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遗址（仓颉沮诵神话与殷墟文字的起源）

[摘要]本文以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和沮诵实即商王盘庚旬和小心颂。中国文字的源头是殷墟甲骨文，而殷墟文字乃创始于盘庚、小辛，成熟并广泛应用于武丁时期。在占卜后的甲骨上刻署卜辞乃自武丁始，武丁以前的甲骨卜辞是不存在的。

凡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者，无不要涉及文字的起源问题。就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成熟的文字是殷墟的甲骨文，而且都是武丁（包括）以后的东西，虽然有许多学者在努力寻找武丁以前的卜辞，但是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结果。

我国古有仓颉、沮诵造文字、书契的传说，今人多以神话视之，不以其为真实，但笔者认为，此传说中实隐含着我国文字起源的历史真相，尤其与殷墟甲骨文的产生大有关系，仔细予以考察，对解释中国文字的起源特别是殷墟文字的起源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对探究武丁以前的卜辞问题可以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参考。

一

中国文字起源于何时，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把一些原始遗址（如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画的一些符号称为原始的文字，实际山这是混淆了符号与文字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文字属于符号，但是符号不等于文字。李先登认为：“符号的性质是记事，它记录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符号尚未与语言结合，并不代表语言中的一个个具体的词，没有固定的读音与词义。符号使用的范围很狭小，并不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别人从其形式看，是不能了解其意义的；只有符号使用者本人才能明瞭其意义。况且同一种符号可以代表内容不相同的事物。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有固定的形、音、义，是全社会使用的交际工具，文字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某些文字的形体虽然吸收、借鉴了某些符号的形体，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1]所以，那些原始符号虽然可能表示一定的含义，但都不能称为文字。也有人认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滥觞，实际上并非如此。姜可瑜认为：“根据现有材料，可以确知距今约3500年的殷墟甲骨文已是达到相当成熟阶段的文字字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演进，也有的认为，这需要八千到一万年的时间。然而，当我们粗略考察了从仰韶文化直到商代后期文化即殷墟文化相连接的这期间的许多环节之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那就是除了找到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比次的链条。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这个链条。”[2]所以那些原始符号与殷墟文字并无直接的渊源，真正的文字仍然要从商代甲骨文算起。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而且都是盘庚以后即殷墟时期的东西，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就是由殷墟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源流十分明晰，故殷墟甲骨文才是中国文字的真正源头。

二

我国古有仓（或作苍）颉、沮诵造文字书契之神话传说，其中隐含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真相，颇值得一说。今择其要者录于下：

1、《世本·作篇》：“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

2、又曰：“苍颉造文字。”宋衷注云：“苍颉，黄帝之史。”

3、《韩非子·五蠹》：“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4、《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专者，壹也。”

5、《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6、《春秋纬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玉函山房辑佚书》辑）

7、《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守，等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黄氏逸书考》辑）

首先，说沮诵、仓颉二人为黄帝之史官的说法不可信。此说首见于后汉宋衷的《世本注》，而《世本》本文中并无此语，亦无前说可资参证，故此实宋衷之臆断。实际上，黄帝者，皇帝也，皇天上帝之谓，郭沫若的研究已揭示了其秘密，“他在对卜辞的考释中，很自信地断言：‘在我看来，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实是一人。’在《释支干》中，他根据星象和读音判断，帝俊、帝舜、帝喾、高祖夒和黄帝轩辕也均为一人，同属于狮子星座之神，坚信此说‘道破二三千年来潜伏未启之疑案。’”[3]可知黄帝即见于卜辞的商民族的先人高祖夒（俊、喾、舜），实乃商民族之上帝，其存在与否尚属疑问，故其有史官之说难以凭信，不过是宋衷妄唱之、后人妄和之而已。

