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情似火你的冰冷如霜（我爱远山的野火）

赵瑞蕻

周定一

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部分成员合影

南湖诗社部分师生合影，（右四）赵瑞蕻，（右六）周贞一，（右七）周定一

1938年，西南联大中文系部分师生于云南蒙自合影，二排左三为周定一

一封写自三十一年前的信

◎赵蘅（赵瑞蕻之女）

11月10日，立冬三天，天空呈现大片的蓝。突然收到一条陌生“我是周伯昆，我父亲是您父亲的好友周定一，请与我联系，谢谢！”

周定一，我敬仰的大名啊，他是父亲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我曾随穆旦研究者李方拜访过他，至今还记得简朴公寓窗外可以俯瞰二环路上的车流。当老人一听说我父母的名字，那样惊喜的眼神，很快拿出一张老照片，给我指哪个是我爸，哪个是他。我一直遗憾没能最后送他老人一程，这下好了，和他的孩子联系上了。“您好！很希望和周叔叔的孩子们认识，见过令尊一面，非常敬仰。”

刚过两小时，伯昆又来信，文字后送我一个破涕而笑的表情。随信还发来一张图片，是他床头边的小书架。书架上有周定一的文集，岳南著的三部《南渡北归》。书架右起第四本竟是《下一班火车几点开？》 “您竟有拙书，太意外荣幸了！”他说：“我是从你的大作《下一班火车几点开？》认识你的。我们的父辈有着相同的经历，成为挚友。我们是同辈人，我长你几岁，在同一个大时代里的我们，心历是相通的，因而看你的文章既熟悉又亲切，不时地翻阅一下，也勾起了我的记忆。从我的名字你就知道我生于昆明，是长子。我在北京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辽宁锦州工作17年后，于1985年到加拿大，后来又到美国工作直到退休。现在我们老两口住在洛杉矶，大女儿一家在北京，小女儿一家在圣地亚哥。发一张与夫人的旅游照片，我们先熟悉一下，再聊！”

从这张背靠大海，身着红衬衣男士的脸型看，真有点像印象中的周老先生呢。我回信说：“谢谢伯昆兄告诉我这么多，让我感慨不已！我们真是失散的兄弟姐妹，西南联大让我们找回了家。我的经历你从拙书上已了解，起码2006年出版之前这段。这十几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说更丰富更繁忙了。虽然已70多岁，多种老年病缠身，但精神状态一直还行，这多亏有从小到大的爱好，更主要是明白了自己从哪来，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所以还得好好活下去，争取多做些事，尤其是传承联大精神，这方面需要我们这二代三代，坚持下去。再聊，明天我要去验车。问候嫂子和孩子们，祝全家安康幸福！”

一个周定一的长子，一个赵瑞蕻的次女，远隔东西两半球，在这个疫情肆虐世界的情况下，开始了网络交往沟通，一点点彼此熟悉。

过了5天，15号这天我收到一张图片，是一个拆开的南京大学旧信封，熟悉的爸爸笔迹，收信人“周定一教授启”，地址是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伯昆特意注明：“我父亲的信件以及图书等，我们都捐给了重庆的一名收藏家。你父亲写给我父亲的这封信，也在他那里。写于1990年4月4日，邮戳记录的发信日期为1990年4月7日”。提到的重庆收藏家，我不由得想起，也在今年，纪录片《九零后》导演徐蓓曾来信告诉我，她在重庆一家旧书店里发现我爸的书和书信，我托她问问老板价格，如果可以我想买回来。没想到那老板托她转告叫我放心，说一定保管好。我想很可能周家后代捐出的这些信件，也收藏在这吧？

思绪飞速带回上个世纪90年代。1990年早春，忧国忧民的爸爸突然查出心脏病，我被妈妈的一张加急电报从连天的会上叫回了南京。正如爸爸信中所说，他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这是他第一次发作，他在信中感叹不已，也有些后怕，他不是不知道这病来势凶险，医嘱种种，他都知道，戒烟是其次，但他好激动的诗人性格是一大克星。什么事到他那，都会感慨，天马行空联想一番。发病9年后，也是在2月，他的生命终止在这同一疾病上了。

