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为什么有并列的胶济铁路线（胶济铁路百年史话）

1938年的济南街景（普利门）。

从1899年山东铁路公司由德国柏林迁至青岛，青岛就一直是胶济铁路的起点所在。从德占时期的山东铁路公司，到日占时期的民政部下辖的铁道部，再到民国时的胶济铁路管理局，无论时代如何改变，胶济铁路管理机构一直都在青岛。

1937年8月，胶济铁路管理局突然迁移到了济南，这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资料显示，“1937年8月19日夜，日籍职员退迁后，胶济铁路管理局将运转专用电话移走，实质已迁至济南办公。”

胶济铁路管理机构迁移如此之大的动作竟然以寥寥数语蔽之，反倒愈显其仓促、彷徨、焦虑、无助交杂的隐情。

胶济铁路管理局迁址，意味着一条铁路曾经的起点将变成终点，上行将变成下行。这些专业术语背后所蕴含着的改变虽不易为社会所觉察，但对于铁路内部的运输组织和管理方式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它意味着组织体系和管理权重的变化，这种变化会通过某种形式或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对经济社会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对于铁路沿线城镇来说，或许更为直接、迅速、明显。

因此，不难想象，胶济铁路管理局的迁址在当时一定引来不小的错愕与困惑。

迁址的决定应该是葛光廷做出的。他是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局委员长，并且一定也是由他亲自组织实施了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搬迁。虽然这次搬迁因史料短缺而显露出仓促之感。但从当时的情势看，迁址似乎又是必然的，合乎情理的，并且事先有着充分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主要集中在华北。但是，青岛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内陆的紧迫；另一方面面临着日本从本土直接进攻或从“满洲”实施攻击的危险。

1937年8月14日发生在青岛的“德县路事件”，几乎让所有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为此，早在一年前，南京国民政府就针对青岛的情况，制定了应对日军进攻的“焦土战略”。沈鸿烈被授命，一旦日军进攻可以提前将青岛重要基础设施和军事设置炸毁，济南兵工局为此还专门提供了8吨黄色炸药和1500个雷管。或许一般人并不知情，但作为与沈鸿烈私交甚好的葛光廷，肯定对局势了若指掌。

一旦城市毁灭，胶济铁路管理局何去何从？

一起毁灭，还是另寻出路？答案自然是后者，而新的出路当然首选济南。

虽然此时的济南已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信誓旦旦要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韩复榘还是给了国人充分的信心，大家都相信日军渡过黄河并非易事。迁址济南，由此也变得合乎情理。

尽管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整个迁址过程，但可以推测，在当时情形下，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人们对迁址的标准是避祸和生存，繁文缛节都可省略，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使一切都可以因陋就简。所以，一切也便都显得简略而仓促。就连一直高度关注着胶济铁路管理局动向的日本人，对迁址也大感意外和突然。

1937年8月29日，一份日文报纸报道《胶济铁路管理局转移到济南》：“根据陆军相关情报，胶济铁路管理局在没有知会日方的情况下，就擅自搬到济南去了，之前没有将这个事告知管理局车务处长，金钱支出收入上，也没有相关日方会计长的签字许可。实际上，现在胶济铁路是处于一个由中国方面完全占领的状态，淄川碳矿，其实也是逐渐成为中国实际占领的状况。”

看似突然而仓促，但从胶济铁路管理局与山东省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看，这次迁址应该早在葛光廷的考虑之中，如果不是战争原因，或许迁址也是迟早之事。

葛光廷上任后，便被韩复榘聘为省府参议，一直参与协调韩复榘、张学良等各方势力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北平、济南、太原一带活动；青岛虽是胜地，毕竟地偏一隅，有着诸多不便，频繁穿梭似乎并非长久之计，张学良就曾建议葛光廷“常川驻留济南”。所以，胶济铁路管理局的迁址虽然在日军全面侵华之际，似是迫不得已，实则早有准备。

迁址后的胶济铁路管理局到底安置何处？并无确切说法。合理的猜测是在与济南站毗邻的胶济铁路济南站办公地点。现在，人们对这一地点最深刻的认知是，日占时期的日本警备队所在地，三幢德式建设至今保存完好。但是，一切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因为迁址后仅三个月，韩复榘便弃守济南，日军东西夹击，占领胶济铁路全线，胶济铁路管理局不复存在。

从此，胶济铁路的管理权转移到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支事务局济南铁道事务所”“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局”“北支那地方交通团济南地方交通团”，一直到后来的“津浦铁路管理局”“济南铁路管理局”“济南铁路局”，延续并行使着对胶济铁路的管理。

胶济铁路仍在，但其独立的建制自从迁址济南不久，便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