那么，仓颉、沮诵乃是何人？笔者认为姜可瑜的一段话很给人以启发：“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的过程，而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出来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4]事实也正是如此，前面已经说过，今所见的殷墟卜辞都是盘庚以后的东西，那么，则仓颉、沮诵之千古谜团亦豁然得解：仓颉即盘庚旬，沮诵即小辛颂。“仓颉”当是“商旬”二字之音变，仓、商二字古音邻纽双声、同阳部叠韵，音近而假。《尔雅·释鸟》：“仓庚，商庚”，仓庚一名商庚，实乃仓、商音近而转故也。颉、旬二字古音见匣旁纽双声、质真对转叠韵，声亦甚相近，二字亦一声之转。盘庚名旬，事见《竹书纪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故其亦可称“商旬”，犹大乙名汤可称之为“商汤”，帝辛名受（纣）而可称之为“商受（纣）”之类矣。其另一证为仓颉姓“侯冈”，姓氏之说乃后人附会不可信，而“侯冈”则颇有可说者，其分明是“后庚”之音变。后、侯音同，庚、冈双声叠韵，古音最近。盘庚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称“父庚”，在祖丁时期的卜辞中称“且（祖）庚”，可知盘庚亦可单称为“庚”，以其曾为商王，故称之曰“后庚”（《尔雅·释诂》：“后，君也”），后来音变为“侯冈”，那么《河图玉版》中“仓颉为帝”的说法当属可信；仓颉又称“史皇氏”亦甚确当，皇亦王也——这些说法见于纬书，可见纬书有些内容也是有古史料作为依据的，并非尽为虚言也。沮诵当作祖诵，即盘庚之弟小辛颂，乃继盘庚而王者。小辛名颂亦见《竹书纪年》：“小辛颂即位，居殷”（《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小辛在祖庚以后的卜辞中称之为“二且（祖）辛”，可知商人亦称之为祖，故又曰祖颂。祖、沮双声叠韵，音近可互假，如《大戴礼记·帝系》：“季连产付祖氏”，《史记·楚世家》中“付祖”作“附沮”，是其证。诵、颂古音同而通用，如《诗·烝民》：“吉甫作诵”，《广韵》、《文选·曹子建〈与吴季重书〉》李善注引并作颂，亦是其证。故沮诵即祖颂，亦即商王小辛——古代典籍言创制文字者多盛言仓颉而少言沮诵，唯有《世本》保存了这一古老的资料，是十分宝贵的。既知仓颉即商旬即盘庚，沮诵即祖颂即小辛，可知仓颉、沮诵创制文字书契之说确系商人之古传，乃实有其事，并非后人所妄造。由此也可以推断，商人的文字实肇始自盘庚与小辛兄弟时期，在此之前无有也。

三

笔者认为，在盘庚、小辛时期，他们得到了一套完整的造字理论和方法，因此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出大量的、较为成熟的文字。惟其造字的理论和方法从何得来尚属疑问。郭沫若在《释支干》一书中认为，商人之先民即与古巴比伦有交通，并输入了巴比伦得天文星历知识[5]，若事确然，那么，文字理论的来源似亦可得而解。因两河流域得早期居民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发明了成熟的象形文字，商民族既能输入古巴比伦的天文星历知识，则未必不能输入其文字也。唯星历之输入当在商代早期（相当于夏代的先商时期），而文字之输入则在盘庚时期。笔者的推想是，在盘庚时期商人输入了古巴比伦的文字及创制文字的理论和方法，商人巫史集团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利用传入的古巴比伦文字作为参考，再利用其造字理论，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丰富成熟的殷墟文字系统。若果真如此，那么殷墟文字从创造到完成就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看看西夏、契丹、女真的文字，他们也是在有其它文字作为参考的基础上创制的，从创制完成到推广使用，不过数年或十数年的时间。即使是殷墟文字首发其端比较艰难，也只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根本用不着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化时间。

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确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时期为最早，迄今为止，还未找出确切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6]。寻找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是目前卜辞研究界在一直追寻探讨的重要课题，而笔者认为盘庚到小乙时期的卜辞恐难发现。因为文字既肇始于盘庚、小辛，而据《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史记》（非司马迁书），盘庚在位18年，小辛在位21年，小乙在位20年，三王在位的年数共为59年，这段时间正是殷墟文字由产生到成熟定型的过渡阶段，这时文字并没有被广泛应用，更没有用来刻署甲骨卜辞。真正将文字广泛使用并用来在占卜后的甲骨上刻署卜辞的当是肇始于武丁。我们看看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字，其中有些字的写法还不止一种，盖其时文字系统创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有些字仍尚未完全定型。因此，目前即使发现了武丁以前的卜甲和卜骨，上面也不可能有卜辞，因为武丁以前尚无此行为，盘庚以前的甲骨就更可毋论了。

总之，仓颉即盘庚旬，沮诵即小辛颂，此二千多年来的谜团一旦解破，则为我国文字（汉字）产生于殷墟时期之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如果按此线索作深入的考察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庶几可得解决。

注释：

[1]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 《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2][4]姜可瑜《殷墟文字形成假说》 《文史哲》1992年第2期

[3]吴定宇《开辟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天地——论郭沫若对上古历史文化的穷本究源》 《郭沫若学刊》1999年第3期

[5]详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 科学出版社1982年

[6]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32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文章刊于《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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