人的秉性真是难改，越老越难。1999年去世前这9年里，不甘寂寞的老爸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写回忆录，重翻《红与黑》……他的使命感，紧迫感，既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又在糟践着自己的生命，奋笔疾书，力求完美，以致达到油灯耗尽，殚精竭虑的地步！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爸爸的遗稿清理出版工作，从潮湿发霉环境里抢救出来的大批材料，在干燥的北京家里有了最好的安置条件。其中大量的信件装满一大抽屉，一包包他亲自捆扎的、上面还写着“最佳书信（保存）”“珍贵资料，妥为保存！”等字样。每每抚摸这些变黄破损的纸物都会心疼，泪水盈眶。

我家有写信传统，爸妈擅长写长信，父亲的信尤其有激情和学问，我笑他报喜不报忧，按现在说法可谓正能量。晚年他给我写得最多，所以我了解他惦记的人和事，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无疑是他一生最重要最怀念的岁月。

90年代，开始有了复印，父亲如获至宝，常光顾附近复印店。冥冥中感到时日不多的他，开始有意将自己要寄出的信先复印再寄出，因而给我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书信笔迹。其中致联大师生的比重很大，有冯至、许渊冲、郑敏、杜运夑、巫宁坤、江瑞熙等。可惜从没见过他写给南湖诗社同仁周定一的信，时隔31年，今天这封信我居然能见到，实在幸哉！写到这，我还要感谢冯至女儿冯姚平曾将我爸写给她父亲的信复印件寄给我，她比我更早整理父辈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启发。

2018年我终于有机会到昆明出席西南联大80周年校庆，还结识了南湖诗社女诗人周贞一的女儿赵明和。我们相伴去了蒙自碧色寨，在蒙自海关文法专业课的展图上，见到了南湖诗社的合影照片，看到年轻的我的父母恰好站在一起，那种激动难以形容！

19日，我将萌发的念头写信对伯昆说：“伯昆兄好！想和您商量一件事，拟将家父写给令尊的信发表一下……我和你各写一篇，从我们各自的角度写写自己的父亲和南湖诗社、那一代人。您看如何？”伯昆很快回复：“好的，很愿意写点你所说的老一代人的故事。这两天我在圣地亚哥有些事，等回到洛杉矶就动手写点。你的书随身带着，看到16页，你提到我父亲曾给你一张南湖诗社成员的照片，并注明了人名。你能否将那注有人名的照片找出来发我，因为我都没见过，也许对我回忆会有帮助的，谢谢！”

23日，伯昆如期交稿。读罢深为感动和启发，我作为寄信者的女儿，写下此篇，正值感恩节，感谢天上的父亲赐予我生命和坚毅，以此纪念父亲106岁诞辰日。

2021年11月25日

赵瑞蕻致周定一信

定一兄：

我才从医院治疗休养出来几天，你的信杨苡送到病房里给我看过了。你写这封信时（3月21日，信封上的邮戳是24日），我已在医院里快一个月了。我一直身体不错，感觉良好，每天还骑自行车。真没想到上月25日夜间突然感到心胸很不舒服，……诊断为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但不严重。……我想如果那天夜里出了事，抢救不了，我今天就不可能写这封信给你了；再也不可能像那年在沈（编者注：沈从文）先生家里与你相见了！我又想到你上次到南京来，真不巧，我回故乡去了，有失远迎，与你欢聚畅叙的机会，实在抱歉！真希望今秋会有机会在北京见面。

你给我带来了佳音，使我病中顿觉愉快，回忆起五十多年咱们在蒙自上学，共同创办“南湖诗社”的情景来。蒙自地区文艺界同行朋友们组织“南湖诗社”，当然是件大好事，令人欣慰。你已写信去，也等于代表我们几个尚健在的老同学了。我等几天也应该回封信，谢谢他们。我那时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较长的叫“永嘉籀园之梦”是回忆故乡，怀念亲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之作，原稿早失，仅记得开头几十行，是描写温州城西“落霞潭”风景的（纪念孙浩让先生的“籀园”就坐落在落霞潭畔）。关于描写蒙自我们学校风物（包括南湖一带）的，有我1943年在重庆写，发表在当时《时与潮文艺》上的《回忆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是专写蒙自的）。也许你早已看过了。1983年出版的拙作诗集《梅雨潭的新绿》的自序中也曾说到蒙自和“南湖诗社”。

