犯，是一种纯粹的暴力与权力的作用来完成的，但自己同样在做着这些行为的时候，却是因为一个无是生非的巫婆式的女人的春药所致，把不伦与性侵犯归咎于外来的药物，从而使自己有效逃脱了道德的抨击。

作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对外面的性侵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指责与抨击，而很多加诸于这种抨击的人，都是一些学术上的败类，可以说，作者笔下的恶人，都是一些色鬼，而另一方面对自己与那些色鬼如出一辙的色的欲念，却归之于外因，让自己逃避掉色鬼的帽子，这种对已宽容，对别人严格的极其明显的自辩状，令小说的客观性严重受挫，可以鲜明地看到，作者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百般辩护，巧言令色，而对其他的作者看不惯的权势者、学术权威，进行道德的污蔑与中伤。

在接下来的情节中，我生病了，于是像一个被娇惯的小孩一般，要有心爱的女人陪着，还要索要肖潇的那种肉体的陪护，使得肖无奈地不得不变了脸，而恐吓面前的这个厚颜无耻、贪得无厌的老男人，说不是曾经发过誓的吗？之间关系是当兄妹的吗？于是，这才制止住了我的那种层出不穷的对女人的觊觎的贪婪。

在种葡萄的情节里，作者也没有忘记进行了一番对自我的自恋式的美化。他把一个葡萄园的劳动场所，美化成了人间天堂，鼓额是一个贫穷农村的女孩子，在作者的笔下，她在园子里干活，奉献了自己的劳动，地主拯救了她，她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挂靠在这个园子里，担心着园子里的收成与未来。甚至这个女孩还对我怀着一种对主人的暗恋的成份在内，这种感觉，肖潇已经感受出来了。

这种关系，在作者笔下的另一种关系下，就是庄园主或公司老总对这个女孩的贪婪的性掠夺，而我在小说里，却假惺惺地对这个女孩保持着距离，生怕这个女孩过于热情地投怀送抱。好像一个在他的手下奉献着的劳动的女孩，恨不得随时就会向他奉献着肉体似的，这是一种多么可笑的自恋。

在作者的叙事体系下，是他让鼓额过上了人的日子，是他拯救了鼓额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家庭，而在小说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为鼓额的父亲改变过什么，也没有给鼓额更多的金钱，让她能够改变家庭里的贫困，我仅仅是每月给予鼓额一点工钱而已，就是这么一点微薄的薪水，竟然可以让鼓额死心踏地，这只能反映出初期的农村社会的状况，这种作者对雇佣工人的过分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恋式想象，只能反映出叙述者的一种骨子里的小家子气。

在前台的情节里，我们看到，一个叫罗玲的女人，勾引了一个才十八岁的干活的男孩肖明子。这个情节，在前面的故事中，多次出现过。成熟女人对童男的诱引，在作家笔下，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并竭力加以美化。

而实际上，一个园艺师会去勾引一个私营农场主的打工仔吗？至少我们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情节的出现，与前集中，我与音乐老师的乱伦接触有着相似的肌理。

这是前台的情节。而在作者适应整个书的整体架构而新加入的历史恩怨的环节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线索出现。

在本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前面家族中都没有提到过的“六人团”案件。这个案件本来与我的父亲没有关系，因此不在前面的描写中，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本集中，这个“六人团案件”如此重要，决定着小说里的历史背景部分的重要走向。

这个案件对小说的现有结构的加入，戳破了原小说本身尚完整的故事架构，使本部小说显得十分突兀，就像在一个言情与言欲的小说里，非要加进阶级斗争的故事冲突一样，那种不伦不类的感觉，是必然的结果。

小说的开头，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在小说里还隐伏着一个对历史迷津试图揭开的主题，因为原小说架构中就没有这部分的内容。作者去种葡萄园的动机，至少有一个是因为追求那个可爱的女孩的缘故，但是罗玲的出现，把我也裹胁到对父亲历史之谜的追踪中去了。

这个罗玲的形象的用意，改变了作者的原初动机，这使得一旦罗玲出现，我就会被卷入到历史陈案中去。

这种对历史真相的追踪，应该是我的一种自觉，但是在小说里，由于这是作者的后来产生的一种创作意图，无法改变原小说的发展趋向，所以，我的那种对家族命运的关注，是完全被别人激发出来的，与前面的要死要活的那种深沉的思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正反映出这样的小说在整体结构上前后照应与对应的捉襟见肘。