林蒲夫妇两人在美国教书多年，前几年我们曾通过信，不知你和他们有联系否？刘重德兄1987年夏曾在北京开全国译协会议时重逢，也是几十年未见面了。查良铮早逝，他就是突然死于心脏病。他政治上蒙冤多年，受尽折磨，真是不幸！不过，他勤奋努力，在创作和翻译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钦佩。向长青学长自分别一直未再见，没想到他也去世了。你如遇见王般、李鲸石两兄时，定代为问候。鲸石兄十多年前曾来南京一游，来看我们，留便饭畅叙，十分高兴。而兆吉兄好多年未通信，未见面了。都十分想念！

我和杨苡今年春节（除夕）曾打长途电话给兆吉和师母，问候新年。最近又通话一次，因为此间“译林出版社”决定出版沈先生著作选集英译本（约出8卷），真是件大事，难得之至。师母很高兴同意了。下月是沈先生逝世两周年了，我们应再多写点东西纪念沈先生吧。现附上冯至先生最近在《香港文学》3月号上发表的评论拙作《诗的随想录》的一文复印本，请看看。其中正好有谈到沈先生的一段。

你如见到吕叔湘先生，请代问候致意，十分想念！祝他健康长寿！

余再谈。

祝

安康，全家好！

瑞蕻

1990年4月4日

父亲周定一和他的诗社同学们

◎周伯昆（周定一之子）

我父亲周定一去世后，我们兄妹将他的全部书籍、手稿、信件等都捐赠给重庆一家兼有收藏性质的“喜马拉雅”书店的老板刘景活先生了。

前几日，刘先生将赵瑞蕻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发给了我，我看完后就把这封信转发给了赵先生的女儿赵蘅。

这封写于1990年4月的信说到“南湖诗社”和当年赵先生与我父亲一起在诗社中的几位诗友，如查良铮（穆旦）、林蒲夫妇（林振述，陈三苏）、向长青、刘兆吉等。

南湖诗社的建立缘起于湘黔滇旅行团时期，创始人是刘兆吉和向长青。刘兆吉当时承担了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搜集民间诗词的任务，两人常常一起写，一起讨论诗歌。向长青提出到达昆明后约一些爱好诗歌的同学组织诗社，出版诗刊。后在朱自清、闻一多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于1938年5月10日在蒙自成立南湖诗社。因文法学院坐落于南湖之滨，便定名为南湖诗社，社员主要有向长青、刘兆吉、刘重德、刘绶松、陈士林、陈三苏、李敬亭、周定一、林蒲、赵瑞蕻、穆旦等20余人。此后不久，蒙自文法学院迁到了昆明，南湖诗社也改称“高原文艺社”了。

“南湖诗社”的诗友们所写的部分诗，如今我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一书中读到。

父亲生前很少向我提及“南湖诗社”，当年他在蒙自写的“南湖短歌”，还是我偶然从他的学生邵燕祥先生写的一本诗歌评论集《我的诗人词典》中读到的。写于1938年的“南湖短歌”全文如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我梦里沿着湖堤走，/影子伴着湖堤柳，/向晚霞挥动我的手。/我梦见江南的三月天，/我梦见塞上的风如剪，/我梦见旅途听雨鸣。/我爱梦里的牛铃响。/隐隐地响过小城旁，/带走我梦里多少惆怅！/我爱远山的野火，/烧赤暮色里一湖波，/在暮声里我放声高歌。/我唱出远山的一段愁，/我唱出满天星斗，/我月下傍着小城走。/我在这小城里学着异乡话，/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邵先生写道：这首诗那流畅的话语，跳荡的节奏，使我一下子体会到，当年大学生经过逃难式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大后方小城镇安顿下来那份愉快心情。

我虽然没有我父亲的那种经历，但读着诗仿佛身到蒙自，到达了与战地和被日寇占领了的沦陷区反差很大的平静小城，在南湖边既有几分陶醉，又撩起了难以排遣的对故乡的思念。我父亲写的这首诗即景生情，其实是心灵的表现，诗短而韵味悠长。“我爱远山的野火，烧赤暮色里一湖波”这一句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赵瑞蕻先生信中提到的几位诗友中的向长青我比较熟悉，我叫他向伯伯，是我父亲北大的同学。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我母亲都曾在北京业余群众艺术馆工作。他瘦而高，成天香烟不离手，左手的手指熏黄了，一口湖南长沙话，高度近视。头发长得总是把左边的眼镜片遮住，仅存的几幅西南联大时期照片中的向伯伯也是这样的。他具体的工作不很清楚，大约是编辑或搞创作。每次我到艺术馆，都见他在图书馆内看书或写作，看我来了总是问上一句：“你父亲可好？”每每递给我一块糖，不知为何此时我总想起孔乙己。80年代某日，向伯伯夹着一个手稿本到我家里，他把本子交给父亲，说你先看看，能不能出版。他走后，我翻阅了一下本子，都是诗，年代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想肯定有在“南湖诗社”写的一些诗。不过没几天，我父亲还没看完，不知为何向伯伯又把手稿本拿走了。现在查看《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作为“南湖诗社”发起人之一的向伯伯，《诗钞》中却没有收录一首他的诗，遗憾！向伯伯1985年去世，不知道现在那手稿是否还在他的子女手中。

赵瑞蕻先生在信中还说起林振述、陈三苏夫妇，他们两人是我父亲西南联大期间的诗友，而且陈三苏还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

林振述笔名林蒲，当年是北大外语系的学生，虽然与我父亲同在一个学校，但彼此都不熟悉，是“一二·九运动”让他们相识并成为毕生好友的。

1935年他和我父亲都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大游行。父亲说：那天，北大的游行队伍经西交民巷赶往宣武门，去迎接准备进城的清华队伍，打算会合后再游行到西城，要把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闹个地覆天翻。可是，隔着城墙的两支队伍到宣武门，城门紧闭，两边都有军警把守。北大的同学派代表去与军警交涉，而他们无动于衷。

高大厚重的两扇城门并不是紧挨着地面的，留有不到一尺的空隙。这时门外清华的一位瘦弱的女同学趁军警不备，卧在地上以极快的速度从门下空隙滚身而入，站起来猛力去拔城门铁闩，向城外大喊：“冲呀！”几乎同时，北大的林振述同学也跑过去帮那位女同学一起拔门闩，但城门又被军警立刻闩好。清华的那位女同学和林振述被军警一阵痛打，并关押起来。群情激愤，学生们坚决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同学，迫于压力，他们后来被释放，大家鼓掌高呼，欢迎他们归队。

林蒲和陈三苏夫妇后来虽然身在异国，但他们始终对祖国怀有眷恋之情。1972年他们组成全美保卫钓鱼岛访问团访问中国，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而那时，我父亲正在河南干校接受再教育，与他们未能相见。直到1994年林蒲夫妇回国省亲，在老同学任继愈家，阔别几十年才再次重聚。

小时候我喜欢看《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零花钱大多用于购买上面那三种作品改编的小人书或者单行本。父亲见我课后成天就是看这类书，有一天对我说：“有那么多可读的书，不要只看古代的这三种，目光要放开放远些才是。”

几天后，父亲为我买了两本书，其一是法布尔的《昆虫记》，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好奇地接过书翻开看，父亲在一旁说：“《昆虫记》插图好，虽然说的是昆虫，但里面有大道理；《猎人笔记》文字优美、生动、朴实，仔细看，能看到一幅幅俄罗斯的风情画卷。”于是《昆虫记》和《猎人笔记》就成为我常常翻阅的两本书，越看越觉得父亲寥寥数语的评价非常精准。

父亲的友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成就的文人，如诗人穆旦、杜运燮，作家沈从文、老舍、汪曾祺、邵燕祥等。父亲本人的文笔也相当不错，在中学时代写的作文就被叶圣陶编入《中学生范文》丛书中，年轻时也曾活跃于文坛，写过一些诗歌。后来因为种种缘由，走出文坛而全力投身于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少对子女谈及他的这些友人、他的作品。他说，平平常常、平平淡淡最好，不要当NAME-DROPPER（言谈中常以亲切、随意的口吻提到显要人物以拔高自己身份的人）。

父亲晚年也印了一张名片，正面有自己的姓名和电话，至于头衔，只印着：语言工作者。

2021年11月23日

本版供图/赵衡 周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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