这使小说显得相当的滑稽。就像文革期间的小说，非要加入一个阶级斗争的线索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六人团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真相，没有任何背景，任何来历，就是一个纵队的首长，下令处死六个支队的首长，而他身边的电报员姑娘因为知道了秘密，被他追杀。这个姑娘不得不逃出了纵队，投靠了一个武林高手，但这个首长竟然动用了土匪的力量，劫持了这个姑娘，杀死了她投靠的那个高手。

奇怪的是，这个首长兴师动众地做到这一点之后，竟然没有杀了这个姑娘，而是与她搭成了一个不说出真相的默契。于是，这个战士姑娘隐名埋姓成了巫婆式的女人毛玉。后来这个首长竟然派出自己外甥，就是太史来监视这个毛玉，算一算，这之间相隔多少年？

首长大开杀戒的时候，应该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而作者种葡萄的时间，应该在八十年代，这之间相差了四十多年的光阴，这个首长，竟然还在追踪着当年的那个知道所谓秘密的电报员，还派出了自己的外甥，来到穷乡僻壤，专门纠缠着这个电报员，这样的情节，说给谁听，谁能相信？

但作者竟然煞有介事地这般写来了，愣是把一个现实意义的种葡萄的题材，给拉扯进了可笑的神话的超现实的故事之中。

这个首长在作者的历史知识几乎为零的描写中，就显得相当的不真实，说他对电报员的胸脯偷看，整天只会在屋里踱步，整天阴沉着脸，带有相当的丑化性。他有最终决定权，所以他杀了三个首长，及相关连的部队上的人，而其中老场长没有被杀，到了乡下，与毛玉进行接触，后来场长又被调走。

这说明这个案件一直没有平息下来，在纵队的历史中，首长所作的一切，怎么可能一点没有痕迹暴露出来？他将这种行为归咎于别人所作，从而逃脱了对自己罪行的清算，这倒使小说变成了一个潜伏的阶级敌人的故事。

而这个六人团案件，与我的父亲的冤案根本没有关连，但自己的父亲属于哪一个支队，小说里都没有明说，小说只是含糊地说，因为父亲同情六人团案件，所以受到牵连。

既然如此，罗玲对她的母亲的前夫，就是六人团中的受害者的追访，怎么可能会找到我身上来？因为作者都明说了，我父亲与六人团案件没有交集。

于是小说也难以将我父亲与六人团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来，不得不凭空地让毛玉成为情节的关键转折力量。她除了说出六人团案件的线索外，另一个线索就是飞脚拐走了小慧子，这为自己找小慧子提供了情节动力。

毛玉在四十多年逃出革命阵营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知道飞脚在城里的去向，而我却无法找到，这样的情节合理吗？而作者仅仅因为毛玉提供的片言只语，立刻认定飞脚就是导致外祖父被暗杀的真正的凶手，而且立马愤世嫉俗地开始上门讨债，把飞脚的儿子与女儿，都进行了一番妖魔化的描述，然后又竟然一出巡，就巧遇了飞脚的遗孀小慧，并认定飞脚当年是劫持了小慧。种种情节，把历史写成了儿戏。

其实从飞脚这么多年来，与小慧坚守下来的状况来看，并不能就说飞脚在道德上的缺陷。而把一个大宅中的丫环拯救出来，这完全是一个包括《家》在内的小说都加以首肯的时代进步现象，但现在却在作者的逆行叙述下，恶意地把飞脚视内一个混入党内的奸细来表现，实在有一点幼稚而可笑。

毛玉与现在的种葡萄的生活的关联，就是她用迷药，促进了我与肖潇的感情，这是历史线索与现实生活唯一的横向的联系之处，但这个情节同样是令人恶心的。

毛玉最后站出来说出真相，就是因为首长去世了，她从广播里听到了。而首长去世了，但首长就是一个单个存在的人吗？小说无暇顾及了。于是在小说里确定下的一个理念，就是战争年代的奸细，才是导致建国后人揪人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在战争的概念里，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小说中的毛玉有一句话：战争还没有结束，正反映了作者心中的一种奇怪的理念，一种陈旧的阶级斗争的根深蒂固的理念，这使人想到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冬天里的春天》，这里面也有一条当年的女游击队长被害死的凶手是谁的谜团，可见，作者的思想意识，与二十多年前的小说几乎是如出一辙的。

几十年如一日的陈腐理念，加诸在中国文学身上，这是不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